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吾丧我”;可是沈从文还在“搜寻”,他没有放弃。在“疯狂”中,他差不多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也一直试图着恢复过来。六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

在七月份给旧友刘子衡的信中,沈从文较为平静和“理性”地谈到了自己的“疯狂”:“一个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他把自己的“疯狂”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步神经崩溃,迫害狂益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精力,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吾丧我。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离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191]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九月八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是把自己从疯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丁玲在六月份曾经和何其芳到家中看过沈从文,劝他“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沈从文在信中提到这句话,说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他说放弃写作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这些事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韦护一代作个礼物吧”。这些话都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他写这封信,向丁玲提出了一个实际要求。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玲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起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192]这封信别的意思暂且不论,仅就他向丁玲提出具体要求这一点而言,已经表明,他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

九月二十日午夜,他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恢复”,信中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为此,他“写了个分行小感想,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193]

“分行小感想”指的是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把自己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和“乐曲的发展梳理”结合起来描述;在此之前的五月份,他已经写过一首长诗,题为《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其中说道,自己的生命,“正切如一个乐章在进行中,忽然全部声音解体,/散乱的堆积在身边”。“这一堆零散声音,/任何努力都无从贯串回复本来。”[194]而现在,当他感到生命的回复时,他感念地说起音乐的作用,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获得了新生:“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195]两天后又开始写另一首长诗《黄昏和午夜》,到十月一日完成。


三、“悲剧转入谧静”,“大悲”五、“疯狂”与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