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来了”

小说写的人物，枫树坳看守祠堂的老水手，萝卜溪橘子园主人滕长顺和他的小女儿夭夭，吕家坪镇的商会会长，保安队长，主要就是这么几个。

老水手和橘子园主人是远房同宗，亲如一家。这两个人都长期在水上讨生活，却气运不同。滕长顺积年勤恳，发了旺，年纪大了就在地上落脚，儿女都已长大，家境殷实。他不但是大片橘子园的主人，而且因为为人义道公正，得人信服，村里有公共事业，常常做个头行人，居领袖地位；守祠堂的年轻时水上事业本来也顺手，却接连碰上人祸天灾，死了妻子孩子，货船出了事，连老底子都赔完。老了孤身回到吕家坪，就成了坐坳守祠堂人。这两个人的经历和命运，在辰河两岸，都没有特别稀奇的地方。这里人事生活的底子，就是由这样的人打下的。

老水手坐在坳上官道旁，听过路人说“新生活”要来了，心里恐慌，就去告知橘子园主人；橘子园主人和商会会长是干亲家，他就来会长这里问情形。会长是个老《申报》读者，二十年来天下大事，都是从《申报》上知道的，新生活运动的演说，早从报纸看到了。他告诉橘子园主人，这是国家一件大事，可是，自然喽，城里人想起的事情，有几件事乡下办得通？

新生活运动是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发起的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文化复兴运动”，核心是恢复“礼、义、廉、耻”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和儒家价值观，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达到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的目标。这一运动在全国推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渐停止。

吕家坪人了解的新生活运动的情形，是从到过常德的弄船人口中听来的，“譬如走路要向左，衣扣得扣好，不许赤脚赤背膊，凡事要快，要清洁……如此或如彼，这些事由水手说来，不觉得危险恐怕，倒是麻烦可笑。请想想，这些事情若移到乡下来，将成个什么。走路必向左，乡下人怎么混在一处赶场？不许脱光一身，怎么下水拉船？凡事要争快，过渡船大家抢先，不把船踏翻吗？船上滩下滩，不碰撞打架吗？事事物物要清洁，那人家怎么做霉豆腐和豆瓣酱，浇菜用不用大粪？过日子要卫生，乡下人从那里来卫生丸子？纽扣要扣好，天热时不闷人发痧？总而言之就条例言来都想不通，做不到”。[108]一个水手告诉他在常德见到的光景：“街上到处贴红绿纸条子，一二三四五写了好些条款，说是老总要办的。不照办，坐牢、打板子、罚款。街上有人被罚立正，大家看热闹好笑！看热闹笑别人的也罚立正。一会儿就是一大串。那个兵士自己可不好意思起来，忍不住笑，走开了。”[109]“新生活”究竟如何，小说并不直接叙述，沈从文也并不从理论上来评价，但他却让乡下人耳听眼见的实际情形，漫画化地凸现了它可笑的一面。

然而，它绝不仅仅是可笑的，对它的叙述也绝不仅仅是漫画化的。“新生活”这三个字，在小说中出现了五十次之多，其含义已经大大超过了它本身所是的东西。对于不明白“新生活”是什么的吕家坪人来说，它几乎代表了一切来自外面世界的、给他们的生活和命运造成极大麻烦和灾难的可怕力量，这样的可怕力量这些年来已经制造了湘西世界的混乱和动荡，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不仅忍受这样的现实，而且时时刻刻感觉着不可知的将来的威胁。这两年之内，虽说没有内战，算是安稳，但是这种短暂的安稳完全无力冲淡也只过了没几年的经验和记忆中的恐怖：一会儿是什么军来了，拉人杀人；一会儿又是另外的什么军来，消灭反动分子；这批人马刚走，又有一群来了，派夫派粮草，开会，杀人。这个来了，那个来了，到后来，最怕的就是“来了”，不管是什么来了。就是在安稳的日子，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来了”，譬如说，就连家道殷实的滕长顺也慨叹：“今年省里委员就来了七次，什么都被弄光了。”[110]

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复杂的“来了”。第五章《摘橘子》里写到滕长顺和老水手讨论新式油业公司的事：年初就传说辰州府地方快要成立一个新式油业公司，用机器榨油。而与沿河人民生活关系特别密切的就是桐油价格的涨落，一旦机器油业公司开张，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原有的手工作坊式的油坊至少要有二三十处关门。这一种“来了”，表面上是新式工业来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简单。一般置身事外的人，“城里人”，固执于二元对立模式的研究者，会把这两种作业方式之间的冲突叙述成“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冲突，其实是根本不了解表面掩盖之下真实情形的肤浅之论。在这样的关键地方，就见出沈从文的不一般了，也见出他对湘西生活真实状态的深入和对湘西民众疾苦的感同身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官与民争利。老水手说机器油坊是办不好的，滕长顺反驳道：“你怎么知道办不好？有五百万本钱，省里委员，军长，局长，都有股份。又有钱，又有势，还不容易办？”“他们有关上人通融，向下运还便利，又可定官价买油收桐子，手段很厉害！自己机器不出油，还可用官价来收买别家的油，贴个牌号充数，也不会关门！”[111]如果一定要把这里将要发生的事情说是机器工业和手工作坊业、“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冲突，那么这个“现代”和“新”，也是和权力勾结在一起而来的，官与民争利的动机深藏其内。“现代”和“新式文明”及其方式的复杂性，绝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叙述可以揭示的。

在已经经历了和还要经历这样那样的“来了”的经验的惶恐之中，听说又有“新生活”要来了，其反应可想而知。小说第二章《秋》写到一个妇人向过路人打听“新生活”是不是真要来了，“妇人把话问够后，简单的心断定‘新生活’当真又要上来了，不免惶恐之至。她想起家中床下砖地中埋藏的那二十四块现洋钱，异常不安，认为情形实在不妥，还得趁早想办法，于是背起猪笼，忙匆匆的赶路走了。两只小猪大约也间接受了点惊恐，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112]守祠堂的老水手被“新生活”这个“名词”弄得紧张，他到处打听，对人发誓：“是的，是的，那个要来了。他们都那么说！”[113]

“那个要来了。”老水手的表现有些好笑，可是他对地方现实的忧心忡忡，绝不是空穴来风。山雨欲来，他凭沧桑经验早有预感。“他好像已预先看到了些什么事情，即属于这地方明日的命运。可是究竟是些什么，他可说不出，也并不真正明白。”他的预感是悲观的，生活的打击早已使他失去雄心，可是也锻造了他什么都不怕的对于生活和命运的忍受、抵抗与承担。他站在祠堂阶砌上，自言自语：“好风水，龙脉走了！要来的你尽管来，我姓滕的什么都不怕！”[114]

橘子园主人和商会会长一样是个老《申报》读者，“目击身经近二十年的变，虽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国家。对于官永远怀着嫌恶敬畏之忱，对于国家不免有了一点儿‘信仰’”。[115]这朴素的感情和单纯的信念，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相信国家会慢慢转好，这个信念和老水手的悲观预感不同，可是就是这个单纯而诚实的信念，使得他和老水手一样坚韧，从而能够忍受、抵抗和承担属于自己的生活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