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单的引言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沈从文随同北京的土改团,启程参加四川农村土地改革。这个团大概有六百多人,先乘火车到汉口,然后分坐两只船到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十一月四日到重庆,分在第七团四队,十一月十三日到达产糖的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一直到次年二月下旬,土改工作才告结束,到重庆开总结会,再乘船到汉口,换火车回北京,到家里已经是三月上旬。前后四个多月。

沈从文一九四九年初“精神失常”,到秋冬逐渐恢复;一九五〇年三月进华北大学政治学习,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革命大学,至十二月毕业,后回历史博物馆工作。参加土改之前,曾就此事问丁玲的意见,“丁玲所谈‘凡对党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214]平心而论,土改川南农村之行,尽管条件艰苦,沈从文的身体也一直为病痛困扰,但大致上要比在革命大学期间愉快得多。革命大学学习空洞的理论,而土改却是实际接触山川风物和现实人事,同为“教育”,沈从文显然更愿意接受后一种;同时,他内心里还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借此亲身参与历史变动的机会,尝试寻找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文学方式,重新开始写作,恢复自己用笔的能力。

土改的四个多月,沈从文写了大量家书,对他此行的经过、闻见、感触、思想,有细致详尽的描述,为了解此一时期的沈从文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书信所包含的信息涉及诸多方面,丰富复杂,不可简慢对待。在这里,我们并不全面处理此期的全部书信,只选其中夜读《史记》的一封,参照其他信件,来体会他这个时期的情感和思想。


第七讲 土改家书: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二、声声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