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沈从文在博物馆的工作和经历,实在说起来——和他自己对文物的热爱分开来说——是非常不“抒情”的。根本上,他是想另创一番事业,而馆中领导甚至更高层的领导,本意却未必是想让他做什么事,所以他受到的是“冷处理”,得不到支持,甚至还要面对打击,也算不上特别出人意料。但他都忍受下来了。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一九七八年三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待了近三十年。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里说:“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沈从文属于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没有人考虑到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从文物与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沈从文与别的研究员不同,“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了好些,基础踏实些”。“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有些问题比较专门,而且是国内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也还是从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的就比较落实了。”[267]

去库房和陈列室与大量实物进行实际接触,这样一种实践和在实践中的提高,使沈从文得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见解和主张。虽然早在一九二五年,王国维就在清华研究院的“古史新证”课上,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268]单纯从理论层面上讲,沈从文的见解和主张并非怎么“新鲜”和“独创”;但是沈从文的见解和主张确是他一己经验的总结,他对理论一向没有多大兴趣,他的结论是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自然得出的。而事实上,他的这种主张和方式也确实和人不同,馆中管业务的领导和一些同事无从理解他整日在库房和陈列室转悠,以至于说他“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沈从文对这样的领导很恼火,他在这份申诉材料中质问道:“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的也就是他,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他相信自己的这种笨方法能够解决很多实际问题,与他的这种方法相比较,博物馆通行的两种研究方式,他以为都不怎么“顶用”:“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269]

沈从文的这种“方法论”上的自信和日常的勤苦工作,促使他对文物研究产生了事业性的抱负:“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以及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以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270]“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说到底,是因为有这种事业性的抱负。

沈从文的工作和抱负所要应对的,却是非常艰苦的条件和干扰不断的环境。五十年代,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举行了个“内部浪费展览会”,沈从文陪同外省同行参观,展出的是他买来的“废品”,如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花四块钱买来的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意在给他难堪,他却觉得“有趣”。[271]一九五七年,他在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份材料中说:“其实照目前情况,说‘研究’条件也十分差,那像个研究办法?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工作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272]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处境,从这个数字可想而知:到他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这份材料的时候,他在这里约十八年,却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环境和条件如此不堪,也还是忍受了。倘若当初不选择文物研究而选择一个“作家”的名头,最好也不过如昔日同行;比较起来,沈从文心中自有掂量:“从生活表面看,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273]如果不明白沈从文的事业性抱负和对自己工作意义的坚信,这段话就可能会被当成酸溜溜的牢骚了。

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选择,是在特殊的时代压力下做出的,其中却也包含了他个人孤独的努力和追求。这种孤独的努力和追求之不被理解,更凸现出其坚持的艰难和可贵。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274]他的心境,莽莽苍苍中,却特别“明白”。


三、“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五、一部著作,十七年“离奇”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