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人生命运和事业的分水岭。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说法适用于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转折的人，包括与沈从文同代的很多作家。历史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裂变，个人的命运和事业，大多数只能随着这个巨大的、根本性裂变而发生重要的调整，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向。

但是，即使很多人都处在分水岭上，沈从文仍然显得非常特殊。他是以精神的极端痛苦和紧张而孤立在分水岭上的，其孤立的程度，在他觉得是唯一的一个；其极端的程度，竟至于发展到“精神失常”和自杀。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崩溃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关于一九四九年的情况有扼要说明：“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九月中下旬，病情渐趋缓和。作《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和午夜》长诗反映这个过程，以及音乐对于自己的特殊作用。但精神上的康复还待漫长岁月，且时有反复。”[169]《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在新编集《一个人的自白》的编者说明中说：“至秋冬，病情渐趋平稳。”[170]

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各种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19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27卷；（三）三首长诗，除上文提到的两首，还有作于五月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编入第15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14卷的《艺文题识录》中。

我们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我们来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

（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呓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三）我们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这个“恢复”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这个“恢复”，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