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回　究巨蛙井得死尸

断云：

义者含冤蛙代雪，奸人偿命罪难逃。

包公一鞠明秋鉴，千载声名在案曹。

话说浙西某县，在城有一人，姓葛名洪，家世富实，积谷于东西二庄，甚为广焉。葛洪为人最是重善，而仁德及物。忽一日，有田翁携得一篮生蛙来卖与葛某。葛问曰：「田翁，此蛙从何得来？」田翁云：「今日行过龙王庙前窟中，遇此蛙在彼饮水，被我罩得来送与主人。」葛洪云：「难得你送来卖与我。」便令安童取过铜钱七十文还之。安童入内取钱与田翁。田翁受之而去。安童携那生蛙厨下。葛洪吩咐，留之明日待客。是夜，葛洪持灯入厨下，忽听似有众人喧闹之声。葛洪疑怪道：「家人已出外房安歇去了，如何喧闹之声不息？」遂向水缸边听之，其声出自缸中。葛洪揭开视之，却是一缸生蛙在内喧闹。葛洪思道：「今日田翁所得其物，言聚于龙王庙前窟里，彼地极是灵异，且我平素不忍食生物，此物著异，宁忍烹食之乎？」次日侵早，令安童将此蛙放于龙王庙前潭中去了。

不两月间，有葛洪之友，乃邑东陶兴，为人狠毒，吝啬谲诈，独知奉承于葛，以此葛洪亦不疏之。一日，葛某令人请得陶兴来家，置酒待之。饮至半酣，葛洪于席中谓陶兴云：「吾与贤弟交契多年，尝以知己事商议，今有一事，欲与贤契商议，以决可否。」陶兴云：「小弟家贫，多得贤兄照顾，若遇事有代得力处，虽水火之中亦不避，有何不可，但说无隐。」葛洪云：「非为别事，我承祖上之业，颇积余财，欲待收些货物，前往西京走一遭，又虑程途险阻，我将问术士吉凶，若允前行，当请贤弟相陪。」陶兴闻其言，便已起意，故作笑容答道：「贤兄要往西京，特问术士之可否，见得极是，只恐尊嫂知觉，不允兄行矣，徒费心机。」葛云：「若许吾行，嫂阻不得我。」兴云：「石板桥头有胥先生，推占极验，请与决之。然今日将晚，明旦约兄前行。」酒罢，径辞而去。兴归家欢喜，造化来到。次日，天未晓，行来石板桥，见胥先生，与之约云：「少刻，葛某来占卦，尔只管以好许他，我自得重谢。」言罢而去。胥正疑惑间，恰直葛某同陶兴来到桥头见胥术士。葛长揖，便以出往之事问其吉凶。胥术士应命祷嘱罢，掷落金钱，得一归昧卦，其实不祥。胥术士欲待明说之，见陶兴以目送视。胥乃云：「此卦中平，任君去之无妨，我且写下占辞，细玩牢记便是，」其辞云：

欲问前程事可疑，底深十丈虑君栖。

同途有意诚非伴，万事由天数莫移。

胥写毕，葛洪受记，酬了卦钱，与兴回至家下议之。兴云：「胥术士许君任行无妨，何用疑乎？」葛某然之。约兴云：「此去芦家渡十七日旱路方下船，一望水程而去。尔先于芦家渡等候，某日我装载便来。」兴辞之去了。比及葛洪妻孙氏知其事，欲坚阻之，而洪行货已发离本地矣。临起身，孙氏以子年幼，犹欲劝之。葛洪云：「吾意已决，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便回。尔只要谨慎门户，看顾幼子，余无所嘱。」言罢，径登程而别。孙氏掩住双眸，怅恨转入闺中，正是：

不是饯程无美酒，多因行客去匆忙。

比及陶兴先在芦家渡等了七日，方遇葛某来到，陶某不胜之喜。装货物于船上，便生着计较谓葛云：「今天色渐晚，与尊长往前村饮几杯，再回渡口投宿，明日早开船。」葛某依其言，即随兴向前村黄家店买酒而饮，被陶兴连劝几杯，不觉醉去。黄昏左右，兴促之回船中歇息。葛某饮得甚醉，同陶兴回至新兴驿，路旁有一口古井，深不见底。兴忖道：「此处好下手。」探视四顾无人，用手一推，葛洪措手不及，跌落井中。可怜平素良善，今日非命亡身。陶兴既谋了葛洪，连忙回至船中，催促艄子，次日侵早开船去了。及兴到得西京，转卖其货，值价腾涌，倍得利息而还。将银两留起一半，径送到葛家，见嫂孙氏。孙氏一见陶兴回来，便问；「叔叔既转，葛兄如何不回？」陶兴云：「葛兄且是好事，逢店饮酒，但闻胜境便去游览，已同归至汴河，遇着相知，邀携之登临某寺。我不耐烦，着令先带银两回交，尊嫂收之，不数日便转。」孙氏信之，遂备酒待之而去。过二日，陶兴要遮掩其事，生一计较，密令土工从死人坑里取得死不多时之尸，丢在汴河口，将葛某往常所系锦囊缚在腰间。第三日径来葛宅见孙氏报知：「尊兄连日不到，近听得过来者道，汴河口有一人渡水溺死，暴尸沙上，莫非葛兄？可令人往视之。」孙氏听罢，大惊，忙令安童去看时，认其面貌不似，及搜取身上腰间紧一锦囊，遂解下回报孙氏道：「主人面貌腐烂难辨，惟腰间系一物，特解来与主母看着。」孙氏一见锦囊，持而悲泣云；「此物吾母所制，丈夫出入常带不离，死者的是吾夫无疑矣。」举家哀伤，乃令亲人前去用棺木盛贮讫。陶兴看得葛洪家作超度功果完满后，径来见孙氏抚慰之云：「死者不能复生，尊嫂只小心看顾侄儿长大便了。」孙氏深感其言。

将近一年余，陶兴谋得葛某之本，置成大家，自料其事再无人举知者矣。一日，包拯因省风谣，经过浙西，来到新兴驿歇马。正坐公厅前，见一生蛙，两目睁视，似有告状意。拯疑怪异，遂差公牌随蛙，行去。离公廨一里许有废井，那蛙，遂跳入井中不复出。军牌回复于拯。拯道：「井里必有缘故。」即唤里老令工人下井探取，见一死尸。拯急令系吊上来验之，颜色未变。及勘问里老认得此尸是那里人，皆不能识。拯疑枉死，令搜身上，有一纸新给路引，上写乡贯姓名明白。拯记之。即差李超、张昭二人径到某县拘得亲人来问，已云某日因过汴河口被水溺死。拯审问愈疑云：「彼道已溺死，又却在井里，安得一人有二处死之理。」再唤其妻来问之，孙氏诉与前同。拯令认其尸，孙氏见之，抱而痛哭，指称：「正是妾之丈夫也！」拯问云：「彼溺死者为何又说是尔夫？」孙氏云：「得夫锦囊认之，故不疑矣。」拯令看身上有锦囊否？及孙氏寻取，不见锦囊。拯细询其夫来历，孙氏将原日同陶兴往东京买卖之情详诉。拯云「必是陶兴谋杀，解锦囊系他人之尸，取信于尔，瞒了此事。」复差李、张前去拘得陶兴到公根勘。陶兴初则不肯招，拯令取死尸来证之，兴惊惧难抵，只得供出谋杀之情。拯叠成文卷，问陶兴偿命，追家财给还孙氏。判讫。拯将得蛙代夫申冤之事说知孙氏，孙氏乃告以其夫在日放蛙之由。拯叹云：「岂尔夫一念之善及于物，故蛙亦以重报乎。」乃遣孙氏带其夫骸骨归葬。后来葛洪子之读书登科，官至节度使。包公之神，千古不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