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单的引言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沈从文随同北京的土改团，启程参加四川农村土地改革。这个团大概有六百多人，先乘火车到汉口，然后分坐两只船到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十一月四日到重庆，分在第七团四队，十一月十三日到达产糖的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一直到次年二月下旬，土改工作才告结束，到重庆开总结会，再乘船到汉口，换火车回北京，到家里已经是三月上旬。前后四个多月。

沈从文一九四九年初“精神失常”，到秋冬逐渐恢复；一九五〇年三月进华北大学政治学习，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革命大学，至十二月毕业，后回历史博物馆工作。参加土改之前，曾就此事问丁玲的意见，“丁玲所谈‘凡对党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214]平心而论，土改川南农村之行，尽管条件艰苦，沈从文的身体也一直为病痛困扰，但大致上要比在革命大学期间愉快得多。革命大学学习空洞的理论，而土改却是实际接触山川风物和现实人事，同为“教育”，沈从文显然更愿意接受后一种；同时，他内心里还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借此亲身参与历史变动的机会，尝试寻找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文学方式，重新开始写作，恢复自己用笔的能力。

土改的四个多月，沈从文写了大量家书，对他此行的经过、闻见、感触、思想，有细致详尽的描述，为了解此一时期的沈从文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书信所包含的信息涉及诸多方面，丰富复杂，不可简慢对待。在这里，我们并不全面处理此期的全部书信，只选其中夜读《史记》的一封，参照其他信件，来体会他这个时期的情感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