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沈从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在《潜渊》里，沈从文早写出了自己的迷失和战败。这篇文章是从日记里摘抄出来的，其中有这样的话：“小楼上阳光甚美，心中茫然，如一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武器与武力全失。午后秋阳照铜甲上炙热。手边有小小甲虫爬行，耳畔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不觉眼湿。”[153]此种状态，可与大海里无所攀援的情势相比；虽然各自趋向一静一动的两极。

然而，他还是没有放弃。“试由海面向上望，忽然发现蓝穹中一把细碎星子，闪灼着细碎光明。从冷静星光中，我看出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诗人或哲人为这个启示，反映于纯洁心灵中即成为一切崇高理想。过去诗人受牵引迷惑，对远景泼眸过久，失去条理如何即成为疯狂，得到平衡如何即成为法则：简单法则与多数人心会和时如何产生宗教，由迷惑，疯狂，到个人平衡过程中，又如何产生艺术。一切真实伟大艺术，都无不可见出这个发展过程和终结目的。”[154]

艺术的存在并不耀眼辉煌，它有的也许只是那种“细碎”的光明；即使如此，它却包含着永恒、力量和意志，它与理想密切关联，它从生命的深刻的精神过程中所产生。这样的艺术的含量是巨大的，它的状态是敞开的，实在的，它不仅是包容，而且是发现。“微风掠过面前到绿原，似乎有一阵新的波浪从我身边推过。我攀住了一样东西，于是浮起来了。我攀住的是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受试验时一切活人素朴的心；年青男女入社会以前对于人生的坦白与热诚，未恋爱以前对于爱情的腼腆与纯粹，还有那个在城市，在乡村，在一切边陬僻壤，埋没无闻卑贱简单工作中，低下头来的正直公民，小学教师或农民，从习惯中受侮辱，受挫折，受牺牲的广泛沉默。沉默中所保有的民族善良品性，如何适宜培养爱和恨的种子！”[155]

发现艺术的永恒、力量和意志，又通过艺术发现体现着永恒、力量和意志的素朴的心和民族品性，而且还要通过艺术把这孕育着未来的民族品性的种子撒播出去。“我仿佛看到一些种子，从我手中撒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时同样一片蓝天下形成的繁荣。”[156]

“从我手中撒去”，这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与民族大业息息相通的关系的认同，是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确证。沈从文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绝不是一个狭隘封闭、无所承担的“纯”的概念。

孩子来把他从思索中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景中，大家到溪边取水。由溪边想到以前常带孩子来这里的善于弹琴唱歌聪明活泼的女子和生活孤独性情淳厚的诗人，本事是张充和与卞之琳，在《绿魇》里已有叙述。人事倏忽相差相左，无可奈何，可为一叹而再叹。

晚饭时，主妇给他讲家里来过的几个客人的故事。主妇是个善良平和的人，她叙述别人的故事，能够见出每个人各有各的好处。在这点上，沈从文自觉到差别了：“若果由我笔下写出，可就会以为是讽刺了。……照实写下来，就不可免成为不美观的讽刺画了。我容易得罪人在此。这也就是我这支笔常常避开当前社会，去写传奇故事原因。一切场面上的庄严，从深处看，将隐饰部分略作对照，必然都成为漫画。我并不乐意做个漫画家！”[157]

沈从文在四十年代小说创作数量的大大减少，也和他“不乐意做个漫画家”有直接的关系。

从这里，我们可以探讨沈从文文学理解的又一个方面，并且从这个方面探讨沈从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什么能够进入文学，什么不能够进入文学，对沈从文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特意强调他的笔要“避开”什么，也就是强调他的文学不能是什么。在《白魇》里，他就坦言道：“我虽是一个写故事的人，照例不会拒绝一切与人性有关的见闻，可是从性情可爱的客人方面所表现的故事，居多都像太真实了一点，待要把它写到纸上时，给人印象不是混乱荒谬，便反而近于虚幻想象了。”又说：“如彼或如此，在人生中十分真实，但各有它存在的道理，巴尔扎克或高尔基，笔下都不会放过。可是这些事在我脑子里，却只作成一种混乱印象，假若一页用失去了时效的颜色，胡乱涂成的漫画，这漫画尽管异常逼真，但实在并不动人。”他把自己区别于巴尔扎克或高尔基这一类型的作家，是他不能让文学屈从于所谓的合理的真实。“这算什么？我们作人的兴趣或理想，难道都必然得奠基于这种猥琐粗俗现象上，且分享活在这种事实中的小人物悲欢得失，方能称为活人？一面想起这个眼前身边无剪裁的人生，虽无章次，却又俨然有物各遂其生的神气，一面想起另外一些人所抱的崇高理想，以及理想在事实中遭遇的限制，挫折，毁灭，正若某种稀有高级生物受自然苛刻特别多，不能适应反而容易夭折，不免苦痛起来。我还得逃避，逃避到一种抽象中，方可突出这个人事印象的困惑。”[158]

沈从文的文学对于“无剪裁的人生”、“无章次”的“真实”的逃避，其实是一种坚持：“我总以为做人和写文章一样，包含不断的修正，可以从学习得到进步。尤其是读书人，从一切好书取法，慢慢的会转好。”[159]持这样一种朴素的观念，文学自然就要有它的剪裁，它的章次，它的标准，它的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目前，在沈从文看来，到了需要认真分析它的得失的时候。收入《烛虚》集的文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指出：“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是民国十五年后，这个运动同上海商业结了缘，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民国十八年后，这个运动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因此一来，若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实在值得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看出一点堕落倾向，远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令人敬重。原因是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傅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上，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160]同集里的《白话文问题》《小说作者和读者》《文运的重建》，都郑重地谈到这两种倾向，他严厉地斥之为“堕落”，表明他自己的文学理解的严正和文学坚持的不妥协性。

他在《长庚》里检讨“从‘五四’到如今”二十年来文字工具的“误用与滥用”，又要“看看二十年来用文字作工具，使这个民族自信心的生长，有了多少成就。从成就上说，便使我相信，经典的重造，不是不可能的。经典的重造，在体裁上更觉得用小说形式为便利”。“新经典的原则，当从一个崭新观点去建设这个国家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尤其是属于做人的无形观念重要。勇敢与健康，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生命的‘意义’，若同样是与愚迷战争，它使用的工具仍离不了文字，这工具的使用方法，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索思索。”[161]这其实是在强调文学的根本性担当。

《白话文问题》里，沈从文说伟大作品的产生得期望这样的作者：“即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因所见甚广，所知甚多，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悯，对个人生命与工作又看得异常庄严，来用宏愿与坚信，完成这种艰难工作，活一世，写一世，到应当死去时，倒下完事。工作的报酬，就是那工作本身；工作的意义，就是他如历史上一切伟大作者同样，用文字故事来给人生作一种说明，说明中表现人类向崇高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努力中必然遭遇的挫折。虽荆棘载途，横梗在生活中是庸种极端的愚蠢、迷信、小气、虚伪、懒散、自私……他却凭韧性与牺牲，慢慢接近那个幻想。到接近幻想时，他谅已精尽力竭，快要完了。他本身一生实应当如一篇宏大庄严然而同时又极精美的诗歌。”[162]显然，他是以此自期的，是十分严肃的自我要求和自我认同。

文学不能沦落为商业和政治的雇佣，却必须得有根本性的担当；黑夜仰望苍穹，可见细碎的星子，文学就得如星子，得有光明，哪怕是“细碎的光明”；它得包含“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163]它得是未来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