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另一条长河

汪曾祺说他的老师是“水边的抒情诗人”，“湘西的一条辰河，流过沈从文的全部作品。……关于这条河有说不尽的故事。沈先生写了多少篇关于辰河、沅水、商水的小说，即每一篇都有近似的色调，然而每一篇又各有特色，每一篇都有不同动人的艺术魅力。河水是不老的，沈先生的小说也永远是清新的。一个人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家乡”。[252]

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沈从文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湘西的沅水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离开湘西之后就生活在对家乡河流的印象和怀念里。《从文自传》《湘行散记》《边城》是这种印象和怀念的结晶，是典型的“水边抒情诗”。

但是，这个“水边的抒情诗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古典”的印象和怀念里，他同时得在现实和现代中生活，他的家乡和河流也得经受现实和现代的风雨。到抗战爆发之后，写《湘西》，写《长河》，他虽然仍旧保持一个“水边的抒情诗人”本色，他的“抒情”却不能不沉重起来，充满了忧患和焦虑。

一九四九年，他割舍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研究，拓开了另一块安身立命的领域。绸子缎子，坛子罐子，千千万万件实物过眼经手，长年累月在灰扑扑的库房中转悠，和“无生命”的东西打交道，做枯燥的研究。这样理解，其实是有些错了。每一件文物，都保存着丰富的信息，打开这些信息，就有可能会看到生动活泼之态；而文物和文物，也都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东西，它们各自保存的信息打开之后能够连接，交流，沟通，融会，最终汇合成历史文化的长河，显现人类劳动、智慧和创造能量的生生不息。还用形象的说法，沈从文后半生在对家乡河流的印象和怀念之外，又在新的现实境遇中找到了另一条长河，历史文化的长河，他投身于此，倾心于此，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做了另一种“水边的抒情诗人”——还是汪曾祺的话：“他后来‘改行’搞文物研究，乐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也跟这点诗人气质有关。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253]

不过，“抒情”“诗人”这样的字眼，因为通常的使用而容易误解，如果理解一偏，恐怕致使对沈从文后半生命运的艰难困苦，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严谨性及其价值，估计不足。所以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去看他的经历，他的思想，和他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选他的三篇文章，联在一起看，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线索。一篇是《抽象的抒情》，一九六一年七八月写的，未完稿，收在《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一篇是《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写，是“文革”中的一份申诉材料，收在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篇是《曲折十七年》，一九八一年四月写，本来打算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后记，但后来该书后记经过了大幅度的压缩。依据手稿整理而成的《曲折十七年》也收在全集第二十七卷。

大致上可以说，从《抽象的抒情》，可以读出沈从文为什么要放弃他其实一直不能忘情的文学创作，有了这个放弃，才有对文物研究那种事业性的专注和献身；从《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可以读出他在从事这个工作时的甘苦荣辱，特别是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意义的强烈自信，自我的价值在不堪的处境中得以体现；《曲折十七年》则围绕《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代表性成果的艰难诞生，叙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非同寻常的人生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