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从文传统在当代

要说沈从文的文学对当代创作的影响,首先一定会想到汪曾祺,这对师生的传承赓续,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话,其间脉络的显隐曲折、气象的同异通变,意蕴深厚意味深长,尚待穿过泛泛而论,做深入扎实的探究。这里不谈。

还会想到的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被重新“发现”以来,一些作家怀着惊奇和敬仰,有意识地临摹揣摩,这其中,还包括通过有意识地学汪曾祺而于无意中触到一点点沈从文的,说起来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不过这里出现一个悖论,就是有意识地去学,未必学得好;毋庸讳言,得其形者多有,得其神者罕见。这里也不谈。

如果眼光略微偏出一点文学,偏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电影,可以确证地说,侯孝贤受沈从文影响不可谓小,这一点他本人也多次谈起过;台湾地区的侯孝贤影响到大陆的贾樟柯,贾樟柯不仅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而且由侯孝贤的电影追到沈从文的文学,从中获得的教益不是枝枝节节,而是事关艺术创作的基本性原则。[285]这一条曲折的路径,描述出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这里也不谈。

这么说来,你就不能不承认有这么一个沈从文的传统在。说有,不仅是说曾经有,更是说,今天还有。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不能说多么强大,更谈不上显赫,但历经劫难而不死,还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和持久。这个生命力,还不仅仅是说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说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这篇文章要讨论的三部长篇小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今日的文学创作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最早的《活着》(1992年)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秦腔》(2005年)出现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中,《天香》(2011年)问世则刚好十年。这三位作家,余华、贾平凹、王安忆,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自然无需多说;需要说的是,他们三位未必都愿意自己的作品和沈从文的传统扯上关系,事实上也是,他们确实未必有意识地向这个传统致敬,却意外地回应了这个传统,激活了这个传统。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不自觉的、不刻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关联、契合、参与,反倒更能说明问题的意义。这里我不怎么关心“事实性”的联系,虽然这三位不同程度地谈过沈从文,但我不想去做这方面的考辨,即使从未提起也没有多大关系;我更感兴趣的是思想和作品的互相认证。

在此顺便提及,阿来在二〇〇五年到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三册六卷长篇小说《空山》,本来也应该放在这篇文章里一并讨论,《空山》和沈从文文学之间对话关系的密切性,不遑多让;但考虑到涉及的问题多而且深,在有限的篇幅内难以尽言,所以留待以后专文详述。


第九讲 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二、活着,命运,历史,以及如何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