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吾丧我”；可是沈从文还在“搜寻”，他没有放弃。在“疯狂”中，他差不多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也一直试图着恢复过来。六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

在七月份给旧友刘子衡的信中，沈从文较为平静和“理性”地谈到了自己的“疯狂”：“一个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他把自己的“疯狂”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步神经崩溃，迫害狂益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精力，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吾丧我。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离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191]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九月八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是把自己从疯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丁玲在六月份曾经和何其芳到家中看过沈从文，劝他“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沈从文在信中提到这句话，说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他说放弃写作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这些事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韦护一代作个礼物吧”。这些话都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他写这封信，向丁玲提出了一个实际要求。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玲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起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192]这封信别的意思暂且不论，仅就他向丁玲提出具体要求这一点而言，已经表明，他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

九月二十日午夜，他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恢复”，信中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为此，他“写了个分行小感想，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193]

“分行小感想”指的是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把自己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和“乐曲的发展梳理”结合起来描述；在此之前的五月份，他已经写过一首长诗，题为《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其中说道，自己的生命，“正切如一个乐章在进行中，忽然全部声音解体，/散乱的堆积在身边”。“这一堆零散声音，/任何努力都无从贯串回复本来。”[194]而现在，当他感到生命的回复时，他感念地说起音乐的作用，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获得了新生：“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195]两天后又开始写另一首长诗《黄昏和午夜》，到十月一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