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疯狂”与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

我们很容易把沈从文的“疯狂”视为外力逼压的结果，当时的事实也很容易为这种看法提供有力的证据；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左翼文化人的激烈批判使沈从文心怀忧惧，忧惧的主要还不是这种批判本身，而是这种批判背后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196]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这些因素都是直接的，确实难逃其咎。这一罪责，无论怎样追究都不过分；何况我们也并没有怎样仔细清理过其中的缘由。

另一方面，从沈从文自身的思想发展来说，也有其内在的缘由。他自己说到于“群”之外“二十年”的“游离”，是“病根”。我们从比较明显的思想征兆来看，至少需要追溯到四十年代前半期沈从文在昆明写作《烛虚》《潜渊》《长庚》《生命》和《绿魇》《白魇》《黑魇》《青色魇》诸篇什的时期；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后，又发表《新烛虚》（后改名为《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从现实学习》等文章，从而使得这种思想状况延续贯穿了整个四十年代。

沈从文至昆明时期思想上已经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197]要说“疯”，几乎可以说沈从文那个时候就开始“疯”了：“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198]原本不长于抽象思考的沈从文，却在这个时期思考起“抽象”的大问题来，而他所说的“抽象”，其实总是与具体的现实紧密相连，因此也总是与具体的现实搏战不已，“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199]他的大脑和心灵成为无休止的厮杀的战场，他承受不了，所以“发疯”了。

……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啮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唯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200]

把这一时期沈从文所表述的内心思想图景——如上述一段文字——和一九四九年“生病”期间的“呓语狂言”相对照，我们会在很多地方发现惊人的相似。渴望“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即隐约透露出到一九四九年时已相当明确的“自毁”意识；其时所感受到的在周围人事中的隔绝无援，彻底性也正如后来的体验，如《绿魇》中的情境：“主妇完全不明白我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却成为一种排斥的力量，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201]他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的日记中提到《绿魇》，说：“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魇》真有道理……因用笔构思过久，已形成一种病态。从病的发展看，也必然有疯狂的一天，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从《绿魇》应当即可看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综合联想处理于文字上，已不大为他人所能理解，到作人事说明时，那能条理分明？”[202]

“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似乎是说，一九四九年的精神状况与时代转折造成的个人现实处境的岌岌可危紧密关联，而并不仅仅是“抽象”领域里的问题。如果说昆明时期的精神危机和一九四九年的“精神失常”有什么差别，可以说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疯”，而一九四九年时在“疯”之外，更表现为“狂”，特别是在“生病”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不妨做一点细微的区分：“疯”主要是指思想争斗不休、茫然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而“狂”则是思想意识十分清醒姿态下采取的带有极端性的言行。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即是一种极端清醒状态下的“疯狂”，其中包含着一种破罐子破摔般的无畏的勇气。这是针对自身的现实处境而产生的“疯狂”。在当时和以后，都有人认为沈从文夸大了自己的困境，不免显得多疑和怯弱，焉知“狂人”具有不同凡俗的眼睛，鲁迅笔下的“狂人”不就是从常人看了几千年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了来吗？沈从文也有如此的“狂言”：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203]

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事隔多年后读来，很有些惊心动魄的效果，也必须给予认真的对待。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在一九八八年的文章里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