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国黑格尔研究概况
黑格尔思想是在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风潮中来到世界精神之旅启程之地的。自马君武1903年撰文介绍以来已有百余年的时间，经过数代学人的努力，我国的黑格尔研究也可称是自有统绪，并且不同时代的研究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特点 [78] 。
晚清民初时的先驱人物多有救亡图存的博大情怀，并且多是横跨政学两界，黑格尔研究者中张君劢堪称杰出代表。张君劢之所以呼吁人们关注黑格尔，是由于黑格尔的政治关怀实为当时中国所急需。黑格尔曾于《论德国状况》文首痛陈：德国已非一国。张君劢深有感于黑格尔的呼告而写道：“惟黑氏能高呼德意志之不国，然后德人始知其不国，而勉于成国，不知吾国人亦有自视其国之不国，而矍然警觉者乎？亦有惕然于不国之状，而勉求其所以成国者欤？然则所以纪念黑氏百年忌辰者，孰若以黑氏告其国人者，以为吾同胞处此国难临头之日之忠告乎？” [79] 以政治为切入点，显示出了中国政治文明传统的独到眼光。而张君劢以传统天人架构解读黑格尔，更是能够一眼看出黑格尔哲学胜过康德的地方。黑格尔独有的“思即有”公式可谓是以天道贯穿万物，唯有如此，国家才有了坚实的道义基础。对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张君劢总结了四点：“第一，国家在现代人类文化之境界中，确为人类最高团体。第二，国家为民族生死与共之体，非保护个人权利之机关，此点在外患侵入时最为显著。第三，国家无对外国防计划者，不足以言立国。第四，国家内部之团结，必以政府与全体国民相亲相爱为前提，此即黑氏所谓道德的一体。” [80] 在《黑格尔之哲学系统及其国家哲学历史哲学》中，张君劢补论了黑格尔哲学诸概念的历史渊源、其历史哲学的逻辑以及黑格尔在哲学史中的地位，并进一步呼吁“愿国人之治欧洲思想者，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应用的论理学（即逻辑学），进而研究形上学中之论理学大家之黑格尔” [81] 。
张君劢的理解可谓是“大醇小疵”。以心系民族命运的博大情怀去体会黑格尔哲学的政治意涵，堪称是最重要的方法论。然而，张君劢考察黑格尔历史哲学时却对“历史终结”命题毫无措意；而在考察国家哲学时，却又强调“相亲相爱”，而没有注意到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个人主义基调的警惕与防范；论及西方哲学时，未能明了其中的统绪之别而误将柏拉图、康德与黑格尔之“绝对”与基督教的上帝等同了起来。
与张君劢相似，牛津大学首位华人哲学博士、素有“东方黑格尔”之称的张颐早年也曾投身社会运动，后来则负笈西行以向西方求取强国之道，因此，张颐的论述比张君劢更加系统细致，也更多学院风范。张颐的博士论文《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堪称汉语黑格尔研究的典范之作，全书以《伦理体系》《精神现象学》《哲学全书》以及《法哲学原理》为核心文本详考黑格尔伦理（政治）思想。张颐认为，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最注重的乃是人类社会历史生活，其国家学说强调的是整体性与等级制，而其等级体系又与柏拉图思想颇有亲缘，并且坚信唯有一个强大、统一且由贤能之人统治的政权才能拯救德意志民族 [82] 。
另外，张颐对黑格尔也有批判，首先是其体系的名实不符，黑格尔强调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然而现实世界并未达到理想状态，因此黑格尔实际上是将普鲁士的“现实”理想化了；其次，黑格尔的“泛理智论”伦理思想对理性的强调有片面之嫌；再次，其法哲学对市民阶层有明显贬低，因而也有“不公”之嫌；最后，黑格尔应当将形而上辩证法与伦理学辩证法区分开来。 [83] 这最后一条似乎是要迫使黑格尔重新回到“理论/实践”的截然二分，然而黑格尔的所失似不在此。
“二张”之后，黑格尔研究蔚然成风。贺麟、张世英、王玖兴、王元化、梁志学、杨祖陶等诸多杰出学人，研译并重，承前启后，成就斐然。诸位先生在阐明黑格尔哲学之形而上学源流内涵、精神文化意义以及与马克思主义之关联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近三十年来，西学潮涌而入，其势大过百年前之东渐，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盛极一时，政治理论上亦呈百花齐放之貌。黑格尔研究虽然再难负“显学”荣名，然而其政治思想研究却有推进，这与自由主义的盛行有重大关联。郁建兴站在左派的自由主义批判立场上，将黑格尔列为在此批判传统中完成了自由理论重建工作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则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自由从政治解放推进到了人类解放 [84] 。而高全喜则着力论述了黑格尔与自由主义之亲缘性，强调黑格尔法哲学中罗马法的影响，并将其政治思想概括为“权威自由主义” [85] 。
中国黑格尔思想研究的发生与流变与西方世界大致同步，但由于中国文明传统与近代独特的历史命运而颇多独特之处，先驱人物多怀有传统天人思想，故能有更多同情式理解并寄融通中西之宏愿，中后期诸多学人则心系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伟大事业，故更偏重黑格尔与现代思想或政治理论的关联。
[1]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19页。
[2] Johannes Hoffmeister eds.，Briefe an und von Hegel ，Bd 1（Hamburg：Felix Meiner，1952），p.186.
[3] Henning Ottmann，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Bd 3：2（Stuttgart，Weimar：Metzler，2008），p.270.
[4] Karl Löwith，die hegelschen Linken und Rechten （Stuttgart：Frommann，1962），p.3.
[5]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99～202页。
[6]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03页。
[7]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06页。
[8] Karl Löwith，die hegelschen Linken und Rechten （Stuttgart：Frommann，1962），p.213.
[9] 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63页。
[10] 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72页。
[11] 从马克思开始，社会理论开始取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Bryan Turner，“Introduction”，in Karl Löwith，Max Weber and Karl Marx ，trans.by Hans Fantel（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二篇。
[12] Shadia Drury，Alexandre Kojève：The Roots of Postmodern Politics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reface”.
[13]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205页。
[14]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206～230页。
[15]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206、642页。
[16] 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邱立波编译，华夏出版社，2008，“编译者前言”。
[17] 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邱立波编译，华夏出版社，2008，第682页。
[18] 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邱立波编译，华夏出版社，2008，第335页。
[19] 自由主义在其历史流变中已然面目全非，正是由于其与时缱绻的“包容”态度和自我修正使得其仍不失为当世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社群主义等与自由主义已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这些争论完全可以认为是自由主义大阵营内部的派别之争。Michael Freeden，Liberal Languages：Ideological Imaginations and Twenty-Century Progressive Thoughts （Princeton，Oxford：Princeton Univ.Press，2005），pp.5-6.
[20] Joachim Ritter，Hegel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by Richard Winfield（Cambridge and London：The MIT Press，1982），p.36.
[21] Rudolf Haym，Hegel und seine Zeit （Darmstadt：Georg Olms，1962），pp.2-4.
[22] 培根的“idola theatri”意指阻碍人求知之四种俗见之一，直译为“剧场魅影”，即盲从传统或权威之见。Rudolf Haym，Hegel und seine Zeit （Darmstadt：Georg Olms，1962），第10页。
[23] Rudolf Haym，Hegel und seine Zeit （Darmstadt：Georg Olms，1962），pp.12-15.
[24] Hermann Heller，Hegel und der nationale Machtstaatsgedanke in Deutschland ，in Hermann Heller：Gesammelte Schriften ，Bd1（Tübingen：Mohr，1992），p.23.
[25] E.F.Carritt，“‘Reply’，and ‘Final Rejoinder’”，in Walter Kaufmann eds.，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Atherton Press，1970）.
[26] 胡克讥嘲黑格尔匍匐于既有权威之前，而睥睨于反对者之上，甚至不惜诬陷弗里斯而致使其身陷官司，如此褊狭之人，竟有里特尔、佩尔辛斯基（Z.A.Pelczynski）及诺克斯（T.M.Knox）等人为之翻案，甚至将黑格尔纳入“自由主义”阵营之中，简直荒唐。Sydney Hook，“‘Hegel Rehabilitated？’and ‘Hegel and His Apologists’”，in W.Kaufmann eds，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pp.65-70，88-95.考夫曼对双方均有批评，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个概念已然混乱不堪，而双方均无人考其词义，便开争论。尽管如此，此等令人沮丧的争论至少可令人不再认为学术乃毫无生气、乏味不堪，或学者并非“人性的，太人性的”。毕竟，“哲学始于‘主义’之外”。Sydney Hook，“‘Hegel Rehabilitated？’and ‘Hegel and His Apologists’”，in W.Kaufmann eds，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第7～9页。
[27] Kirk Willis，“The Introduction and Critical Reception of Hegelian Thought in Britain 1830-1900”，in Victorian Studies （1988 Autumn）.
[28] “卡尔斯巴德法令”即书报审查令。Knox，T.M.，“Hegel and Prussianism”，in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
[29] Joachim Ritter，Hegel and the French Revolotion ，p.59.
[30] Shlomo Avineri，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The Cambridge Univ.Press，1972），p.x.
[31] Shlomo Avineri，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The Cambridge Univ.Press，1972），pp.66-72.
[32] Shlomo Avineri，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The Cambridge Univ.Press，1972），pp.240-241.
[33] Shlomo Avineri，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The Cambridge Univ.Press，1972），p.188.
[34] F.R.Cristi，“The Hegelsche Mitte and Hegel’s Monarch”，Political Theory （Vol.11，1983）.
[35]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80～81、101页。
[36] Avineri，Shlomo，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p.240.
[37] 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2，第19页。
[38] 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2，第20～21页。
[39] 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2，第572、692页。
[40] 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2，第831～832页。
[41] 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2，第826页。
[42] 罗伯特·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意识的满足》，陈虎平译，华夏出版社，2006，第330～332页。
[43] 例如，黑格尔在批判原子论哲学时给出的理由竟然是：它在政治上很危险。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第98节。
[44] Robert Pippin，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On the Dissatisfactions of European High Culture （Cambridge：Basil Balckwell，1991），pp.32-39.
[45] Robert Pippin，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On the Dissatisfactions of European High Culture （Cambridge：Basil Balckwell，1991），pp.46-57，72-79.
[46] Robert Pippin，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On the Dissatisfactions of European High Culture （Cambridge：Basil Balckwell，1991），pp.164-167.
[47] Robert Pippin，Idealism as Modernism：Hegelian Variations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97），pp.419-450.
[48] Robert Pippin，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8），“Introduction”.
[49]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卷），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472节。
[50] 在尼采的思想世界中，文化的品秩是高于政治的。“在主要的事情上——这始终是文化……”尼采：《偶像的黄昏》，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八章，第5节。
[51] “真正的哲学家是下命令者和立法者。”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漓江出版社，2000，第211节。
[52] “真正的哲学家是下命令者和立法者。”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漓江出版社，2000，第204节。
[53] “真正的哲学家是下命令者和立法者。”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漓江出版社，2000，第202节。
[54]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卷），第475节。
[55]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卷，第477节。
[56]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69页。
[57]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卷），第170节。
[58] 尼采：《朝霞》，田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三部分，第193节。
[59] 朱迪丝·史珂拉：《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左高山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编者前言”。
[60] Judith Shklar，“Hegel’s Phenomenology：An Elegy for Hellas”，in Pelczynski eds.，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71），p.88.
[61] Judith Shklar，“Hegel’s Phenomenology：An Elegy for Hellas”，in Pelczynski eds.，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71），p.87.
[62] Judith Shklar，“Hegel’s Phenomenology：An Elegy for Hellas”，in Pelczynski eds.，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71），p.86.
[63] Judith Shklar，“Hegel’s Phenomenology：An Elegy for Hellas”，in Pelczynski eds.，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71），p.88.
[64] Judith Shklar，“Hegel’s Phenomenology：An Elegy for Hellas”，in Pelczynski eds.，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71），p.89.
[65] Jutith Shklar，“Hegel’s Phenomenology：The Moral Failures of Asocial Man”，Political Theory ，Vol.1，No.3，August，1973，p.259.
[66] Jutith Shklar，“Hegel’s Phenomenology：The Moral Failures of Asocial Man”，Political Theory ，Vol.1，No.3，August，1973，p.260.
[67] Jutith Shklar，“Hegel’s Phenomenology：The Moral Failures of Asocial Man”，Political Theory ，Vol.1，No.3，August，1973，p.259.
[68] Judith Shklar，“The Phenomenology：Beyond Morality”，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27，No.4，Dec.，1974.
[69] Judith Shklar，“The Phenomenology：Beyond Morality”，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27，No.4，Dec.，1974，p.602.
[70] Judith Shklar，“The Phenomenology：Beyond Morality”，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27，No.4，Dec.，1974，p.603；史珂拉以上述三篇文章为基础扩成论著一本，参见Judith Shklar，Freedom and Independence：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Ideas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Mind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6）。
[71] Steven B.Smith，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Chicago，London：Chicago Univ.Press，1989），p.49.
[72] Steven B.Smith，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Chicago，London：Chicago Univ.Press，1989），pp.31-49.
[73] “或可言，黑格尔仅以历史材料阐明其道德与政治擘划，别无他求。”Steven B.Smith，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Chicago，London：Chicago Univ.Press，1989），第213页。
[74] 史密斯本书中的主要论敌。Steven B.Smith，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Chicago，London：Chicago Univ.Press，1989），序言。
[75] Steven B.Smith，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Chicago，London：Chicago Univ.Press，1989），第226～230页。
[76]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49页。
[77] Steven B.Smith，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p.2.
[78] 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9] 张君劢：《黑格尔之哲学系统与国家观》，载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36页。
[80] 张君劢：《黑格尔之哲学系统与国家观》，载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43页。
[81] 张君劢：《黑格尔之哲学系统及其国家哲学历史哲学》，载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46页。
[82] 张颐：《张颐论黑格尔》，侯成亚、张桂权、张文达编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第22～24、35～36、89～90页。
[83] 张颐：《张颐论黑格尔》，侯成亚、张桂权、张文达编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第23、90、97页。
[84] 郁建兴：《自由主义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黑格尔政治哲学及其影响》，学林出版社，2000。
[85] 高全喜：《黑格尔的法权哲学》，载高全喜主编《西方法哲学演讲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