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私人信件和公开文本
《湘行书简》是写给新婚妻子的，是私人信件，不是用来公开发表的；公开发表的另有文本，那就是散文名作《湘行散记》。对着一个具体的人而且是亲密爱人说话，和对着匿名的公众读者说话，自然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叙述时的口吻、感情、方式，甚至是用字、用词，都会不同；而叙述内容在取舍上的不同，是最明显的。
《湘行散记》原初的版本收文十一篇，其中《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桃源与沅州》《箱子岩》《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老伴》《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这几篇里的地理与人事，在书简中或只是简单地提过，或一句也没提。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和《虎雏再遇记》两篇，则是对书简中写到的情景和故事的扩充与发展，使之能够从书简连绵的叙述中独立出来，丰满自足。在后来编者题为《鸭窠围清晨》的信里，沈从文写道：清早起来，“只听到人隔河岸‘牛保，牛保，到哪囊去了？’河这边等了许久，方仿佛从吊脚楼上一个妇人被里逃出，爬在窗边答着‘宋宋，宋宋，你喊那样？早咧。’‘早你的娘！’‘就算早我的娘！’最后一句话不过是我想象的，因为他已沉默了，一定又即刻回到床上去了。我还估想他上床后就会拧了一下那妇人，两人便笑着并头睡下了的”。就是这么简单的情景，几声对话，却很触动沈从文，他接下去说：“这分生活真使我感动得很。听到他们的说话，我便觉得我已经写出的太简单了。我正想回北平时用这些人作题材，写十个短篇，或我告给你，让你来写。写得好，一定是种很大的成功。”[59]也许正是这个时候的感触和冲动，让他后来写出了《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长七八千字，不仅写了牛保，还写了书简里没有的小妇人夭夭。
在这里我有个怀疑，就是《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编到散文集里，我们一般会把它当成纪实性的，但如果把书信和这个作品仔细对照的话，会发现这个作品里繁衍出来的很多东西，可能具有很大的虚构性质。在以纪实面貌出现的这个作品中，“我”作为叙述者和事实的见证人，是始终在场的，但书简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支持。书简中间有一页约九百字的缺失，这缺失的一页是否能提供支持呢？特别是，“我”曾经上岸，坐到人家的屋子里，碰见了小妇人夭夭，并且听别人说了她的故事，这样的经历到底是事实上发生的还是作者的创作，确实很难断定。作者最初动了写这样作品的念头时说，“我正想回北平时用这些人作题材，写十个短篇”，这里的“短篇”，理解成短篇小说，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我提出这个怀疑，并不是一定要把《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当成小说，而是要指出散文集里的这篇作品可能具有很大的虚构性；不仅如此，我还想进一步说，也许正是这可能存在的虚构性成就了这篇作品，使它能够丰满起来，独立出来，否则，它就只能是书简里的一个片断性的情景，几句没头没尾的对话，一个不甚了然的人物。
如果我再大胆一点，我还要说，可能在《湘行散记》的其他某几个篇章里，也多少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虚构成分。作者多年后写《〈长河〉题记》，提到《湘行散记》，就说是“属小说游记”；[60]但我更想说的是，正是这些可能存在的恰当妥帖的虚构，非但没有造成《湘行散记》真实性的降低，反而把在某时某地事实上不够充分的真实，发展到它可能发展到的充分程度，换句话说，就是真实得到了实现。就此而言，虚构也成为成就《湘行散记》的一种成分，当然也得警惕，不可夸大这种成分的作用。
《湘行散记》里其余的三篇，《鸭窠围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所写与书简大致相同，是书简相关内容的剪裁、整理、补充、修饰，而有时候干脆就是直接从书简里照搬过来的。这三篇，再加上《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我以为是《湘行散记》里写得特别好的几篇。而相关的内容在书简里，也是书简中特别精彩的部分；它们在《湘行散记》里的“重现”，让人觉得理该如此。
最后还是回到书信这种形式的私人性质上来。这本来是“三三专利读物”，里面有儿女情长，有感人至深的爱的表达，非常自然。如果没有这么爱着的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收信人和读信人，即使爱写信如沈从文，还会不会写出这么些信来，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我们常见的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却是很少的，沈从文写了那么多，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书简里，同样也非常自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问题，这样特意地提出来强调，其实是把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狭窄化了，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割裂了。私人空间、个人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的爱的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性质的写作、个人化写作，它的空间有多大呢？《湘行书简》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