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格拉底问题

苏格拉底问题是一个极为特别的问题。在对“伪善”与“僭越”的形成机制与过程进行演绎的最后，黑格尔提到了“反讽”（die Ironie），并令人惊异地将柏拉图与苏格拉底进行了区分。黑格尔认为，柏拉图从来没有沉迷于“反讽”而是用实体性的理念世界结束了所有充满“主体性”的没完没了的争论，这种争论的最著名代表恰恰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用这种“仅仅是用来反对人的谈话态度”仅仅处理了那些缺乏教养者与智术士类型的“意识”，而没有展示理念本身。 [1] 黑格尔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处置方式使得我们不得不问，对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政治意涵，自称有“政治膏肓”的黑格尔是否给予了足够严肃的对待。

《哲学史讲演录》记录了黑格尔对苏格拉底最为详细的述评，最终的结论与黑格尔其他著作中并无不同，主要仍是这两条：一是苏格拉底的思想缺乏稳固的具体内容，二是为个人主体性“道德”的泛滥打开了缺口。讲演录中相关部分的主体篇幅都是用来叙述这两个不足的。但是，那些不甚符合黑格尔辩证法逻辑的部分却似乎透露出了他本人对苏格拉底的尊崇以及复杂的情感。

苏格拉底最令人叹为观止之处在于其令人难以想象的生活方式，他与各色人等的不断的对话使得黑格尔认为这才是他“一生的真正事业” [2] ，而其他的政治、军事方面的活动则几乎不足道。在将政治活动剔除之后，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达到了一个令人无比向往的境界——“知行合一”：“他的哲学和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是他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是一回事；他的哲学活动绝不是脱离现实而退避到自由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去的。” [3] 也就是说，哲学家的“行动”并不在于要去参加行政、立法、司法或战争等军国大事，而在于对城邦中各类人的教化并从而成为文化的真正领导者。但是，这样的“行动”或“知行合一”并不是凭借顽强的意志就可以达到的，这个“合一”对教导的具体内容、具体方式以及教导者的品质都有极高的要求。

也正是从这三个方面综合来看，人们才能够理解苏格拉底在西方文明史上独特地位的由来。苏格拉底的教导方式正是著名的反讽（die Ironie），所教导的具体内容是关于“德性”的思考。而关于其本人的品质，黑格尔是这样表述的：“苏格拉底是各类道德德性的典型：智慧、谦逊、俭约、有节制、公正、勇敢、坚韧、坚持正义来对抗僭主与平民，不贪财，不追逐权力。苏格拉底是具有这些德性的一个人——一个恬静的、虔诚的道德形象”。 [4] 三者的结合构成了苏格拉底作为哲人的一生。并且，三者之中，最难得的是最后一项。而在所有不属于黑格尔术语体系的词汇中，最重要也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德性”（die Tugend），这也是黑格尔无法用其体系的特有术语予以转化、消化与容纳的为数不多的希腊词汇之一，无论怎样搭配使用精神、自在自为、主体性、客体性、普遍性以及特殊性等概念，都无法准确到位地解释德性。

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一点，黑格尔有着无比清晰的认识：“应当连带指出，当说到古代人的品性时，比说到现代人时更可以将这些德性称为德性。在古代人，这些品性一般地是具有德性的性质的（德性，亦即个体性，与宗教性相对立的）……而对于我们，这些德性却不是个人的特点或这个个人的固有的产物，而习惯把它们看作存在，看作责任；因为我们对普遍有更强烈的意识，把纯粹个人的东西、个人的内部意识看作本质，看作责任，看作普遍的东西。因此，对于我们，德性实际上或者是禀赋或天赋的一些方面，或者具有一般的必然的形式。” [5] 这段话展示了黑格尔对于古今之别极为清晰的意识，同时也展示了现代思想的一个重大问题，即：现代思想无法理解古典政治哲学最关心的德性。在现代思想的视域中，行为准则要么是外部强加的，也就是“客观”的、“存在”的或“必然”的，要么是自我订立的普遍准则，主动认同并选择也包括在内。以这样的简单视角，如何能够理解德性呢？亚里士多德对这一根本问题做出过最深刻的探讨与回答：人的灵魂当中只能形成三类事物，能力、情感与品质。从种属上讲，德性属于品质；而从属差上讲，德性则是“既使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它将决定一个人对其能力的使用以及一个人对特定的人或事物的情感；从其对行为的具体影响上讲，德性体现在意愿、选择、考虑以及希望等每一个重要环节上；从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上讲，德性体现在生产制作、交易、理财、立法、司法、行政、战争、教育等一切部类之中。 [6] 因此，德性看上去是“个人的”，然而其实质内容的展开却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古典哲人对于德性的思考是能够涵盖并处理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所有重大主题的，甚至其中也包括了对于现代思想而言至关重要的“主体性”问题，因为古人谈论的德性都是具体的某个人的德性，德性的培养与运用也都要求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尽最大可能地发挥其主体性去考虑、去意愿、去选择，并且，对于德性而言并不存在抽象的“标准”、“模式”或任何“教条”。因此，德性原则的内涵是极为精妙丰富的，它甚至是唯一真正人文主义的原则，这也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定为城邦唯一正当目的的原因所在。但是，现代思想并没有深入德性的逻辑之中进行考察，从而误将德性理解为对某种客观法则的某种“无我”的遵从。

这一错误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首先模糊了城邦礼俗与德性原则之间的差别，从而将极具主体性的德性原则降低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其次它也模糊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作为某种活的原则，德性原则既能成为城邦礼俗的批评者，也能成为其改良者。最后，作为这两者的新对立物的现代道德，一方面无法取得城邦礼俗那样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又不具备德性原则中所蕴含的建设性，从而只能将前两者之间偶然矛盾变为必然矛盾，并进一步将这一矛盾升格为自由与自然的对立，亦即个人权利与自然必然性的对立。这个人为制造的对立显然将使得前者获得无须理由且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现代道德在政治上的不足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得到了集中展示，不必重复。

问题是，既然黑格尔显然明了苏格拉底德性原则的丰富内涵，并且对于现代道德意识问题重重的本质都有充分的理解 [7] ，何以黑格尔没有抓住这条线索继续深入呢？尤其是当我们读到黑格尔对于苏格拉底谈话方式中所蕴含的“最完美的阿提卡文雅风度” [8] 的向往时，我们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黑格尔一方面要将苏格拉底与古希腊城邦的“伦理”都归入“存在”，另一方面又在其与现代的“道德主体”之间建立起联系？

黑格尔在试图用“个体性”（die Individualitaet）解释苏格拉底或古希腊的“德性”时，令人难以理解地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个性作为个性是屈从于一般伦理的” [9] 。但是，苏格拉底获得的罪名说明，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苏格拉底对于正义问题的思考和对话并没有“屈从”于任何“存在”，但同时也并不是城邦既有礼俗的敌人，另外，苏格拉底言行的目的也不是“个人”——“他的哲学的实质和目的，就是把个人的个别行为化为一种有普遍意义的行为” [10] 。黑格尔矛盾百出的分析显示出其处境的艰难，一方面是对以苏格拉底为最高代表的高雅生活方式以及人性高度的理解与向往，另一方面是对当代欧洲文明的责任，因为苏格拉底所秉持的德性原则的特殊性质将使得现代人的概念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而现代概念体系的危险则意味着启蒙欧洲已遭遇现代性与基督教文明的双重危机。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特殊的责任感，黑格尔才对基督教与现代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这同时也是一次褒扬式的全面改造。 [11]

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区分中看出这一改造工程的微妙与艰难。在谈及古典时代的“个性”时，黑格尔特意将伯利克里选定为政治家的代表，也就是说，作为第一位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及其后学竟然与政治没有了直接的关系。这个在政治与哲学之间强加的隔离显然是问题重重的，首先，伯利克里并不是政治家的典范，即便他也许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但他并不曾为雅典在道德、文化以及国力等方面的提升作出过突出贡献。对于伯利克里而言，“政客”也许是比“政治家”要恰当得多的称号 [12] 。其次，根据一个基本的常识，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文教都是第一要务。从这个常识出发，将苏格拉底“限定”在哲学领域显然是不妥当的。黑格尔几乎从一开始就宣称，哲学应当为国家服务，并且一直从政治与逻辑两方面来分析评价一切哲学与哲学家，何以到了苏格拉底这里，哲学就变得如此“纯粹”了呢？最后，黑格尔的伦理国家可以不需要苏格拉底认真探讨的德性么？可以不需要统治阶层的成员以其各自的理性统驭其各自的激情与欲望么？可以不严肃认真地教育培养护卫者么？可以不需要尊敬哲学家，不尊敬道义与文化么？离开了这些，政治权威能够牢固树立、政治秩序能够建立并保持下去么？答案都是否定的。黑格尔在树立君主权威与国家观念的同时，从来没有忽视过道义与文化，也没有忘记作为护卫者的“普遍等级”的品质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黑格尔之所以心悦诚服地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称为“人类的导师”（Lehrer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13] ，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实是苏格拉底给了他们以及黑格尔本人最深刻与最根本的教导。

但是，黑格尔不得不对苏格拉底进行批判，同时也不得不勉强以“占卜”问题与“精灵”（Genius，daimonion）为借口来批评那个时代的落后与苏格拉底“不完全”的主体性，并将阿尔克比亚德和克里提亚的罪过算到苏格拉底的账上 [14] 。也就是说，黑格尔是在有意避开德性问题，正如其在《法哲学原理》中谈及“善”时有意无意地避开了统治者责任这一话题一样，但是，逃避显然不是办法，它只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比如历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