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
【诗人小传】
（1190—1257） 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幼年随叔父宦游，贞祐初，南渡流寓嵩山登封。兴定进士，正大元年中宏词科。历任儒林郎，国史院编修官，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官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诗词风格沉挚苍劲，多伤时感事之作。《诗论绝句》三十首崇尚天然，反对柔靡、雕琢，在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地位。有《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续夷坚志》四卷、《新乐府》四卷等，并编辑整理了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十一卷。
岐阳三首（其二）
元好问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
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
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赏析】
元好问生活在女真、蒙古两少数民族政权沧桑变革之际，备经国破家亡的苦痛，亲睹人民颠沛、满眼疮痍的社会现实，他感时而作的许多作品，感情激越，风格苍凉，继承杜甫、陆游这类诗篇的传统艺术特色，而又自创面目，不同于后代明七子的摹拟。作者是历史的见证人，作品是一代的诗史。
《岐阳三首》写于汴京沦陷前夕。这里选录的是第二首。前半首写岐阳战事，后半首写由战争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景象，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岐阳如此，其他侵略铁蹄所蹂躏的地方也是如此。因此，作者禁不住发出呵壁问天的悲愤，对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统治阶级所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导致社会的破坏、生灵的涂炭进行控诉。
岐阳，当时属凤翔府。诗中所反映的战役，是金哀宗正大八年，即蒙古窝阔台汗三年（1231）四月，蒙古破金凤翔的一役并及其前后的事。这时，作者在金汴京城中任左司都事之职。
开头两句，总写十年多来，蒙古统治者侵犯陕西的战事。百二关河指陕西；百二，一百的二倍，一说是以二敌百，典故出于《史记·高祖本纪》：“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关河，指陕西的潼关、大散关、黄河、渭河等。横草，原指军行所至，野草被践踏而横倒，语出《汉书·终军传》，这里借指杂草，“草不横”即野无青草之意。秦京，陕西的首府长安，为周、秦、汉、唐京都所在，这里泛指陕西全省及其邻近之地。十年戎马，可自金宣宗元光元年即蒙古成吉思汗十七年（1222）算起，这年，蒙古攻金河东（属山西，靠近陕西，辖地中一部分属陕西）、陕西，次年，蒙古攻金凤翔不克。金哀宗正大四年即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蒙古破金洮河、西宁。十二月，蒙古兵入京兆（即长安），金收兵保潼关。正大六年即蒙古窝阔台汗元年（1229），六月，蒙古议南伐，十月，蒙古兵入金庆阳界。金请缓师被拒。正大八年四月，蒙古破金凤翔，九月，蒙古破金河中。开兴元年即蒙古窝阔台汗四年，二月，金潼关降于蒙古。两句中包括了这许多战事，诗句用一“暗”字，集中地渲染了战地天日无光的阴暗场面。三、四两句，“岐阳西望”是倒装语，即西望岐阳，作者身在汴京，秦地在西，故云“西望”。“无来信”，则因开兴元年二月金潼关降敌后，陕西与汴京之间，信息已断。陇水一句，包括洮河、西宁、庆阳等战役在内。“闻哭声”，写得如闻其声。贴定秦地实写，到此已足。五、六两句便把战地画面展开，野蔓萦绕的是战骨，极无情事，却说是“有情”，正言若反，极意形容战地无一生人，野蔓只得与战骨为缘，好像是“有情”了。这是把野蔓拟人化的表现法。残阳也是无感情的，随处可以照到，可是现在照的是空城，残阳是无意的，而且那些陷落的城池，哪一座不被侵略者屠杀一空，残阳虽要避免而不照，也不可能。这样，对侵略者的残杀罪行，暴露得更加深刻，而作者在诗句的声泪俱下中所含蕴的悲愤，也更能激起读者的共鸣。全诗也正在这里显示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最后，作者在呼天申诉中，把一切归罪于蚩尤。争遣即怎遣，五兵，矛、戟、弓、剑、戈。蚩尤，是神话传说中“九黎”的君长，有蚩尤受金作兵伐黄帝的说法。作者在这里，是借以指人类最初从事战争的罪魁。这一问，问得无可奈何，言外之意，是要消弭战争。然而在元好问的时代，作者是无法作出正确答案的。
女真、蒙古的战争，是我国内部民族矛盾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矛盾的问题。制造两个民族战争的，是该民族当时的统治阶级（当然，即在当时，他们也有推动历史发展的一面），而各民族的战士、人民，都是被迫上战场的，被迫害的。经过战争，各个民族又经历融化合作的过程，而形成中华民族。然而，这不是当时的统治者自觉意识到的。我们今天读这类诗歌，只是为了增强我们对旧时代罪恶的统治阶级罪行的憎恨，决不是把这种罪行加给这个或那个民族的人民，这又是我们欣赏元好问这一诗篇时应该认识到的。
（钱仲联）
颍亭留别
元好问
同李冶仁卿、张肃子敬、王元亮子正，分韵得画字。
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画。
【赏析】
元好问在正大元年（1224）五月应词科合格，权国史院编修，时年三十五岁。次年夏辞官归登封。这首五古即是写于正大二年在颍亭与友人作别之时。颍亭在河南登封，地当颍水上游。登封是元氏流寓河南时的第二故乡，前后共住九年，他曾长期在这一带盘桓漫游。诗中小序所提到的三人都是来为元氏送行的友人。李冶字仁卿，真定（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人，金正大末登进士第，曾为元好问文集作序。张肃字子敬，曾任提刑之职。王元亮字子正，后改名粹，平州（治所在今河北卢龙）人。临别之际诗人与友人分韵赋诗，遂有此作。
首二句交代行前依依惜别的情景。“故人”犹言老友，“分携”即分手。临别在即，老友留恋不舍，他们来到了颍水之滨，诗人停下了将要归去的车驾，与友人互道珍重。
接下去诗人却并未循此而抒发依恋惜别之情，却是宕开笔墨，展现出寥廓旷远的山川景物。“乾坤”与“万景”对举，境界殊为阔大；“展”字与“借”字下得巧妙。“展”用如使动词，“清眺”指人的视野。高天远地一下子令人眼界大为开阔，眼前展现出无限清景。“借”乃“假借”之意，即对人宽容或友好，诗人在此用拟人手法，将大自然写得富有生命与灵性，那天地万象似乎对人特别有情意，纷纷呈现出自己的千姿百态。接写北风雪飘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运行不息。“太素”乃是古代对构成宇宙之物质的称谓，即形成天地万物的素质。班固《白虎通·天地》云：“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秉”即操持、掌握。“元化”谓大自然的发展变化，犹言“造化”。这里是说物质的元素主宰着大自然的演化，秋去冬来，风霜雨雪，莫不如此。放眼眺望，连绵的群山嵯峨高峻，压根儿就翻不过去似的。“了”作为副词，作“根本”、“完全”讲，多用于否定句式中，用以加强否定语气；“陵跨”即跨越。此处下一“了”字，将高山巨嶂那种突兀峥嵘的气势表现得极为充分。“九山”指的是轘辕、颍谷、告成、少室、大箕、大陉、大熊、大茂、具茨九座山岭。“九山”二句写山势，“寒波”二句则写水态。此处的水当指颍水。诗人在此有意渲染水上景色的闲静悠远，以与上面山势之震慑人心的气势形成对比，收到对比映衬的艺术效果。为了突出这种悠静的格调，诗人特为选用了曼声长语的叠词，以造成一种悠远不尽之致。值得一提的是“淡淡”一词，它用色彩的效果来写微波涟漪的动荡不定，更能传其轻盈渺远之神，较之用表现动态的词语来形容更具神韵。潘岳的《金谷集作诗》就有句云：“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又“白鸟”是指那种白色的鸥鹭之类的鸟，如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江湖多白鸟。”《雨》：“白鸟去边明。”诗人们喜欢写其意态悠闲，如杜甫《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浴凫飞鹭晚悠悠。”元氏的这一联诗不施藻绘，纯用白描，用素朴的语言、谐婉的音节、工整的对偶写出了一种淡雅的意境，传达了一种悠然远韵，不仅流利可诵，而且令人神往，难怪受人激赏而被目为全诗之警策。不仅如此，它还妙在写出了诗人与大自然晤对时无意间触目兴怀，会心感悟的那种意态心境，王国维称此联为“无我之境”，他在《人间词话》中指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他将元氏此联诗标为“无我之境”的代表之一，评价是很高的。所谓“无我之境”实际上就是主体在较平静的心境中以直觉去观照外物，达到与客体的交融无间，因而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时主体因客体的触发而怦然心动，悠然会心，因而周振甫称“无我之境”，“实际上就是触景生情”（《诗词例话》）。那么诗人在此究竟触动了什么感情呢？这就是诗的最后一部分所要传达的。
如果说人在“无我之境”中暂时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心理平衡，那么一旦平衡消失，则心底的波澜又会涌动翻卷。诗人面对此景不禁道出了“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的感慨。至此诗人点明了这段写景的用意，他是用大自然的终古如斯与生生不息来反衬自身的躁急心态。读书仕进本是封建知识分子执着的人生目标，而元氏此次为官一年即辞职离京，想来定有未惬心意的遭遇；强敌压境，国势日蹙的时世也使他无心为官，故而匆匆怀归。自我与客体的两相对照，隐然流露出自愧不如之意，故而下面发出了深沉的感慨：在俗世尘土中汲汲奔走，孜孜以求所谓“功名”，不仅辜负了饮酒赋诗，而且徒足令人悲叹。“壶觞”一句之解颇费斟酌，但结合诗人同时期的作品来看，毋宁作如是解，即此句为“负壶觞吟啸”之倒文。元氏对陶渊明十分景慕，亦嗜饮酒，且模拟陶诗作有《饮酒》（与本诗同年所作），诗云：“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余醉乡地，中有羲皇淳。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可见他之嗜酒乃是对现实失望之后的逃遁之举；而要奔走尘世就难做醉乡中人了。同时所作之《颍亭》云：“胜概消沉几今昔？中原登览足悲哀。远游拟续骚人赋，所惜匆匆无酒杯。”也可为此解作佐证。如此，则返观前面的写景，不难发现其赋而兼比的象征意义，实际上正是诗人向往的一种人格的、精神的境界。如果说峥嵘的山势表现了诗人对一种崇高人格的追求的话，那么悠闲的水、鸟则象征着冲淡闲远的襟抱气度。大自然是永恒的，像屹立的巍巍群山；它又是永远在运动的，就像流水和飞鸟。借用哲学的语言，它就是“自在之物”；它的生息变化，都是“自化”（庄子语），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而牵于物欲的人就难免自叹勿如而心向往之了。诗的最后写他回望送别的友人，但见平林漠漠，溟濛一片，淡远如画。这里与其说是写惜别留恋，还不如说表现了消解离情、冥合物我的一种精神境界，一切的伤离恨别都消融于这淡远的景物之中，实际上就是对前面的“无我之境”的一种回归。
分析至此，我们确实可以看出，这真是一首与众不同的留别诗。它没有将笔墨化在写离情别绪上，恰恰相反，它表现的是对这种情绪的超脱，通过大段的写景它表现出一种人生的解脱，对心灵超脱境界的向往，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这首诗，特别是诗中的景物描写的深意。全诗由交代离别折向眺望之景，又回到抒发感慨，最后复归为“无我之境”的超然，跌宕有致，而“怀归”二句实乃点题之笔，不可放过。作为五古，这首诗也体现出元氏的诗风。翁方纲《石洲诗话》称：“遗山以五言为雅正，盖其体气较放翁淳静。然其郁勃之气，终不可掩。”吟咏此诗，颇觉其古茂浑雅，有魏晋气度，尤近陶诗。全诗流贯着的那股冲淡闲远，渊然淳蓄的气度，真有陶诗之神，难怪王国维要将它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举。但此诗又非陶诗翻版，正如翁氏所言，“淳静”之外尚具“郁勃之气”，我们从那寥廓莽苍、雄峻博大的天地山川中不正可感受到这种元气磅礴吗？这和北方的地理人文、元氏的资质秉性都是密切相关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州万古英雄气”（《论诗绝句》）陶冶的结果。
（黄宝华）
游黄华山
元好问
黄华水帘天下绝 [1] ，我初闻之雪溪翁 [2] ，丹霞翠壁高欢宫 [3] ，银河下濯青芙蓉 [4] 。昨朝一游亦偶尔，更觉摹写难为功。是时气节已三月，山木赤立无春容。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 [5] ，海藏翻倒愁龙公。轻明圆转不相碍，变见融结谁为雄？归来心魄为动荡，晓梦月落春山空。手中仙人九节杖 [6] ，每恨胜景不得穷，携壶重来岩下宿，道人已约山樱红。
【赏析】
浮耸于河南林县境内的黄华山（又名“林虑山”），无论是在诗人登临时的元初，还是在七百余年后的今天，都未入“名山”之列。然而，在热爱自然、好以山林为友的元遗山心中，它的一峰一壑、一草一木，却都跃动着生命的独特气韵，表现着令他惊异的清奇魅力。
对于诗人来说，黄华山的奇境，其实只是在一次“偶尔”游观中的意外发现。“黄华水帘天下绝，我初闻之雪溪翁”———卜居此山的友人王庭筠，一再向元好问称叹美丽的黄华山，它有着怎样奇绝的水瀑飞洒，在它的插天峰下，还留有怎样古老的“高欢宫”，辉映在霞彩之中；当一条白练界破苍苍青峰，如“银河”般飞流直下时，那满壑的山石，又怎样像刚被洗濯过的清艳芙蓉，千朵万朵嫣然绽放……
雪溪翁毕竟了解元好问！他知道山水清美之景，对这位心境苍凉的晚年诗人，该是怎样一种诱惑。“昨朝一游亦偶尔”———元好问果然动心了。于是在那个幽静的早晨，诗人终于持着“九节竹杖”，来到了黄华山下。他自然全未料到，当他踏入黄华山中的时候，竟就同时踏入了纷纭的诗思也难以“摹写”的造化奇境。这就是《游黄华山》的开篇：它只是借着友人的称叹，如褰开一角遮掩黄华山的帷幔，让你对它的丹霞古宫、翠壁奇瀑，先只窥见一个朦胧、美好的虚境。你的全部好奇和欲往一游的意兴，由此与诗人一样，被浓浓地激发了。
现在，随着诗人探山寻水的轻快脚步，你似也走上了曲曲的黄华山径。“气节”是北地三月的早春，料峭的寒风里，天地无声、山木赤立（指树木还未发新叶），一切都恍如仍沉睡于漫长的冬季，哪里有春的气象呢？然而，耐不住性子的瀑布，先就以它的躁急巨响，泄露了山林的秘密。听！“湍声汹汹转绝壑”，那咆哮汹涌的水声，自绝壑处传出，奔湍而来、呼啸而去，仿佛还挟着“凛凛”的“阴风”。此时虽未见瀑布，然而单是那撼天震地的巨响，就足以令你心动而神往了。一过绝壁，飞泉的世界便倏地向诗人扑来。一瞬间，千丈的悬流，恍如银河倾倒、从天而泻。盈寸的眼眸中尽是这奔流着的银白水色。一向豪气干云的诗人溶入了神奇的大化，灵魂仿佛就是那瀑布脚下的青色芙蓉石，被濯洗得纤尘不染、“芥蒂”全无。一瞬间，那个国破家亡、栖迟零落、“动辄得谤讪”（《别李周卿》）的沉郁诗人不见了。天上地下，存在着的，只是一颗眷恋着自然、与自然对答的自由心灵———这种“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的痛快，这种毫无保留的灵魂的赤裸，与谪仙人李白“望庐山瀑布”时的“遥看”所感，当是别有不同的吧。罗丹曾说过：伟大的风景画家，“不仅在动物身上看见宇宙灵魂的反映，而且在树木、荆丛、原野、山丘中也看见。”“只是由于性情不同，给予‘自然’的灵魂也有所不同。”（《罗丹艺术论》）元遗山无疑是一位襟怀坦荡、轩昂豪迈的诗人，所以当他恣情于山水之间，“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柳宗元语）之际，手中的那支笔便格外雄奇，而他笔下的黄华水帘也自因此而不凡了：“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此刻瀑布飞洒在眼前、震响在耳边，也激荡在诗人的心底。它自高处落下，从一块岩石击向另一块岩石。鸣声轰然、飞花乱溅，宛如雷公霹雹；偶尔“日脚”（指穿过云层的阳光）反射到它身上，因为水珠和阳光结合，还会有缤纷的彩虹幻现。在这里，瀑布永远是主宰。听它的浩歌，势壮声宏，气魄之大，简直到了“骊珠百斛供一泻”的地步。可怜的只是海底凶悍的龙公，日日要愁苦于宝藏的大量流失了。伫立于瀑布边，水声之大、水势之猛，令诗人心惊，而水珠晶莹剔透、时分时合、却又互不相碍，更显得变幻莫测、惝恍迷离。诗人那“轻明圆转不相碍，变见融结谁为雄”的神奇一问，不禁要令人击节而赞，这该是天地间何其壮伟的景观啊！
黄华水帘的美，摄人心魄，诗人一别之后，仍是日思夜念、魂牵梦萦。“月落春山空”一句，恰正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恬静、空灵的图画（王维有“夜静春山空”句）。那已是诗人依依不舍离开黄华山的夜晚。他睡在山下的客舍之中，似还在重温白天游山所见的一切，句中的“晓梦”二字，使整个画面充满了一种追忆的感觉，我们仿佛看见诗人惆怅地披衣起坐，而他窗外那个春月悄落、夜幕笼罩着的山谷里，竟似又响起了瀑布豪壮的歌声。追忆总是美丽而又遗憾的，好在春去春来，那山樱烂漫的时光很快又会到来。那时候，他会记住今日山中道人的殷殷期约，他还会携壶重游、再高卧在这令人忆恋的、黄华飞帘的岩下的。
这首诗大约作于蒙古太宗九年（1237）是元遗山晚年的代表作之一。景色雄奇壮大，措语亦雄健豪迈，然而比起少年时那种“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水调歌头·赋三门津》）的气魄，毕竟已是稍有不如。这大抵是元遗山中年遭遇国难，处境困顿难堪而造成的吧。《蕙风词话》在评价这位“金之坡公”时曾说：“遗山之词，亦泽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而雄不逮焉者。豪而后能雄。遗山所处不能豪，尤不忍豪。牟端明《金缕曲》云：‘扑面胡尘浑未扫，强欢讴，还肯轩昂否！’知此，可与论遗山矣。”知此，我们也就会明白，诗人的黄华山一游，为何不是出于“特意”，而是“偶尔”；也就会明白，此诗中所说的胸中“芥蒂”，带有国破家亡的多重忧郁，因而必须借雄奇的黄华飞瀑始能冲洗了。
（张 巍）
注 释
[1].黄华山：即隆虑山，也称林虑山，在河南林县西北二十五里。山的北岩有瀑布。
[2].雪溪翁：即王庭筠，字子端，号雪溪。大定十六年甲科，官奉翰林。曾卜居彭德，买田隆虑，读书黄华山下。（《金史》本传）
[3].高欢：北齐神武帝。曾在黄华山插天峰下筑避暑宫。
[4].青芙蓉：这里指美丽的山石。
[5].骊：骊龙。骊珠是形容水的喷流如龙吐珠子一样。
[6].九节杖：古神话说，王烈授赤城老人九节苍藤杖，拄杖行地上，跑马都赶不上。
论诗三十首（其四）
元好问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赏析】
元好问早年（28岁）创作了一组很有影响的论诗绝句，共三十首，内容是纵论自汉魏以迄赵宋的许多代表性诗人、作品和流派，其中贯彻、体现着作者的诗学主张与鉴赏情趣。这是第四首，专论晋代诗人陶渊明。
陶诗，是一座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评论陶诗究竟从何处着墨落笔？这要看作者的立论宗旨、总体构想，也要受所用文体的制约。元好问写这三十首诗的总目的，在第一首中已开宗明义作了交代：“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十分清楚，他是有感于自汉魏以来诗作多如山积，但孰为“正体”即正确的创作思想、优秀的诗歌传统？可惜尚无人进行详细评说。而他自己则正要当仁不让，廓清诗史上的迷雾，疏通出一条“正体”航道来，以指导当代创作。诚如清人查慎行所说，元氏“分明自任疏凿手”。正是从这一主旨出发，同时又鉴于所用文体为诗歌特别是绝句这一高度凝练的形式，因此作者在对历代诗人进行评论时，都采取了鸟瞰的姿态，从大的方面把握其主要特征，并依据自己的观点和趣味予以粗线条的褒贬论列。
在上述这首评陶诗中，作者正是这样，一起笔就从总体风貌上抓住了陶诗的特点：“一语天然万古新”。认为陶诗句句天然浑成，无斧凿痕迹，直如天造地设一样，历久而弥新。这确是陶诗语言的主要特征，可谓不易之论。虽然这不是元氏的新发现，前人亦曾有论到者，但他用诗的语言将其归纳得更加精练警策，并且于客观的评论中蕴含着褒扬赞美之情，因此给人留下了更深刻、更强烈的印象。
诗的语言是同其内容相表里的。在内容上，陶诗表现的都是真诚淳朴的情愫志意，所以它们只需用简净自然的语言，而无需堆砌华美的辞藻，正像一位端庄淑美的姑娘不需要奢侈的粉黛衣着一样。相反，雍容冶艳的涂饰只能掩盖甚至破坏天生的丽质。剥落豪奢的外饰，方能显出纯洁无瑕的内美本色。元诗第二句“豪华落尽见真淳”的主要意蕴就在这里。它既是对陶诗特点作进一步的概括，同时也体现着作者本人的诗学理想。元氏论诗，力倡“以诚为本”说，即主张创作必须真诚地抒发胸臆，“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他鄙薄那些“排比铺张”、“斗靡夸多”的玩弄文字技巧的作风，在他看来，语言对于创作当然必不可少，但它充其量只是一种传情达意的工具，“心声只要传心了”，优秀诗人进行创作都是辞为情设，“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而在这类优秀的诗人中，元氏最为推崇的就是陶渊明，因此在这里予以豪华落尽、真淳自见的崇高评价。他在另一首诗中也曾激赏陶氏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可以看作是此句的注脚。
那么，陶渊明“真淳”的“胸中天”又复如何呢？诗的第三句“南窗白日羲皇上”即化用陶氏自况之语，形象地进行了描绘。由于天性的“任真自得”，以及对世俗的嫉恶厌弃，陶渊明常以上古人自居，例如在《与子俨等书》中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羲皇上人。”此话当为元诗所本。但他何以竟将“北窗”改作“南窗”？很可能是为使音调响亮清脆，避免低沉滞涩。不过也许是误记陶语所致，那也只是牝牡骊黄之差，无伤大雅。这句诗用典的妙处远胜于此，试想全诗一、二两句都是评论陶诗本身，先从外在语言风貌写起，进而深入到诗的内涵，底下当然要顺理成章地谈及诗人。但如何谈去？假如抽象概括、直白说出诗人人品如何高尚，情操如何高洁，那么以有限的文字既很难说得准确深刻，又会使诗味荡然。作者很懂得这一点，于是顺手引来现成典故，活脱勾画出了一位旷达天真、尘氛难染的隐士形象：白日当空，清风拂榻，或躬耕荷锄乍归，倚枕斜卧，闭目小憩；或手中随便翻着一本什么书，不求甚解，惟以心会。可见，诗中用典也不能一概否定，典故用得恰到好处，可以起事半功倍甚至无法取代的作用。
然而这七个字是否就能全面准确地概括陶渊明的情志性格呢？换言之，陶氏果真纯然是一位遗世而独立的隐者吗？作者又不以为然，所以接下来笔锋一转，再添一句：“未害渊明是晋人”，以收束全诗。这一句补得很重要，也很漂亮。先从诗意上说，它补足了陶渊明形象的全貌———既向往上古，欲超脱现实，而又终不能完全忘怀世事的似乎矛盾的双重性格。关于陶氏情志的这两方面，古代论者往往有偏。唐以前，人们多注目他隐居弃世一面，如颜延之称其为“南岳之幽居者也”；钟嵘也尊之为“隐逸诗人之宗”；白居易则说陶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这种倾向到宋代还时有出现，如辛弃疾在一首论陶词中说：“晚岁躬耕不厌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但自宋代后，论者总的说多着眼于陶氏忠于晋室，愤世有为一面。如真德秀说他“眷眷王室”，朱熹谓之“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即如辛弃疾，也更看重这后一方面，在另两首词中说：“向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在这个问题上，元好问的总态度是倾向于后者，细玩其“未害渊明是晋人”句语气，我甚至怀疑他就是具体针对辛词“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二句而发。但他的观点显然不像上述人那样偏激、绝对，他首先肯定了陶氏有上古人真淳质朴的一面，同时又指出他毕竟还是晋代人，没有、也不可能超脱现实。的确，陶氏虽常以上古人自许，但他确有关心现实、匡时济世的志向，“并非浑身是静穆”（鲁迅语）；同时，他虽有这一面，但毕竟又有别于高卧隆中、择主用世、鞠躬尽瘁的诸葛；更不同于竭诚谏主、悲歌泣血、愤怼沉江的灵均。他的归隐，不是守命待时，不是沽名钓誉，也不是精忠报晋，而实由其情志中确有喜爱“任性自适”的基因。比较起来，应该说元氏的看法是辩证、全面的。如果他确实含有批驳辛词之意，那么这批驳也恰到火候，在观点上没有矫枉过正之嫌；在态度上也温婉和平，只用了“未害”二字对辛词之偏微加匡正，不伤敦厚高雅之旨。
从艺术上看，这最后一句的转笔，也使全诗大为增色。试读前三句，一路写来，层层深入，固然很有气势，但都是直线挺进，有如滚滚长河。添上最后一句，则如淮流一转，立使全诗跌宕生姿，变化有致。最后的“是晋人”三字也下得含蓄，只从大处落墨，至于是什么样的晋人，譬如究竟是竭忠晋室，“耻事二姓”的晋人？抑或是愤世嫉俗，连晋王朝也不屑折腰以仕的晋人？是以诗反映晋代社会现实的晋人？抑或是诗风毕竟属晋，“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晋人？……言不尽意，诗无达诂，人们自可以发挥联想能力，去塑造自己心中的陶渊明形象。假如写得太实，反而限制了读者再创造的审美情趣。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曾流行一种说法：理论自理论，文艺自文艺，一用逻辑思维，一用形象思维。二者形同泾渭，两不搭界；甚至势如冰炭，互不相容。但是，成功的论诗诗却证明此话不宜说绝，理论和艺术原也可以联姻而孕育出一种优秀作品，既是很好的理论，又是地道的艺术。以上所析元好问这首绝句即是一个范例，它既能给读者以理性的启迪，又能给人们以审美的享受。因此，它寓于古代诗歌佳品之林，是当之无愧的。
（卢永璘）
论诗三十首（其七）
元好问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赏析】
据此诗题下作者的自注，诗作于金宣宗兴定元年丁丑，时年二十八岁。贞祐三年蒙古兵陷金中都。诗人家乡遭蒙古兵侵扰，他遂辗转流亡于河南一带，作此诗时正寓居于河南福昌县三乡镇（在今河南宜阳县）。这组诗尽管作年尚早，但其末首云：“老来留得诗千首”，则其晚年可能有所改定，由此我们也可推知，这组诗不只反映了他早年的论诗主张，也代表了他一生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上的祈尚。这组诗纵论古今诗人与流派，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堪称论诗诗中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借对北朝民歌《敕勒歌》的评价发表了自己的诗歌主张。诗人感慨自古以来有不少慷慨豪迈的民间歌谣，当时曾流传众口，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却湮没不闻了。这真是一桩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所幸还留下了一曲脍炙人口的《敕勒歌》，让人能仿佛其一二，体味这种刚健豪壮的英气雄风。诗中的“穹庐一曲”即指此。史载北齐神武帝高欢攻周玉璧，死伤惨重，神武在军中使斛律金唱此歌，自己从旁和之。其歌本为鲜卑语，翻译成汉文后遂成长短不齐之语，歌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整首歌曲以其舒展的语言节奏，阔大的意象境界，抒发出一种莽苍豪迈之气，展现出游牧民族辽阔的气度胸襟。高欢令人歌此曲正是要借此歌以壮军威，鼓舞士气。元氏拈出此诗正好表达出他的诗歌美学的趣尚。
元氏将这首民歌的特点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天然”本色，一是“英雄”之气，这和整个组诗的观点是一致的。元氏诗论的基石是所谓“真”，“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意非真”（其十一），“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其六），总是突出一个“真”字，意即诗歌当为真情实感的流露，而非虚假的为文造情，或徒具形式的卖弄才情。由此出发，元氏主张作诗要自然天成，反对模拟雕琢，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例如他肯定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其四），赞扬谢灵运“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批评陈师道的苦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其二十四）等，都是同一指归。而元氏在倡导自然论时标举出这首民歌中的典范之作，确是很有见地的。民歌是民众心声的自然流露，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些歌曲都是歌者心有所感、肆口而发的产物，用不到像文人那样矫情雕琢。而《敕勒歌》的自然天成更是为人称道。不难想象创作者面对着寥廓的苍穹，无垠的草原，成群的牛羊，不禁心有所动，情不自禁地吟唱出这一首歌，真是一片天籁，无所矫饰。它达到了“心声只要传心了”（其九）的创作要求，诚如元氏所说的：“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杨叔能小亨集引》）
如果说“天然”本色是其创作论的话，那么“英雄”之气则是其风格论。在众多的诗歌风格中，元氏特为标举刚健豪壮一类，这在组诗中是一个贯串始终的观点。他对汉魏以来的诗歌传统与流派逐一作了评估别裁，推崇“汉魏风骨”，鄙弃齐梁的柔靡之风，因而他在第二首中写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刘琨虽为晋人，而其诗悲壮激越，置之建安诸子中可无愧色。元氏以此标准评骘了历代的诗人与流派，如称颂复古鼎革的陈子昂、雄博恣肆的韩昌黎，而对儿女情长、风云气短的张华、温庭筠、李商隐、秦观等的诗作了贬抑，第二十首可为代表，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元氏的诗论崇尚阳刚之美，有其地域文化与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原因。北方山河雄峻，地域辽阔，孕育出北方人民的独特生活和品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地域文化特色，其刚健质朴向与南方的纤秀华丽相区别。而金源代宋，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更带来了粗犷豪迈之气。文人士大夫虽然保持了汉族主流文化的传统，也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在对传统的继承上，他们则更倾向于接受苏轼的豪迈放旷，所谓“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翁方纲《石洲诗话》）即是缘于此。就元氏个人来说，他身处金元易代之际，国破家亡之痛与丧乱流离之苦，都使他倾向于慷慨悲壮的风格，以排奡激荡的凌云健笔描绘时代的风云，抒写激越的情怀。这种英雄气概诗人将它归为“中州万古”之气，一直延伸到阴山之麓，敕勒之川，正是突出了其地域文化的特色。中州本指河南地，古为豫州，地处九州之中，从广义上说则是指与南方相对的北方。元氏之标举“中州”，细加揣摩，还隐然有以金源为正统的意味在。清人翁方纲在分析此诗时指出：“遗山录金源一代之诗，题曰《中州集》。‘中州’云者，盖斥南宋为偏安矣。”此论颇有见地。在他看来，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学上，北方的金朝才是自古迄今的正统，作为北魏拓跋氏的后裔，金代的忠实臣民，元氏持有此论是不足为怪的。
（黄宝华）
论诗三十首（其十二）
元好问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赏析】
在唐诗发展史上，李商隐堪称晚唐诗家之巨擘。唐诗发展到杜甫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这种盛极难继的局面下，李商隐另辟蹊径，以华丽精工，托旨幽微的风格独树一帜，让唐诗放出了最后的异彩。他的诗影响后世十分深远，同时也成为聚讼纷纭的一个焦点，后人见仁见智，各执一端。
元好问的这组论诗绝句中，涉及李商隐者不止一处，而这一首是专论李商隐诗的。首联化用李商隐的诗句，概括出他的风格特点。这两句诗均出自李商隐的《锦瑟》诗，首句直接移用李诗的原句，次句则经过元氏的裁剪组织。李诗虽以《锦瑟》为题，其实他是采撷诗的首二字为题，与《诗经》中某些篇目的做法相同，实与李氏的不少《无题》诗用意相似。这类诗组合若干的意象，其内在的意图则扑朔迷离，它们通过意象的象征、暗示启人以联想、类比，因而留下了一个个疑案，同时也留给人无穷的咀嚼的余味。即以《锦瑟》一诗而言，历来也是众说纷纭，有谓悼亡者，有称咏物者，也有解为怀人或自伤者，不一而足。尽管各家解说不一，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此诗是对逝水般的年华的追忆。正是在这一点上，元氏拈出此二句作为对李商隐诗歌的概括。诗歌是人生和情感的历程的记录，李氏的诗也是如此，他像古代蜀国的望帝一样，将一片春心托付给杜鹃鸟，他的诗就是他灵魂的寄托，那诗行就是杜鹃的哀鸣；待到韶华已逝，诗就像佳人手下的锦瑟，倾诉出无尽的追忆与哀怨。元氏采用这两句诗指代李商隐的诗，十分贴切。钱钟书先生在论此诗时引清人何焯之说：宋本《义山集》旧次，以《锦瑟》冠首，故此诗为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者；进而引申此说，以中四句为发挥锦瑟的“适、怨、清、和”四种曲调，概括诗人一生的际遇情感，最后两句发为感喟（见周振甫《诗词例话》转引钱氏未刊稿）。这样的解释不能不说与元氏的理解有慧心相通之处。翁方纲解此二句云：“拈此二句，非第趁其韵也。正以先提唱‘杜鹃’句于上，却押‘华年’于下，乃是此篇回复幽咽之旨也。遗山当日必有神会，惜未见其所述耳。”（《石洲诗话》）说不定这种“神会”正是上面所引的那种见解。
如前所述，《锦瑟》一诗概括了李氏的人生际遇与诗歌创作，不仅如此，这首诗也最典型地代表了李诗风格的两个方面：既华艳工巧，又曲折隐晦。故而元氏发出了后两句的感叹：历来的诗人都爱好李商隐的诗，却因其诗意晦涩而怨恨无人为之诠释。元氏在这里用了“西昆”来指代李诗，论者多指出其用词之不当。案西昆即西方的昆仑山，因其为道家仙人的藏书之所，故用以称宫中的秘阁。宋初的一批馆阁之臣如杨億、刘筠、钱惟演等，作诗效法李商隐，以组织典故、华丽精巧为特色，被称为西昆体。所以用“西昆”指称李诗是犯了时代上的错误，其实宋代以来即有这样的习惯性称呼，如惠洪《冷斋夜话》谓：“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元氏只是因袭旧称。不过，我们在这里也不必拘泥，可以将“西昆”所指扩展为那些模拟李商隐的诗体，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指出的：“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这样，这两句诗也可理解为对这种诗体所发表的评价了。所谓“郑笺”，是指东汉经学家郑玄为儒家经典所作的笺注，元氏借用此语实是揭出了李商隐诗的瑕疵，进而也是对效尤者的中肯批评。
元遗山对李商隐的评价是比较全面的。他在第二十三首中批评江西诗派说：“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可见他对李诗的推崇。而在第三首中又称：“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则有贬抑之意。翁方纲对此这样解释：“遗山论诗既知义山之‘精’、‘真’，而又薄温、李为‘新声’者，盖义山之精微，自能上追杜法，而其以绮丽为体者，则斥为新声，但以其声言之，此亦所谓言各有当尔。”李商隐诗影响宋诗至巨，即以标举反对西昆体的江西诗派而言，他们实际上也是继承了李义山的某些衣钵的。他们反对的是西昆体的缛丽柔靡，而以生硬健笔矫之，而暗中实学习李诗组织典故、锤炼字句的学问技巧，所以朱弁《风月堂诗话》中指出黄庭坚乃“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李商隐有继承杜甫的一面，故王安石认为终唐之世而能窥杜甫藩篱的只有李商隐一人（《蔡宽夫诗话》），又认为“学诗者未可遽学老杜，当先学商隐。未有不能为商隐，而能为老杜者”（《石林诗话》）。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打出的是学杜的旗号，而其实他们也是经由李商隐而上法杜甫的。元遗山也看到了这种继承关系，但他又深刻指出他们的学李是舍本逐末，丢弃了李诗的精纯，而拾起的是李氏的獭祭雕镂工夫。所以第十二首中对李诗晦涩的批评实包含了对宋诗，特别是江西诗派，好掉书袋的陋习的指摘。由此可见，理解元氏的论诗绝句不能孤立地看，而必须前后照应，方能得到全面的认识。
（黄宝华）
论 诗
元好问
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
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赏析】
元好问不仅是金元间最著名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主张天然淳朴，提倡豪放刚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另一组论诗作品《论诗三首》，亦不乏真知灼见，这里选的即其中第二首。
在这首诗中，元好问用绘画、绣花作比喻来论诗。作画要晕染、剪裁，点缀均匀，布置妥帖；写诗也要在谋篇立意、用字用句上反复斟酌，推敲琢磨，才能够光景常新，达到情景交融、不落窠臼的地步。有意思的是，这首二句其实已经形象化地讲解了作诗的诀窍，但元好问却将笔锋陡转，说好的作品犹如绝妙的刺绣，可以任人欣赏，却不能把“金针”———写诗的诀窍、秘要传授给人。这就有些令人不解了。怪不得明末清初评点家金圣叹在评《西厢记》中说：“仆幼年最恨‘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君’之二句，谓此必是贫汉自称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计耳。若果知得金针，何妨与我略度？”
金圣叹此语，献疑送难，入情合理。究竟是元好问不欲直截示人以“金针”，还是无法说出抑无“金针”可说？清恒仁《月山诗话》似乎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诗话云：“元遗山诗喜用古人成语，陶、杜句尤多。《论诗绝句》‘鸳鸯’云云，亦是古句。朱子云：‘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其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原来元好问是引用朱熹的话，以禅论诗，不欲直言无遗，而所要点明的就在上文所写的形象之中。中国诗家论诗，本有含蓄一派。唐司空图《诗品》论含蓄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漉满酒，花时反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元好问这首诗，正用司空图所用的禅机隐语式的“含蓄”手法，不说金针，而已把金针度出，就如唐人宫怨诸篇，本是自己失宠而怨，偏就旁人得幸而欢者说，皆得含蓄妙旨。这种风气，也是宋人严羽等人以禅论诗的延替与发展。
再进一步说，元好问即使想把金针直截度与人恐怕也办不到。作诗的诀窍，要靠作者自己凭学识修养，凭实践去领悟。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吟》），深得学诗、作诗三昧，元好问只能够用形象化的比拟来说明作诗的道理。《庄子·天道篇》中轮扁的话也同样给人这样的启示：轮扁以自己斫轮的经验来证明凡书上写的都是古人的糟粕，他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这段话很明白地告诉大家，诀窍是不能通过言传的，说得出的绝不是诀窍。同样，鸳鸯绣出，只能任你赏玩借鉴，至于绣鸳鸯的方法，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因为说了，自己无法表达其中真正要领，别人也无法领悟其中神髓。
金圣叹虽然对元好问的诗提出驳难，实际上他深深明白其中道理，只不过是有意责难而已。他在《西厢记》第五本中就大大发挥了“不把金针度与人”的妙谛，他说：
尝有狂生题《半身美人图》，其末句云：“妙处不传。”此不直无赖恶薄语，彼殆亦不解此语为云何也。夫所谓“妙处不传”云者，正是独传妙处之言也。停目良久睇之，睇此妙处；振笔迅疾取之，取此妙处；累千百万言曲曲写之，曲曲写而至于妙处；只用一二言斗然直逼之，便逼此妙处。然而又必云“不传”者，盖言费却无数笔墨，止为妙处。乃既至妙处，即笔墨都停。夫笔墨都停处，此正是我得意处。
金圣叹这段话，可以说为元好问这首诗做了个注脚：不说正是说，不把金针度与人，金针实际上已经度出，这金针就是“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只是需要你自己反覆实践、体会而已。
（李梦生）
同儿辈赋未开海棠（其一）
元好问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
【赏析】
萧瑟的冬天刚过，在料峭的春寒里，就有嫩绿的小草、热情的红杏出现了。这时桃花微涨着粉脸，梨花轻吐着芬芳，杨柳则悠闲地梳理着柔风。那一派明媚而又烂漫的春光，真是叫人又喜欢，又惋惜。于是多情的诗人，有感叹“林花谢了太匆匆”的；有长恨“水流花谢两无情”的；也有“客散酒醒深夜后”，手把“红烛赏残花”的———这些都总是在花开、花落时，才会激发的诗兴吧。但元好问的这首咏花小诗，却将他流连的目光，落在了“深藏”于“重重”“新绿”、尚未绽放的海棠蓓蕾上，可谓颇出人意外。
你当然曾留意过春天，留意过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树，并且知道：许多花在开放时，都是冲动而又缺少耐性的。它们往往在绿叶还没有发出、春姑娘刚一闪现的时候，就急忙地冲了出来，用色彩和芳香喧闹着、玩耍着、争竞着。只是这热闹毕竟是短暂的：一场宵雨、几阵寒风过后，它们就纷纷坠落、凋零了。
海棠则似乎不是这样。这首诗的落笔就告诉了你：“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此时的海棠树早已是枝繁叶茂了，那浓密而翠嫩的新绿，仿佛还掐得出水似的。然而却没有花。而且如果你只是匆匆走过，甚至也不会发现，那层层绿叶笼盖下的几点蓓蕾的微红。可是年迈的诗人却分外有心，而且驻足沉思了———为这小小的、可爱的花蕾。他说它们全都悄悄地“藏”了起来，并且是藏在枝叶“深”处的———这让人觉得，在他笔下展示的，不只是花蕾，竟是些萌动着的胎儿，是即将破茧而出的蚕蛹，是刚刚跨进青春期的少女，好奇而又害怕地窥探着世界，向往着成熟。
诗人的绮思或许还不止于此吧。或许他身旁刚好有几株桃树和李树，那红花、白花，在春光里正开得轰轰烈烈。晓风过处，地上就添了一层缤纷而绚烂的落英。或许这凄迷的景象，深深地打动了诗人，让他联想到了眼前的海棠。这几抹胭脂也似的轻红，当然也会很快绽放：绽放娇美的微笑，开得丰盈而动人，然后，它不也将一样渐渐地凋谢，消陨在万紫千红的春天里吗？———这是怎样令人心痛的命运啊！诗人不禁为桃李太早的冲动感到悲哀，又为海棠的沉稳而感到庆幸了。面对着将开的海棠花蕾，诗人深情地叮咛着，殷殷地嘱咐着：“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
诗人无疑是深爱这些春天的花朵的。也正是由于深爱，他才会更珍惜它的开放，更希冀它开得久长———既然美丽是这样的短暂和难以保持；那么，如果花儿不轻易吐艳，不听任风雨将它吹落，它所带给人们的，也许不会有那么多感伤和惆怅了！
当然，对这首小诗也可以有其他的理解，我不由得想起席慕蓉的散文《荷叶》了：
“我有一个发现，在这些荷叶间，要出水面到某一个高度才肯打开的叶子才能多吸收阳光，才是好叶子。
那些在很小的时候就打开了的叶子，实在令人心疼。颜色原来是嫩绿的，但是在低矮的角落得不到阳光的命运之下，终于逐渐变得苍黄。细细弱弱的根株和叶片，与另外那些长得高大健壮粗厚肥润的叶子比较，像是侏儒又像浮萍，甚至还不如浮萍的青翠。”
“在人生的境界里，恐怕也会有这种相差吧。
太早的炫耀，太急切地追求，虽然可以在眼前给我们一种陶醉的幻境，但是没有根柢的陶醉，毕竟也只能是短促的幻境而已。”
那么，热爱阳光，热爱鲜花，热爱生活的你啊，也请“爱惜芳心”，多多蓄积，不要那么慌张地绽开你的花瓣吧。
（张 巍）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元好问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
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
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自注：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
【赏析】
这首诗写于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旧历癸巳年。
这一年四月，记载着金朝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揭开了金朝百年史的亡国篇章：无赖出身的金汴京（今河南开封）守将、西面大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打开汴京城门，投降蒙古。四月二十日，他以宫车三十七辆，将金室皇太后、中宫、妃嫔、宗族男女五百余口，起运北行，送往蒙古（《金史·崔立传》），至青城（在汴京城南五里），被下寨在那里的蒙古军杀戮（元刘祁《归潜志》卷七）。四月二十九日，金留守官员被蒙古军羁管出京，暂住青城。诗人当时任左右司员外郎，也在被羁管出京之列。亲身经历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亲眼目睹家亡国破的惨剧，诗人以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深刻反思了金王朝走向覆灭的历史演变。
前二联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首联以讽喻的笔致，揭示亡国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层在决策思想上对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戒和清醒的认识。骎骎（qīnqīn），马疾速奔驰貌。蒙古贵族以牧马为名，频频南犯，觊觎金国疆土。金朝统治者对此却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自正隆年间（1156—1160）起，经常举行宴赐，赐给北方边陲各部族宴用金钱，换取与蒙古和好，求得边境太平。明昌二年起，规定每五年宴赐一次，并派遣朝廷官员专程前往主持宴赐事务（《金史·李愈传》）。一“初”一“已”，呼应紧凑，提示了问题的紧迫和严峻。而金廷满脑子求和思想，对蒙古入侵毫无准备，这是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
“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颔联以追悔的语调，指出亡国的原因还在于金朝军队在军事上丧失战斗力，无力抵御蒙古军队的侵入。灞上，即霸上，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因地处霸水以西高原上而得名，为古代军事要地。陆沉，比喻国土不是由于洪水而是由于祸乱而沉沦。《晋书·桓温传》：“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灞上真儿戏”，典出《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上（汉文帝刘恒）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周亚夫）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轼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这里用“真儿戏”喻指金朝军队毫无战斗力。诗人以追悔的心情剖析自己只知道金军如汉代霸上驻军一样真把军事守备当作儿戏，谁料到竟导致神州沉沦，江山易姓呢！“只知”、“谁谓”，流水而对，以意外的惊愕，表达出诗人内心极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联发抒国亡家破的情愫。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颈联借用历史故实，抒写被羁管出京的凄凉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鹤的典故。晋陶潜《搜神后记》云：“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倘若汉代丁令威化作白鹤飞到青城城门的华表柱上，看到金朝国土沉沦，生灵涂炭，看到金廷上层官员被羁管出京来到青城，他会怎么样呢？他当然“应有语”，慨叹“城郭如故人民非”了吧！这正是金亡后人民惨遭蹂躏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汉武帝刘彻晚年笃信仙术，为求长生不老，在长安建章宫造神明台，铸铜人一尊，以铜作承露盘，承接天上的甘露。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云：“魏明帝青龙元年（按当为五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帝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王朝易姓，汉代铜人被魏官拆迁，他们“临载乃潸然泪下”，依恋故土、缅怀旧主的情思不言而喻。铜铸的仙人尚且如此，而作为有着血肉之躯的人，诗人与其他金廷留守官员遭遇这亡国之变，被羁管出京，押往蒙古，他们的心情又会怎样呢？这更是不言自喻的了。这两句，一“去”一“来”，正切合“出京”和“来”青城“暂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蕴深广，可谓“于极工炼中，别有肝肠迸裂之痛”（清沈德潜语）。
“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尾联揭橥历史巧合，哀叹亡国悲剧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诗人自注云：“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归潜志》卷七载：“大梁（汴京）城南五里，号青城，乃金国初粘罕驻军受宋二帝降处。当时后妃、皇族皆诣焉，因尽俘而北。后天兴末，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而后妃、内族复诣此地，多僇死。”同一青城，靖康元年（1127）十一月，金在此接受北宋徽宗、钦宗二帝的降表，灭亡北宋，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虏北去；一百年后，亡国后的金廷皇太后、两宫嫔妃及诸宗族在此被杀戮，诗人和金廷其他上层留守官员作为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暂居于此。有金一朝，兴在青城，亡在青城，历史的巧合怎不叫诗人感慨系之呢！在他看来，这一“兴”一“亡”，恰恰昭示了天公的意旨。出于宿命论的影响，他对“天公意”又感到困惑不解，因而无可奈何地发出“兴亡谁识天公意”的悲鸣。金廷之“兴”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这一“古”一“今”，终将被历史潮汐汰洗，唯有记载着金廷兴亡荣辱的青城继续存在，给后世留下一面明镜，让人们观览和记取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诗人援笔写下了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诗篇。
清沈德潜在《宋金三家诗选》的眉批中指出：“遗山诗佳者极多，大要笔力苍劲，声情激越。至故国故都之作，尤沉郁苍凉，令读者声泪俱下。”这首诗纵览金代百年兴亡史，寓意高远，议论卓绝，情感苍凉，是元好问诗中大气包举的佳制。诗人身为异族阶下囚，不以一己生死为念，唯以故国兴亡为重，表现出“诗人伤周，骚人哀郢”的高尚情操。他为金廷只顾“捐宴赐金”而无视蒙古“南牧骎骎”的失策而追悔惋叹，为金廷不重军事防备导致“神州陆沉”的“真儿戏”而痛心疾首。家破国亡，他捧出心怀家国的慷慨悲怆“语”；被羁管出京，他献上依恋故土的凄凉赤诚“心”。他并不停留在亡国的悲恸之中，更在悲恸之余清醒地观兴亡，察天意，阅古今。这就使本诗具有史家的深邃和睿智。元氏后来回故乡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读书山下过起遗民生活，在家建野史亭，立志要完成全部金史的著述，终以近二十年的辛勤编撰，写成以诗存史的《中州集》和《壬辰杂编》。究其晚年立志撰史的动机，当源于亲身经历的亡国之恸。这首诗中显示的史识，可能就是他这种心志的最初萌动。
（林 笛）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二）
元好问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
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
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
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赏析】
元好问在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的八月入汴京，任尚书都尚掾，翌年改元天兴，岁次壬辰，蒙古军围攻汴京。哀宗将曹王讹可送往蒙古军营作人质，旋又派户部侍郎杨居仁奉珍宝乞和。七月，蒙古使臣唐庆到汴京，令哀宗去帝号称臣，将士激愤，杀使者及随从，和议遂败。十二月城中粮尽，哀宗只得率兵出京，将往河朔，是所谓“车驾东狩”。天兴二年正月，金兵与蒙古军在黄河北岸接战，金兵大败，元帅完颜猪儿贺都喜战死，哀宗与副帅合里合等退走归德。当时元好问任左司都事，留守汴京，目睹了国破兵败的惨剧，遂饱蘸血泪写下了这组律诗。
首联概括敌我双方战斗的酷烈以及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惨淡”正写出战争的阴惨恐怖的气氛，李商隐《韩碑》诗云：“阴风惨淡天王旗。”元氏用意相类。“龙蛇”喻双方的军队，又古人认为岁在龙蛇（即辰年和巳年），贤人有厄（见《后汉书·郑玄传》），其时岁次壬辰，故用此语。诗人感慨这场大战直杀得天昏地暗，连老百姓都死无葬身之地。颔联承上，进一步渲染战争的惨烈，山河改色，血雨腥风，满目凄然。“高原”云云暗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诗意：“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人以山河陵谷的变迁极言宗庙社稷所遭厄运的惨烈。“战地”一句也是夸张笔墨，而得杜诗之神韵。试检老杜作于安史乱中的诗作，不难发现类似的境界，如“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新安吏》），“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潼关吏》），“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悲陈陶》），“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悲青坂》）等比比皆是，而其“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马》）等更为元氏所直接取法。这不仅仅是语言修辞的师承点化，更主要是类似的国破家亡的际遇所形成的情感共鸣。
颈联以下转为抒发感慨怀抱。面对着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只恨报国无门，力难回天。精卫乃《山海经》中所载炎帝之女，因溺于东海，化而为鸟，立志衔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此诗人以自喻。“瀚海”一词非泛泛而下，而是语兼双关，既切神话中的浩瀚大海，又关合沙漠瀚海，实是将矛头指向蒙古，披露了克敌复仇的之死靡它之志。申包胥乃春秋时楚国大夫，其时郢都为吴国等诸侯军所破，他到秦国痛哭，一连七日七夜，终于感动秦王，发兵救楚。至于“包胥”所指为谁，则说法不一。或以为指在朝大臣无救国之策，然从文气的贯通而言，毋宁以诗人自比为好。上句写壮志不磨，而下句则感慨自己无力回天，泪尽继之以血，也无法去秦廷痛哭，顿挫跌宕，不禁令人扼腕，故颈联为极沉痛之语，至尾联始转入对他人之慨。并州治所在太原，广义上即指山西之地，自古民风矫健尚武，多豪杰之士。元氏在诗中一再以此相标榜，如《并州少年行》高唱：“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泪滂沱。著鞭忽记刘越石，拔剑起舞鸡鸣歌。”激昂慷慨，催人奋发。在这故国沦亡之秋，诗人寄希望于“并州豪杰”，也是对爱国将士的呼唤，但狂澜既倒，兵败如山，故只能发出“今谁在”的浩叹，末句即承此而发感慨：如今竟无人准备派出大军直下井陉！各家对此句的解释颇为分歧，关键都在对“莫”字的理解不同，或以为“不要”，或以为“莫不是准备要”，均欠妥帖。其实“莫”字的本义是“无人”，作否定代词用，它和上句的“今谁在”是贯通一致的，末句正表现出诗人的痛心疾首，具有撼人心魄之力。至于“分军下井陉”则是一种战略部署，历史记载上最早是韩信用此奇策，他在公元前204年率兵东下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击赵军，背水为阵，又出奇兵袭赵营，大破赵军。有的注家以为用郭子仪事，《资治通鉴》载：“至德元载，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郭子仪荐李光弼，以光弼为河东节度，分朔方兵万人与之。”（说见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也有的释为用刘知远事，据《资治通鉴》，刘知远“闻晋主（少帝）北迁（被契丹所虏），声言欲出兵井陉，迎归晋阳”（说见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其实各说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战略原则：井陉山势险阻，乃兵家必争之地，欲克敌制胜，当先取井陉。从军事家的眼光来看，要经略河朔，必先据井陉。而当时金哀宗在群臣的倡议下正欲以经略河朔为重振之计，《金史·白撒传》载：“群臣议以河朔诸将前导，鼓行入开州，取大名、东平，豪杰当有响应者，破竹之势成矣……因而经略河朔，上以为然。”诗人在此正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是豪杰何在，大计难成，只有沉痛的感喟。全诗留给人的是一种深沉的遗憾与亡国的惨痛。
（黄宝华）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三）
元好问
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
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
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
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
【赏析】
金天兴元年（1232）三月，蒙古军进围汴京，攻城十六昼夜，城内外死者以百万计，旋许和解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柩九十余万，贫而死无葬身之地者更不计其数。十二月蒙古军再围汴京，翌年，金将崔立发动政变，以汴京降蒙古，四月蒙古军入汴。前后跨越两个年度，故此诗首句即概括了这段围城痛史，“郁郁”正写其抑郁忧伤之情。除了亡国之痛搅起百结愁肠外，还有饥饿的煎熬，首联的次句即写这种惨状。身为朝廷命官的诗人尚且饥愁交加，一般百姓所受的痛苦更是可想而知了。刘祁《归潜志》载：“百姓食尽，无以自生，米升直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此段记载正可作首联诗的注脚。
目睹如此悲惨的情景，诗人忧心如焚，感慨万千，诗的中间二联正是倾吐其内心的忧思焦虑的。“焦头”一句用“曲突徙薪”的典故。据《汉书·霍光传》载，徐福曾上疏，以此故事为自己未受奖赏而鸣冤叫屈，故事说有一客人见主人家“其灶直突（直的烟囱），傍有积薪”，就向主人建议“更为曲突，远徙其薪”，否则将有火灾。主人不听，果然失火，邻里救火者受到酒席款待，而那位客人却不在论功受赏之列，于是有人对主人说：“曲突徙薪亡（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诗人藉此感慨岌岌可危的金朝就像那被烧得焦头烂额的主人，但是连那样一个预先提出忠告的“客人”也没有，终不能防患于未然，而导致了今天的惨剧。接下去“曳足”一句用东汉马援事。据《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率军南征五溪，“三月进营壶头（山名，在今湖南沅陵东），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所谓“曳足”即拖着脚步，形容马援以病羸之躯身先士卒的壮举。在此诗人进一步感叹：如今又有谁能像忠心耿耿的马援那样与国家同舟共济呢？下一联以士卒的死伤惨重与朝臣的醉生梦死作尖锐的对比，将痛心疾首之情推向高潮。“地行仙”者，亦称“地仙”，是指那种住于人间的仙人。葛洪《抱朴子·内篇》称：“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后亦以喻闲散享乐之人，如白居易《池上即事》诗云：“身闲当贵真天爵，官散无忧即地仙。”又苏轼《乐全先生生日以铁拄杖为寿》诗云：“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元氏此诗中的“地行仙”则是指那些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只图闲适逸乐的苟且偷生者。战场上的累累白骨更衬托出这辈人物的卑劣，诗人以讥讽的口吻表达了对他们的鄙夷。
在对国事的悲慨和失望之余，诗人将思绪转向了自己的家乡。诗人在贞祐四年（1216）为避战乱举家离开山西老家，流亡至河南福昌三乡镇（今河南宜阳县西）；兴定二年（1218）又移居登封，往来于嵩山一带，寓居登封前后达九年，那里正处于汴京的西南面，可称是诗人的第二故乡。后在正大三年（1226）又出任镇平县令，正大四年改官内乡令，翌年丁母忧罢官，即居该县白鹿原服丧，直至正大八年服满，春天出任南阳县令，八月被征入朝。这三处地方也都在豫西南。故而“西南三月音书绝”的感叹实包含了深广的内涵，身陷围城的诗人深深怀念着桑梓庐墓、父老乡亲、朋辈同僚，记挂着他们的处境，忧虑着他们的命运。一个“绝”字突现出他的悲慨失望，末句将这种悲情化作了具体的意象：诗人的望中只有落日与孤云，期待与渴望化作了望眼欲穿的凝视。诗的结尾尤得杜甫诗的神韵。诗人和老杜都生逢战乱之世，都经历过颠沛流离，围城困顿，一样的有着深沉的忧国之心、思家之情，二人真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所以元氏之诗不仅在风神格调上规模杜诗，而且造语修辞也多所取法，如《春望》之“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咏怀古迹》之“漂泊西南天地间”；《宿府》之“风尘荏苒音书绝”；《秋兴》之“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等等，均是元氏冶炼陶铸的矿石原料，然后才锻炼出他那慷慨顿挫的诗行。
（黄宝华）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四）
元好问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
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
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赏析】
此诗从汴京以南的战事入手写起。万里荆襄指湖北之地，此处亦包括河南南部一带，是当时蒙古攻金的南战场。蒙古军南侵的西路一线由凤翔入大散关，经四川而入湖北、河南。金正大八年（1231），蒙古军渡汉水，与金战于禹山（河南邓州西），金兵败退入邓州。翌年（天兴元年）复战于三峰山（河南禹州境），再败而蒙古军进破均州。这年蒙古遣王檝至襄阳，约宋会攻蔡州（河南汝南）。天兴二年金哀宗已从归德至蔡州，时宋军取金唐州（河南唐河），与蒙古合兵攻蔡，次年宋蒙军攻破蔡州，哀宗自杀，金代告亡。此诗的首联即概括了这数年来烽火连天、战尘遍野的局势。诗人大笔挥洒，将万里战场的全景及都门之外的近景都笼括于他的笔下，烽烟和榛莽交织为一幅惨酷凄凉的图景。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诗人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中间二联倾吐了自己的感慨怀抱。此处“蛟龙”喻君，比金哀宗；“虮虱”指臣，乃自谓。《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周瑜）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诗人借此语表达了对金哀宗的希望，期待他能如蛟龙般重振威雄，挽救国运。这和同时代人李俊民的《和王季文襄阳变后》诗中的意思不谋而合，其诗云：“蛟龙不是池中物，燕雀休嗤陇上人。”“虮虱”形容位卑职微的臣子，语出卢仝《月蚀诗》：“地上虮虱臣仝告愬帝天皇。”这句用倒装句法，错落成文，意谓：像我这样的卑微如虮虱的小臣，面对颓亡的国势无力回天，只有空自悲切。此联的上下句由希望而跌入失望，转折顿挫，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表现出身陷围城的诗人内心的惨痛和哀伤。下一联也由今昔盛衰构成强烈的对比。《孟子·梁惠王》云：“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故国”即旧都，昔日的都城；古人常于都门外种树木，故孟子有此语。诗意谓：见到高大的树木，就想起了当年都城的繁盛景况。如今又是如何呢？“野烟”一句则写出了今日京城的荒凉。“野烟”是一种能撩起人的悲怀愁绪的意象，诗人用之，不禁使人想起王维陷于安史叛军时写的诗句：“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此处字面上是写野烟缭绕，阒无人迹，其实还有深意存焉。诗人在此化用了唐昭宗一首词的意思，唐末昭宗受朱全忠的胁迫钳制，终日郁郁不乐，在兴元赋《菩萨蛮》词，云：“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有英雄，迎侬归故宫？”原来诗人在这一句中暗寓着对拯救君国之难的英雄豪杰的期待，但现实又使他灰心失望，故只能以问句出之，流露出深沉的忧思怅惘。
尽管如此，诗人并未在绝望中消沉下去，尾联就是他从忧伤中振起的明证。他借对秋风的一席话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西风呵，你用不着老是吹动我这花白的头发，在这翻天覆地的动乱时代，正需要我这衰朽之身呢。大有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概。“沧海横流”喻时势的动荡混乱，范甯《穀梁传序》曰：“孔子观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沧海横流，玉石俱碎。”《晋书·王尼传》曰：“（尼）常叹曰：‘沧海横流，处不安也。’”面对危如累卵的国势，诗人自知一介书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的“要此身”恐怕主要还是以至圣先师孔子为榜样，以保留一代文献而自任。金朝之亡已迫在眉睫，他惟有以整理国史来表明对故朝的忠忱；金亡之后，他确实身体力行，实践了自己的志向。他不仕新朝，回到故乡忻州，结庐秀容读书山下，筑野史亭，潜心撰述，所著丰富。如《中州集》辑录金源一代的诗作，以诗存史，用心良苦。又悉心采录君臣遗言往行，撰为《壬辰杂编》，其书虽佚，但元人纂修《金史》多本所著，其功实不可没。由以上事实可见，此诗的结尾非泛泛之词，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发出的报国誓言，一旦立下这个志向，就全力以赴，至死靡它。
综观这几首诗，确能体会到元好问诗的慷慨沉郁、苍凉遒劲的风格。是幽并中原的山河大地，是时代风云的砥砺激荡，形成了他那大气磅礴而深沉悲壮的诗。清人赵翼《题遗山诗》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又在《瓯北诗话》中称：“（元氏）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是颇有见地之论。这几首诗堪称元氏诗歌的代表。沈德潜评此组诗云：“遗山诗佳者极多，大要笔力苍劲，声情激越，至故国故都之作，尤沉郁苍凉，令读者声泪俱下。……于极工炼之中，别有肝肠迸裂之痛，此作者所独绝也。”（《宋金三家诗选》）作为七律，这组诗尤得杜甫诗之神髓，因为他们同样身遭国难，历经战乱，目睹生民涂炭、国运零替，所以元氏尤觉杜诗为亲切，追踵老杜的忧生念乱之什，七律则尤多师法老杜的晚年之作，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深具杜诗的慷慨顿挫之调。赵翼评元氏七律“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可谓切中肯綮、推崇备至之论。
（黄宝华）
外家南寺
元好问
郁郁秋梧动晚烟，一庭风露觉秋偏。
眼中高岸移深谷，愁里残阳更乱蝉。
去国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记当年。
白头来往人间遍，依旧僧窗借榻眠。
【赏析】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2）春，汴京守将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开城投降蒙古。这一改朝换代的变乱，致使元好问与其他留守官员沦为亡国奴，于同年四月被羁管聊城（今属山东），又于蒙古太宗七年（1235）由聊城移居冠氏（今山东冠县），直到十一年（1239），他才返回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秀容（今山西忻州），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遗民生活。这首七律当作于回故里不久。
诗人出生七月，就过继给叔父元格，外家当指叔母张氏的娘家。诗题“外家南寺”下，诗人自注云：“在至孝社，予儿时读书处也。”清施国祁《遗山诗注》据《旧唐书·张道源传》“张道源，并州祁县人，以孝闻，县令改其居为复礼乡至孝里”的记载，推测“先生（指元好问）母张夫人，或即其裔耶？”又，清道光刊《阳曲县志》卷二载：“阳曲县，东北六十里有至孝都中社村。”则其外家南寺可能在祁县（今属山西）或阳曲（今属山西）。诗人童年在那里读书，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但是，“并州一别三千里，沧海横流二十年”（《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当他经历人世沧桑和家国破亡之后重访故地，追忆儿时情景时，不禁“独惟我辈人，兴怀念今昔”（《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赋十诗》），援笔写下了这首感慨悲凉的诗篇。
前二联状写外家南寺的深秋暮景，景中寓情。
“郁郁秋梧动晚烟，一庭风露觉秋偏。”首联抑扬有致，渲染悲秋氛围。时值秋日傍晚，高大挺拔的梧桐树，伸展繁枝茂叶，不停地摇晃，舞动着一缕缕袅袅上升的炊烟。庭院内，秋风瑟瑟，秋露滴滴，诗人这才感觉到深秋已悄然来临。梧桐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嘉美的奇树。晋郭璞《梧桐赞》曰：“桐实嘉木，凤凰所栖。爰伐琴瑟，八音克谐。”齐谢朓《游东堂咏桐诗》说它“高枝百丈余，枝生既婀娜，叶落更扶疏”。一个“动”字，给梧桐树注入了生机，仿佛是它在傍晚时分当空舞动着轻袅的炊烟。秋日梧桐的繁盛丰茂，在视觉上给人一种错觉，使诗人未能强烈意识到秋色的浸染；只是满院的风露，才从触觉上使诗人真切感受到浓重的秋意。前扬后抑，顿挫有致。这两句不避重复，连用两个“秋”字，浓浓地酿造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气氛。
“眼中高岸移深谷，愁里残阳更乱蝉。”颔联虚实相参，传写故国哀思。“高岸移深谷”化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句意。眼中看到的是高岸崩陷，变成洼地，深谷填塞，反成山陵。诗人用自然界地理上高下易位的变化，比喻世事发生巨大变化，这里指国破家亡。沧桑之感与悲怆之情，使诗人久久陷在深重的忧愁里。而西坠的残阳，乱噪的寒蝉，又添愁助恨，使诗人更加心烦意乱。这里，“高岸”、“深谷”并非“眼中”所见的实有之景，而是诗人拈来比喻的虚拟之物；“残阳”、“乱蝉”是“眼中”具象的实有之景，诗人却将它们置于抽象的“愁里”。笔姿虚实互生，更增沉郁之情和顿挫之致。
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感慨，议论警醒。
“去国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忆当年。”颈联今昔对比，喟叹沧桑巨变。去国，故国，指已覆灭的金朝。衣冠，士大夫、官绅。梨栗，出自晋陶渊明《责子》诗：“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后用以概括童年生活。元氏家族几代为官。曾祖做过北宋的隰州团练使，祖父为金朝的柔服丞，父隐居不仕，叔父格屡任县令，诗人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可谓“世代衣冠”。然而，金亡后，“家亡国破此身留”（《送仲希兼简大方》），他沦为阶下囚、亡国奴，自此，他抱定“今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衰年那与世相关”（《乙卯端阳日感怀》）的生活宗旨，成为金朝遗民。从昔日的“世代衣冠”到今日的“中原一布衣”，他有多少故国盛衰兴亡的感叹啊！他回到儿时读书的外家南寺时，人已垂垂老矣，物是人非，怎不追忆当年那寻梨觅栗的生活情景呢！从“衣冠”到“布衣”，地位悬殊，从少年到白头，岁月漫长，时空的强烈对比呈示诗人内心巨大的怆痛。
“白头来往人间遍，依旧僧窗借榻眠。”尾联抚事兴叹，回首人生历程。诗人从外家南寺“僧窗借榻眠”，开始读书生涯，辗转二十多年后，又回到外家南寺，“依旧僧窗借榻眠”。人生仿佛画了一个圆圈，一切重又回复原样。只是诗人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位匆匆过客，经历了人世间各种变迁，参透了人生真谛，如今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平平的叙述，却蕴含着深沉的身世感叹和深邃的历史内涵。“依旧”二字看似等闲，万不可轻轻放过：以前是金廷臣民，现在金廷虽亡，自己“依旧”不改忠于金廷的初衷。这二字正体现了他矢志不仕的民族气节。这首诗善于运用富有内蕴的物象呈露内心情感世界的震颤。秋梧、晚烟、风露、残阳、乱蝉，这些肃杀、萧瑟、凄凉、衰微的意象，一经诗人驱使，即准确而有力地渲染了环境氛围，成为诗人宣泄哀伤悲痛心绪的媒介。这首诗又善于在平和冲淡的叙述中寓含深刻强烈的议论。“今日”、“当年”的兴亡感喟，“白头”“依旧”的忠贞信念，不着一字，却让人受到深深的感染，其内含的精神力量胜过长篇泛泛而谈的大论。清赵翼《瓯北诗话》说元好问诗“七律则沉挚悲凉，自成声调”。此诗亦然。
（林 笛）
杨 柳
元好问
杨柳青青沟水流，莺儿调舌弄娇柔。
桃花记得题诗客，斜倚春风笑不休。
【赏析】
唐代孟启《本诗诗》中有一段记载：崔护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氏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子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睠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显然，元好问上面这首《杨柳》隐括着崔护《题都城南庄》诗中故事。“杨柳青青沟水流”，沟边杨柳青青，沟中流水汩汩，时令在桃红柳绿的春天。杨柳傍野外沟渠而生，自是郊野之景。“莺儿调舌弄娇柔”，这里绿柳成行，柳丛中黄莺呖呖啼啭，这莺儿与诗人似曾相识，好像有意调转着它那如簧巧舌，逞弄美妙娇柔的歌喉呢。
在这郊野春天的大自然里，与诗人似曾相识的何止莺儿，作为当年事情见证人的桃花，对旧地重游的昔日题诗客可记得清清楚楚呢！“桃花记得题诗客”，“记得”二字是这首《杨柳》诗的诗眼，它把时间的日历牌又翻回去许多页，把人们带到往昔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幕：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与一位面如桃花的女子相遇，却又失之交臂。那女子当时默默含情地“独倚小桃柯伫立”。可是，时不我待，机不再来，人面不知何处去？门上题诗又何用！
在人生旅途中，人们有时会在偶然的、不经意的情况下遇到某种美好事物，好像昙花一现，稍纵即逝，而当自己清醒过来，去有意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了！世上有多少崔护式的题诗客呀？所以通晓世情的桃花感到这些人太可笑了，每当他们年复一年前来寻找自己那失落的青春美梦时，不由得“斜倚春风笑不休”了！“斜倚春风笑不休”，是直接从崔护诗“桃花依旧笑春风”句脱化出来，而情绪、意蕴更显得深沉了。自怨自艾的题诗客们总是在人生舞台上重复演着一幕又一幕相同的戏剧，一代又一代，什么时候才能超越社会、时代的局限，找寻到真正的自我呢？
元好问这首诗的意蕴与崔护《题都城南庄》完全一样，只是诗中描写的主角换了，崔诗突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而在元诗中出现人前的却是男主角“题诗客”。这样的变换显然表明今日的题诗客已不同于唐代崔护，他已更多地思考人生，已有更多的觉醒和自责，因而在心灵深处也就有了一种更深沉的终生遗恨。
这首诗题为《杨柳》，是取诗的起首二字，实际上是一首无题诗。古代诗人抒写心中不愿为人知的隐曲，往往无题。不妨说元好问是借崔护故事说自身隐情。我们从这首诗似可发现这位金元时代的大诗人青年时代爱情生活的一些蛛丝马迹。
（铁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