第二章 黑格尔的现代政治共同体规划
尼采曾深刻地指出：哲人是最大的立法者 [1] 。因为一切人类社会，作为某种特定的共同生活的形态，必定要以某种特定的通贯的世界观或哲学为基础，因此，哲学领域发生的变化才是最为根本与深刻的变化，它标志着思想文化氛围最深层的改变，从而是观察社会变迁的首要观察点。黑格尔对此有着同样深刻的理解，并且对西方现代文明社会逻辑中所蕴含的危险趋势有深刻的洞察，而无论是其远虑还是近忧，对其出路的思考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在现代文化氛围中从理论上重建道德伦理秩序。
黑格尔所处时代堪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型期，整个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都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英国革命尽管并不彻底，但却使得“天赋人权”上升到了人间正道的高度，而法国大革命则以更加纯粹的原则性与空前的彻底性摧毁了法国上上下下几乎一切传统，并为此后世界范围内的几乎一切革命立下了范式。
法国革命的精神原则起源于并兴起于英国的个人主义，但是在欧洲大陆，经过卢梭、康德的道德革命与哲学革命之后，个人主义才具有了道德意义与更加彻底的革命意义，传统的宗教权威、政治权威与伦理权威在这种道德的个人主义面前均告失效，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原则的人民共和国成为了唯一合法的政体。它曾被广泛地认为将要解放全人类并造福全人类，然而这场革命却极为迅速地滑向了暴政。法国局势的骤变对德意志思想影响巨大，黑格尔与同时代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一样，从一开始的兴奋向往，到大失所望，最后归于冷静反思。只是，黑格尔的反思与众不同。
被称为完成了哲学领域一场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哲学，一般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原则乃至整个现代性原则的最高理论总结，然而康德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迅速受到德国浪漫派成员的批判，浪漫派试图以中世纪政制的庄重华美来取代虚妄低俗的现代共和国。与浪漫派关注于美感的做法不同，黑格尔的反思针对的是其原则。黑格尔认为，法国革命的失败乃是由于其精神原则必然导向这样的结局，因为个人意志的“自由”所解放的只是人的纯粹否定性，所以“绝对自由”只能导致“绝对恐怖”，因为唯有绝对恐怖的力量能够约束这种彻底失去约束的否定性。黑格尔由此确信，一切个人主义都无力担当实现人类自由的重任，以基督教为底色的中世纪政教并不能彻底摆脱个人主义的破坏，因而是不足取的，答案必须向个人主义顽疾尚未产生的时代寻找。正是在这样的探询过程中，古希腊城邦最终成为了黑格尔心中唯一的“自由”民族典范。
但是，古希腊城邦这一“幸福的意外”不但无力抵抗哲人苏格拉底式的“个人主义”，就连对城邦之中家神与城邦之伦理冲突也无可奈何，否则安提戈涅的悲歌也不会成为古希腊城邦政教逻辑无法开解的死结。安提戈涅与苏格拉底之后，直接回归古希腊已经没有可能，黑格尔必须用一个全新哲学体系在现代个体的世界中重建自由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