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私人信件和公开文本
《湘行书简》是写给新婚妻子的,是私人信件,不是用来公开发表的;公开发表的另有文本,那就是散文名作《湘行散记》。对着一个具体的人而且是亲密爱人说话,和对着匿名的公众读者说话,自然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叙述时的口吻、感情、方式,甚至是用字、用词,都会不同;而叙述内容在取舍上的不同,是最明显的。
《湘行散记》原初的版本收文十一篇,其中《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桃源与沅州》《箱子岩》《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老伴》《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这几篇里的地理与人事,在书简中或只是简单地提过,或一句也没提。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和《虎雏再遇记》两篇,则是对书简中写到的情景和故事的扩充与发展,使之能够从书简连绵的叙述中独立出来,丰满自足。在后来编者题为《鸭窠围清晨》的信里,沈从文写道:清早起来,“只听到人隔河岸‘牛保,牛保,到哪囊去了?’河这边等了许久,方仿佛从吊脚楼上一个妇人被里逃出,爬在窗边答着‘宋宋,宋宋,你喊那样?早咧。’‘早你的娘!’‘就算早我的娘!’最后一句话不过是我想象的,因为他已沉默了,一定又即刻回到床上去了。我还估想他上床后就会拧了一下那妇人,两人便笑着并头睡下了的”。就是这么简单的情景,几声对话,却很触动沈从文,他接下去说:“这分生活真使我感动得很。听到他们的说话,我便觉得我已经写出的太简单了。我正想回北平时用这些人作题材,写十个短篇,或我告给你,让你来写。写得好,一定是种很大的成功。”[59]也许正是这个时候的感触和冲动,让他后来写出了《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长七八千字,不仅写了牛保,还写了书简里没有的小妇人夭夭。
在这里我有个怀疑,就是《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编到散文集里,我们一般会把它当成纪实性的,但如果把书信和这个作品仔细对照的话,会发现这个作品里繁衍出来的很多东西,可能具有很大的虚构性质。在以纪实面貌出现的这个作品中,“我”作为叙述者和事实的见证人,是始终在场的,但书简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支持。书简中间有一页约九百字的缺失,这缺失的一页是否能提供支持呢?特别是,“我”曾经上岸,坐到人家的屋子里,碰见了小妇人夭夭,并且听别人说了她的故事,这样的经历到底是事实上发生的还是作者的创作,确实很难断定。作者最初动了写这样作品的念头时说,“我正想回北平时用这些人作题材,写十个短篇”,这里的“短篇”,理解成短篇小说,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我提出这个怀疑,并不是一定要把《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当成小说,而是要指出散文集里的这篇作品可能具有很大的虚构性;不仅如此,我还想进一步说,也许正是这可能存在的虚构性成就了这篇作品,使它能够丰满起来,独立出来,否则,它就只能是书简里的一个片断性的情景,几句没头没尾的对话,一个不甚了然的人物。
如果我再大胆一点,我还要说,可能在《湘行散记》的其他某几个篇章里,也多少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虚构成分。作者多年后写《〈长河〉题记》,提到《湘行散记》,就说是“属小说游记”;[60]但我更想说的是,正是这些可能存在的恰当妥帖的虚构,非但没有造成《湘行散记》真实性的降低,反而把在某时某地事实上不够充分的真实,发展到它可能发展到的充分程度,换句话说,就是真实得到了实现。就此而言,虚构也成为成就《湘行散记》的一种成分,当然也得警惕,不可夸大这种成分的作用。
《湘行散记》里其余的三篇,《鸭窠围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所写与书简大致相同,是书简相关内容的剪裁、整理、补充、修饰,而有时候干脆就是直接从书简里照搬过来的。这三篇,再加上《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我以为是《湘行散记》里写得特别好的几篇。而相关的内容在书简里,也是书简中特别精彩的部分;它们在《湘行散记》里的“重现”,让人觉得理该如此。
最后还是回到书信这种形式的私人性质上来。这本来是“三三专利读物”,里面有儿女情长,有感人至深的爱的表达,非常自然。如果没有这么爱着的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收信人和读信人,即使爱写信如沈从文,还会不会写出这么些信来,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我们常见的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却是很少的,沈从文写了那么多,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书简里,同样也非常自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问题,这样特意地提出来强调,其实是把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狭窄化了,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割裂了。私人空间、个人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的爱的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性质的写作、个人化写作,它的空间有多大呢?《湘行书简》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