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作者生命的“分量”“成熟”“痛苦忧患”

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242]

“现在”明白的要比“过去”以为的更进一层,既是对《史记》及其作者的认识更进一层,也是对自我的认识更进一层。而促成这种进一层认识的,主要是他所遭受的挫折、失败和困难重重的现实处境。他从个人生命的曲折来路中体会,仿佛与创造了伟大文学的作家对晤会心:“从文学史上过去成就看作者,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个一致性。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发展相异而情形却相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存在有了理会。”[243]

《史记》列传中写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还如一幅幅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重要处且常是三言两语即交代清楚毫不粘滞,而得到准确生动效果,所谓大手笔是也。《史记》这种长处,从来都以为近于奇迹,不可学,不可解。试为分析一下,也还是可作分别看待,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中国史官有一属于事功条件,即作史原则下笔要有分寸,必胸有成竹方能取舍,且得有一忠于封建制度中心思想,方有准则。《史记》作者掌握材料多,六国以来杂传记又特别重性格表现,西汉人行文习惯又不甚受文体文法拘束。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244]

几天后信里重谈这一话题,而用语更简:“……列传写到几个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竟如一个一个画像,须眉逼真,眼目欲活。用的方法简直是奇怪。正似乎和当时作者对于人,对于事的理解认识相关,和作者个人生命所负担的时代分量也有关。”[245]《史记》的非凡成就是怎么取得的?沈从文的思路,是马上从作品跳到作者,从文字跳到人生。“作者个人生命所负担的时代分量”,这是要害。前面曾说遭遇不堪生活之后读杜甫“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应该主要是这个方面的所指。

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246]

前面追究个人生命的历史,其实也是检测个人从过往的各种经验中所受的“教育总量”。人生所受“教育总量”和人生所担负的“时代分量”,以及个人生命本身的“分量”,表述各有偏重,实际难分难舍。进而又言“痛苦忧患”,愈发逼近情绪和思想的核心。这种“痛苦忧患”,由个人所承受,承载的内容和含量却与历史和时代紧密相关。只是这种相关,却不是顺从或满足历史和时代的“事功”“要求”,也不是随波逐流。“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由个人的遭遇而体认历史、会心传统,又由历史和传统而确认自我、接受命运:“新的人民时代,什么都不同过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恐还不免还有一些人,会从历史矛盾中而和旧时代的某种人有个相同情形。……应当接受一切,从而学习一切。……我在改造自己和社会关系,虽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许还是那个——不可忍然而终于还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247]

与“痛苦忧患”相关,与作者生命“分量”相提并论的,是作者生命的“成熟”。“成熟”这个词,沈从文在这里也不是随意写下的。他自觉此时生命储蓄的能量已经达到饱满的状态,只要条件许可,就可以化为创作。内江实际的生活经验使他体会到:“我的生命如有机会和这些人事印象,这些见闻,这些景物好好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片特别的庄稼,……即可形成一种不易设想的良好效果。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有些真正衰老,人事挫折,无可奈何的能力消失。在悬崖间绝对孤独中体会到这个存在时,更深一层理会到古来人如杜甫等心境。”沈从文常常走到住处附近的一个悬崖顶上,“一到顶上,即有天地悠悠感。各个远近村落,都有我们同队的人在工作,三天有一部分可见到。表面上我和他们都如有点生疏,少接触谈笑,事实上生命却正和他们工作在紧密的契合,而寻觅那个触机而发的创造心。只要有充分时间,这点天地悠悠感即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十分荒谬的设想,不易有人能理解,能信任的。……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之可悯也即在此。人实在太脆弱渺小。体力比较回复时,我理会得到,新的历史的一章一节,我还能用文字作部分重现工作,因为文字的节奏感和时代脉搏有个一致性。我意识得到。如果过去工作有过小小成就,这新的工作,必然还可望更加成熟,而有个一定深度,且不会失去普遍性。为的是生命已到了个成熟期。特别是对于人的爱与哀悯,总仿佛接触到一种本体,对存在有了理会,对时代有了理会”。[248]

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因之用三五百字写一个人,反映的却是作者和传中人两种人格的契合与同一。不拘写的是帝王将相还是愚夫愚妇,情形却相同。[249]

“有情”从哪里来?由痛苦而成熟而“有情”。而现实中却缺乏这种“有情”,亦即缺乏“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为什么呢?沈从文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他说:“似乎是因近三十年教育的结果,有些感情被滞塞住,郁积住。又似乎因教育分科,职业分工,这些情感因过去和学业和职业的现实需要都不合适,在适当年龄中不曾好好培植过,也即始终不能得到好好发展机会,而逐渐使这类机能失去作用。”也就是说,现代教育在情感的培养上可能存在缺失;“又似乎这种对一切有情的情形,本来即属于一种病态的变质,仅仅宜于为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者所独具,而非一般人应有的。”[250]即便是对一切“有情”只宜于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所独具,以此衡量眼前的文学艺术及其从业者,“有情”也实不多见。

这封信接下来就是对现实的批评。一是说向优秀传统学习,容易公式化,“因为说的既不明白优秀伟大传统为何事,应当如何学,则说来说去无结果,可想而知”;二是关于中学语文教育,比较具体:“近年来初中三语文教科书不选浅明古典叙事写人文章,倒只常常把无多用处文笔又极芜杂的白话文充填课内”,他指的主要是“时文”,“如仅仅用一些时文作范本,近二三年学生的文卷已可看出弱点,作议论,易头头是道,其实是抄袭教条少新意深知。作叙述,简直看不出一点真正情感。笔都呆呆的,极不自然”。语文教育同时也是情感教育,没有情感,笔只能是“呆呆的”。

这封信不见结尾,残存的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


四、“有情”与“事功”六、简单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