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人生命运和事业的分水岭。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说法适用于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转折的人,包括与沈从文同代的很多作家。历史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裂变,个人的命运和事业,大多数只能随着这个巨大的、根本性裂变而发生重要的调整,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向。
但是,即使很多人都处在分水岭上,沈从文仍然显得非常特殊。他是以精神的极端痛苦和紧张而孤立在分水岭上的,其孤立的程度,在他觉得是唯一的一个;其极端的程度,竟至于发展到“精神失常”和自杀。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崩溃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关于一九四九年的情况有扼要说明:“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九月中下旬,病情渐趋缓和。作《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和午夜》长诗反映这个过程,以及音乐对于自己的特殊作用。但精神上的康复还待漫长岁月,且时有反复。”[169]《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在新编集《一个人的自白》的编者说明中说:“至秋冬,病情渐趋平稳。”[170]
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各种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19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27卷;(三)三首长诗,除上文提到的两首,还有作于五月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编入第15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14卷的《艺文题识录》中。
我们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我们来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
(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呓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三)我们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这个“恢复”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这个“恢复”,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