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传奇”与“诠释”反面：关于张新颖《沈从文精读》

站在“传奇”与“诠释”反面：关于张新颖《沈从文精读》[312]

金理

一、站在“传奇”与“诠释”的反面

米兰·昆德拉从朴素的阅读感受出发，抨击泛滥成灾的卡夫卡研究，他用同语反复给这一研究命名：“卡夫卡学是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学化的论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卡夫卡学的文章数量上了天文数字，卡夫卡学以无数的变调发展着始终相同的报告，相同的思辨，这种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但是它只靠自己来滋养自己。通过无数的序，跋，笔记，传记和专题论文，学院报告和论文，卡夫卡学生产和维持着它的卡夫卡形象，以至于公众在卡夫卡名下所认识的那个作家不再是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昆德拉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卡夫卡学的本质，这“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卡夫卡学是一种诠释。这样一种学问，它只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隐喻，而无其他”。

似乎还没有“沈从文学”的说法，但是隐然可见“被阉割的阴影隐去了所有时代中一位最伟大的小说诗人”，[313]情形庶几仿佛：沈从文学的“文章数量上了天文数字”，“以无数的变调发展着始终相同的报告，相同的思辨，这种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在流行阅读制造的“传奇”和学院论文堆砌的“诠释”中，那个作家不再是沈从文而是“沈从文学化的沈从文”。

不必再饶舌了，说清楚一种研究的误区与困境，也就说清楚了这本书诞生的意义。张新颖先生的《沈从文精读》（以下简称《精读》）站在传奇化与诠释性的沈从文研究的反面，不再去比附庞然大物般的种种“隐喻”，不再放任“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而是“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用个时髦的说法，如果问这本《精读》提供了什么方法论，那么就在这里。好比沈从文用千千万万坛坛罐罐过眼经手的“常识”来研究文物一般，这不是新鲜的、了不起的“专家知识”，只是最基础、最老老实实的工作，可惜“就目前而言，这个基础工作仍然没有做得很好”。[314]其实最基础、老实的方法往往是最根本、有效的方法，“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得出的作家形象，和传奇化、诠释过的沈从文并不一样。

比如沈从文后半生的“转型”，一个老题目，众说纷纭。“反面”理解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家被赶到博物馆里作普通讲解员，“总不免有些凄然”。“正面”理解的，以为选择正确，“得其所哉”。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都含着危险：替沈从文的“转型”而感到委屈，可能忘了这个人沉潜于素所爱恋的文物天地中的自得其乐；完全把沈从文的“弃文”作一番充满“浪漫主义”的解说，“理解一偏，恐怕致使对沈从文后半生命运的艰难困苦，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严谨性及其价值，估计不足”（234页）。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沈从文放弃了一直钟情的文学创作不假，但是对这个人不能做“截断式”的理解，截断的后果，比如感慨时代的风云遽变和压力吞噬了才华横溢的作家，比如在研究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时把他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经历一笔带过甚或忽略不计，都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精读》第八讲《文物研究：后半生与历史文化的长河》就是“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去看他的经历，他的思想，和他的工作”：“每一件文物，都保存着丰富的信息，打开这些信息，就有可能会看到生动活泼之态；而文物和文物，也都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东西，它们各自保存的信息打开之后，能够连接、交流、沟通、融会，最终汇合成历史文化的长河，显现人类、劳动和创造能量的生生不息。”（234页）如果我们把文学看作生命流通灌注的体现，那么沈从文“文物研究的着眼点，其实也是他的文学的着眼点”（26页），这个“水边的抒情的诗人”，确然没有离开他所钟爱的历史文化长河。再说那些表露出“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呓语狂言”，“保留了丰富的心灵信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空间里才得到庇护和伸展，能够对时代风尚有所疏离和拒斥”，沈从文一九四九年起的大量书信以“潜在写作”的风貌面世，“至少使得那一长时期的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仅此而言，这批书信就不应该被文学史所忽视，“仅此而言，便不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家生涯到一九四九年就已经结束”（188页）。

还有一个关于沈从文的传奇是：这个文学天才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而开始写作，以小学文化而成为大家。张新颖通过对《从文自传》的解读而得出“沈从文在离开湘西时已经初步形成的知识文化结构”，这其中已然含蕴、沉潜了自然的千光百汇和生活的日常人事，这无疑是一个人生命经验中丰富而独特的底色；即便用小了一圈的知识概念来衡量，“那也可以说，沈从文领受的人类智慧的光辉是非凡的，这其中，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艺术，他把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的军部称为‘学历史的地方’；当然有中国古代文学，也有意外碰到的西洋‘说部’；还有刚刚开始接触便产生实际影响的‘新文化’”，《从文自传》早就交代了“一个小兵对人类历史文化知识的孜孜以求和悉心领会”，这些因子奇妙地为未来的历史埋下伏笔。理解了《从文自传》如何“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45、46页），确立一个区别于他人的自我，如何“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也就领悟了这个人生命的延续性，也就不会再惊诧于他日后的转行或者“截断”。

可能会有人觉得这只是琐屑的细节，那么来看些所谓的“庞然大物”好了。《边城》里写“塔圮坍了”，经常会有论者从这一“象征”“隐喻”出发演绎出一番“现代性”的宏伟理论；但是倘若跳出现代性规划的想象图景，就会发现白塔圮坍轰然，“又重新修好了”，这正是地道的中国乡土式的地久天长。小说第二章提到，“河中涨了春水”，“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水冲去”，而湘西民众“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的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天保的身亡、傩送的出走、老祖父的故世以及翠翠的等待，这一切如果从“一个普通乡下人”的眼光来看，正是“在自然的安排下”，面对“无可挽救的不幸”时的“无话可说”。也就是在这份地久天长和“无话可说”中，这个世界“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将“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中的“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105页）。悲哀的背后，又有着天——地——人的不息流转，这不是一个“现代”可以规划的世界。

还有，沈从文的乡土立场经常为人提及，一讲到这儿又不言而喻地含有偏狭、保守、对抗都市生活与工业文明的意思。然而“与故乡的亲密”必然意味着“狭隘、偏执的立场和视野”么。“他不仅是在整个民族国家的广阔视野里看待和思考地方性、乡土性的问题，而且他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并不与对地方性、乡土性问题的倾心关注相对立，相反，他企望能够在矛盾纠结中清理出内在的一致性”，“从抗战以来到差不多整个四十年代，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一直盘踞在”这个“乡下人”的思想中（120、135页），甚至产生切身的精神痛苦。

《精读》希望为读者勾勒出沈从文一生三个阶段的三种形象：“得其自”的文学家、痛苦的思想者和处在时代边缘却进入历史深处的实践者。这是一个变化过渡的生命历程，但三种形象却无法割裂，内中有贯穿始终的线索。以往我们的理解，并不重视思想者的形象，甚至忽略实践者；即便在沈从文的文学中，又往往以“纯文学”的名义只拈出《边城》；而对《边城》的理解，又舍弃那个不息流转的世界，单单看作一曲唯美、静止的田园牧歌——这是一道日益偏狭的轨迹、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轨迹、过程而发生的，是我们把自己“变小”了。对沈从文的转型作“截断”式的理解，从所谓文学的眼光出发看轻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其实是无视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那一致根柢处流淌出的对人类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爱恋，无视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追求意义和价值，在天翻地覆的时代中如何找寻安身立命的位置；在知识和心智的范围内小觑沈从文的文化结构，似乎是为了日后文学大师的“横空出世”作先抑后扬的张本，仰视他为天才，其实舍弃了一个人在生命起步时所领受的自然现象的浸染和人事经验的习得。更重要的是，“知识和心智发展出‘机心’，就是‘文化’走向狭隘的标志”，“说一个‘自然人’没有‘文化’，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概念太小了，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和判断”（98页）；同样，将沈从文凝固在对抗现代性或固守乡土性的范围里讨论，也就将自我陷足于人为制造的牢笼而难以自拔甚至不自知。这样看来，拓开对沈从文的理解，不仅仅是因为“如果这个理解空间太小的话，是放不下这个人的”（1页）；拓开对沈从文的理解，同样是为了拓开我们自己的识见、视野，乃至胸怀、人格。

这是件原该如此、理所当然的工作，但实则不易。比如，倘使固守着现代性、城乡对立等立场，那么一切问题就轻轻松松到此结束了，“绝大多数学者都满足于把遇到的问题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进行归类分析，却无法使眼前的问题在与知识积累发生关联的状况下转变成新的问题意识”，[315]正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有太多惯用的“知识积累”和已成的理念牢笼——这样的“知识积累”和理念牢笼，实则恰与沈从文的精神与践行相悖离——似乎用它们可以囊括所有的问题“进行归类分析”。就像我们很少去反思以往理解沈从文的“尺度”是不是太小了一般，我们也很少质疑这些积累与牢笼的有效性。所以诚实的研究首先源于对可以熟练操持的积累与牢笼的拒绝。《精读》悉心勾勒沈从文一生的三个阶段、三种形象，揭示这三者间复杂的过渡、转换与内在关联——这些工作，就在拒绝中悄然展开，在拒绝中艰难推进。

二、“和鲁迅参照着来讲”沈从文

第六讲中，张新颖通过对《狂人日记》的解读来确证沈从文从“疯狂”中恢复、新生的意义。“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的这句话如何理解？以往的说法是：狂人最终被他先前所反抗的社会体制同化了。“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狂人的‘疯狂’是毫无意义的，对社会而言，他的反抗没有作用”，也就是说，他的疯狂与恢复没有意义。“狂人其实是‘超人’式的‘精神界之战士’，他的觉醒是从身在其中的世界中脱离出来，独自觉醒；然而，这是一种‘尚未经过将自身客体化的“觉醒”’，处于脱离现实世界的状态，因而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无从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因此需要获得再一次觉醒，回到社会中来”，“然后才能展开可能产生成效的现实行为”。由此来观照，“沈从文的恢复，也正是意义重大的新生。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新的自我，这个新生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个新生的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像‘疯狂’时期那么决绝和激烈了，其实却是更深地切入到了现实中，不像‘疯狂’时期，处在虽然对立然而却是脱离的状态”（189、191页）。

通过狂人的“赴某地候补”，确证沈从文恢复所展示的“意义重大的新生”——这并不是说用鲁迅诠释沈从文，根本在于，“这两个人在文学的深处、思想的深处是特别相通的”，所以张新颖在开篇的《导论》里就说：“我讲沈从文，就有意识把他和鲁迅参照着来讲。”（23页）

鲁迅素来反感“文学概论”或“什么大学的讲义”之类俨然、雍容的本质性规定，“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316]他正是依借这一思路去捍卫他所实践的杂文创作：“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317]鲁迅对“文学本位主义”的揭破，正是要警醒世人潜藏在“严肃的工作”“繁重文学制作”之类背后的权力体系，以及在这种纯文学性的“文艺价值”麻痹之下，遗忘了“生存的血路”。鲁迅对文学经典化、体制化的反思，立意在于艺术、文学一旦“被命名”，往往就容易失去其原有的生命与活力，而杂文的价值正在于“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318]其实更加重要的，是鲁迅在对杂文价值的捍卫中所凸显的那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倒不如不进去”的逃名、破名的思维特质。

鲁迅知识生产的非观念性与沈从文置身生活世界的文学非常一致。沈从文的文学，“有他自己的关于文学本源的意识和坚持，如果文学背离了这个本源，他会非常痛苦，他的反对商业化和政治化，反对现代规划对文学的规训和宰制，出发点就是这个文学的本源。这个连接着生命的文学本源是一个莽莽苍苍、生机活泼的大世界”（19页）。非观念性格力戒观念的实体化和绝对化，或者说，只有与生活建立了互动关系的观念，才具有知识生产的能动性。这和反对现代的规训和宰制，贴近“莽莽苍苍、生机活泼的大世界”正是一个意思。而这两个人思想与文学深处的相通，正好切中五四以来思维方式的痼疾。海德格尔讨论“一个时代只是因为它是‘历史性的’，才可能是无历史学的”，于是有这样一番话：

这样取得了统治地位的传统首先与通常都使它所“传下”的东西难于接近，竟至于倒把这些东西掩盖起来了。流传下来的不少范畴和概念本来曾以真切的方式从源始的“源头”汲取出来，传统却赋予承传下来的东西以不言而喻的性质，并堵塞了通达“源头”的道路。传统甚至使我们忘掉了这样的渊源。传统甚至使我们不再领会回溯到渊源的必要性。传统把此在的历史性连根拔除……[319]

很不幸，五四以来的思维方式恰可作为上面一段论述的注脚，“这种方式：一是把‘制造’出来的东西说成是‘发现’的东西，从而不言自明地获得了合法性；进而，跟这个相辅相成，它把自己暗含的理论模式和由之生发的理论话语，套到自然的东西上面，把一个理论的东西套到现实的、自然的世界上面”（6页）。这种遮蔽、取缔的力量畅通无阻，强大到排斥任何质疑，而再生产的过程从人为的操作变成自然的心理认同，甚至这一过程在惯性中逐渐被人忽视，遗忘。其结果是，不经反省的名词神话、主义崇拜四处泛滥，这恰是中国现代意识的核心危机。

黑格尔说：“有生活阅历的人绝不容许陷于抽象的非此即彼，而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320]鲁迅与沈从文都具备“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的禀赋，也正是这一“绝不容许陷于抽象”的禀赋，能够同“制造”当“发现”、“人为”当“自然”而生产出来的名词拜物教形成对抗。再进一步，“实际的耳闻、目睹、身受的‘亲证’，具体的现象和确实的状况，比抽象空洞的理论、理念、观念重要得多，更准确地说，后者必须在与现实具体情境的摩擦中，产生出经得起检验的有效性”，在沈从文看来，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性，世俗的对于“政治”的依附性，只要“无从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统统不可靠。“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张新颖讨论到这里，又联系起了鲁迅，《破恶声论》中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用沈从文的话来说，那就是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是建立在依附性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能够重视青年鲁迅提出的‘白心’的概念，那么几乎就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白心’思想和感受的作家”（122、123页）。用“白心”来抵抗理念的依附性，用“和痛苦忧患相关”的“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去换取经验中“生命的份量”，用一己切肤之痛去验证外在经验——我们一般很少会把鲁迅同沈从文放到同一群体中去讨论，但他们展示的上述种种神合，倒正应该是新文学传统中，乃至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最值得我们宝爱的品质。

从“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出发，可以理解很多文学现象。比如对个人主义的认识。沈从文在一九四六年说，只有从“轰炸饥饿”中来，才会“感觉个人未来与国家未来，都可一身担当，都得一身担当。明白个人忧乐与国家荣枯分不开，脱不掉”，[321]这里的个人主义、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五四时期和今天都不一样。在五四时候，个人主义往往来自书本或西方理论，它作为虚幻的符号组织进民族想象中；而今天的“个人”，正极力撇清与“国家荣枯”的干系。之所以不同，原因无它，就是经受了战时的“轰炸饥饿”，就是经历了与社会现实、个人体验的相互砥砺，沈从文笔下的“个人”，才能完全包容、含纳，甚至穿透民族国家建设、复兴这样的大命题，这些东西完全内在于个人的生命，所以“一身担当”。

三、反思五四，返观当代

正如上文从五四和当代这两个向度来考量“一身担当”的意义所在，通过这个人和他的文学，反思五四新文化的气度与容纳力，返观当代文学创作气血衰败的症结，沈从文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意义，正可以由此展开。

《湘行书简》里深情的关注在一条河上生活的各色人物。张新颖是在与新文学中“人的文学”的倡导相比照，来见出差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他的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更核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71页）他就是这样地敏感于“现代”的规训与宰制。“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却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我们把天、地、人的呼应流转割裂得太久太深，这还是一个五四思维方式的后果，人为制造的割裂，掩盖了源头上浑然一体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沈从文对一个比人大的世界的感受，与五四以来唯人独尊的观念正相对”（74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胀破了五四新文学的世界。

张新颖讲一九四〇年代沈从文《黑魇》等八篇散文，是对“充分个人化、内心化的精神状态的‘捕捉性’描述”，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化、内心化，绝不是与社会和外界相隔绝的结果和形式，反而是直接置身和体会纷乱芜杂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并且以一己之心，对这个巨大的社会现实进行考量，与它发生剧烈的摩擦；因此而生的切身的精神痛苦，与在对待世界和现实时抽去了个人和内心的方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150、151页）。接下去又讲“这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与民族大业息息相通的关系的认同，是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确证。沈从文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绝不是一个狭隘封闭、无所承担的‘纯’的概念”（159页）。“‘纯’的概念”，这又是一个可以延伸到今天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下，我们经常被“向内转”与外部世界、形式技巧与社会责任等看似对立的概念所纠缠。其实今天我们劈面遇到的问题在六十余年前的沈从文那里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对“纯文学”的前途如此焦虑不安，正是因为在沈从文那里，那种健康的、良好互动的，甚至互动都谈不上，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联系被人为割裂得太深。我们总是在一种潜在的内部/外部、文学/社会的对立框架中理解文学。画地为牢地将二者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实体，而拒绝开放。

《湘行书简》是沈从文写给夫人的“三三专利读物”，按眼下流行的说法，这应该是个浓情蜜意的私人空间，“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我们常见的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却是很少的，沈从文写了那么多，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书简里，同样也非常自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问题，这样特意地提出来强调，其实是把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狭窄化了，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割裂了。私人空间、个人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的爱的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性质的写作、个人化写作，它的空间有多大呢？《湘行书简》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例子”（79、80页）。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中，沈从文提出近几年来文坛的“一个特别印象”：“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也差不多”，“这种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而原因在于作家“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逐时髦”。[322]在随后的《一封信》中，批评的意图就更加明确了，“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而制约文学发展的阻力，具体说来是“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323]后者暗指左翼文坛。沈从文的批评被相当一部分左翼作家理解为对革命文学别有用心的攻击，他们告诫沈从文尽管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但是文学紧跟时代的创作方向是正确而不能改变的，文学必须“走向时代”，“走向生活”。当沈从文面对这样的训斥时，我想他肯定很寂寞。从三十年代被左翼作家围攻，到现在仍然经常有人在强调与政治、现实脱钩的所谓“独立的文学传统”时，把沈从文搬出来，把他的作品描绘成“唯美”、静止、固守一方天地的田园牧歌，有时我们真的没有读懂沈从文。在沈从文那里，在他的“一身担当”和“息息相通”里面，早已建立起一种与社会生活的独特的联结方式，因为有了属于这个人的这种方式，有了这种“文学”的方式，他根本不会在那些缠夹不清的对立中陷足了。

四、这条长流不尽的河，漫溢过文字、文学

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些个讲不清的感受。比如，开头就说，《精读》是“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这个评述对象确实对张新颖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也可以从相反的方面考虑，即张新颖理解的沈从文及其文学，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有紧密关联，甚至可以说，这里的沈从文有强烈的张新颖的色彩，这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影响”了。或者说，解读沈从文给了张新颖正面表述他内心复杂思考与情感的机会。

而这些复杂思考与情感。不仅仅关乎文学。当然这是一本从细读出发的文学导读、赏鉴类的书，但里面有更大、更丰富、更沉郁的东西。套用沈从文喜欢的说法，这条长流不尽的河，漫溢过文字、文学……比如生命本源、生活遭际、个人事业，它们以何种方式发生关联，彼此渗透，包融。又如，人在自然、社会现实与历史中的位置及处身方式……这些问题看似虚阔无边，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有迫切的意义。这些问题我讲不清楚，末了还是抄几段书吧：

《边城》这样的作品蕴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经验，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学，是在困难中的微笑。……“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107页）

时间流转如水，逝者如斯；过往的岁月里，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历经冲刷淘洗之后，仍然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留。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来“还原”各种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恢复”它们生动活泼的气息和承启流转的性质，汇入历史文化的长河。“一个人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家乡。”如斯言，一个人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写着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这条长河，爱得深沉。（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