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情”与“事功”
看过了李广、窦婴、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诸传,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感情中。[236]
需要注意的是,沈从文这次读《史记》列传,不仅为作者所写内容吸引,而且为作者本身所吸引,体会、认同作者竟至于“如同回到了……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感情中”。
按说接下来就要讲《史记》和它的作者了,但是并不,沈从文笔一荡,说起旧事来。
记起三十三四年前,也是年底大雪时,到麻阳一个张姓地主家住时,也有一回相同经验。用桐油灯看《列国志》,那个人家主人早不存在了,房子也烧掉多年了,可是家中种种和那次作客的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的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鼠啮木器声也如同回复到生命里来。[237]
这件旧事和当下境况的相同处,就是一个人在孤单寂寞的情形中读一本有久远历史的书。
说这样的旧事有什么意义呢?
自觉地追忆旧事,其实是有意识地追溯个人生命的踪迹,由这样那样的踪迹而显现个人生命的来路。在一天前,也就是一月二十四日,沈从文集中地做了一次追忆。因为是一个人过年,他首先想起三次一个人在湘西辰州过年的情景。这三次,分别在他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上:第一次是二十岁左右,在船上,身边只剩一个铜子,“生命完全单独,和面前一切如游离却融洽”;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回乡看望母亲后往回返,乘小船下行,“生命虽单独,实不单独”。这时的沈从文已经是有名的作家,《边城》已在写作中,旅途中写给新婚妻子的信不久将改写成《湘行散记》而成为他湘西作品的代表作;第三次是抗战爆发后南迁途中,他在大哥的家里过年,同伴玩牌去了,他一个人烤火,想着两个儿子和正在进行的战争。还有两次过年,他在四川内江“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时也想起来了:一次是一九二三年到凤凰高枧乡下作客,二十多年后写小说《雪晴》就是根据这次经历。还在当兵的他“当时什么都还不曾写,生命和这些人事景物结合,却燃起一种渺茫希望和理想。正和歌德年青时一样,‘这个得保留下来!’于是在另外一时,即反映到文字中,工作中,成为生命存在一部分”。还有一次也是当兵期间,在保靖,锣鼓喧闹声中,一个人在美孚灯下读书,“看的书似乎是《汉魏丛书》中谈风俗的”。[238]这些遗忘在时间背后又重现在记忆中的年景,连缀起个人生命的线索,这条线索中所贯穿的,是生命的单独和寂寞,以及在单独和寂寞中生长出来的感情和思想。他的文学的来路,也正在于此,由此而奠基和成就。
追忆旧事之后,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常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说自己吗?是;但又不仅仅是说自己,个人的经验一下子又归附到一个长远的历史和传统中去,又是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239]
而“寂寞”生长“有情”,下面就谈“有情”:
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240]
为什么谈“有情”要在与“事功”的矛盾纠结中谈呢?一月二十九日致张兆和信,说:“管仲、晏婴、张良、萧何、卫青、霍去病对国家当时为有功,屈原、贾谊……等等则为有情。或因接近实际工作而增长能力知识,或因不巧而离异间隔,却培育了情感关注。想想思想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因为至少在近代科学中,犹未能具体解决这件事。”为什么要把“有情”和“事功”合而为一呢?“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作种种努力,但方法可能还在摸索实验,因为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241]
这就明白了,沈从文要谈的不是一个于自己于当前无关的理论问题,而是他自己正遭遇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困境。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有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有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