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用文字包裹伤痕，在困难中微笑
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里谈到《边城》，说：“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她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82]在这段解释的前面，有这样“指责”读者的话：“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83]那么，作者在作品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呢？
一九四九年，沈从文在命运的转折处写下了一些回顾人生经验的自白性文字，生前都没有发表。其中《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提到《边城》时说：“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又说：“这个作品原来是那么情绪复杂背景鲜明中完成的。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84]这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原来这个美丽精致的作品里面，融汇了作者个人“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
叙述得更清楚的，是同时期这一类文字里面的《一个人的自白》。自白分析了个人从小由于家道中落和体质孱弱等而形成的内向型性格，其特征是“脆弱，羞怯，孤独，玩野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生活中所受的屈辱，无从抵抗和报复，“即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动力来源”，影响到以后。年纪稍长，在部队中只看到一片杀戮，“说现实，我接触的实在太可怕了”。“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掘药，捉鸟，捕鱼，猎狐等等小事，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也因此，在十年后作品中出现的一切乡下人，即或娼妓，品性无不十分善良，为的是我所见到的那个阶层，本来全是善良的。与外人的关系，甚至于近乎‘家庭’的。因为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的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我得到可说已十分富饶，它把另外一种生活完全冲淡了，调和了。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因为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85]
《边城》创作于沈从文个人生活的幸福时期，但是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会使生活的分期无效。当我们一开始讨论是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的时候，就没有把这部作品的形成孤立封闭在某一段时期内；但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直接指向作者本人的生活痛苦。现在我们应该深切地感受到了，原来《边城》这样的作品蕴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经验，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86]
“微笑”担当了什么？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构成的沈从文小说世界的“微笑”面容，担当了什么？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单说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如何如何美，人情风俗又如何如何淳朴，就把沈从文小说中的自然和人情看得太简单了。“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微笑”的文学对于作者个人有这样的担当，如果把这种担当从作者个人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呢？沈从文在《题记》里说到“民族复兴大业”，并非只是随便说说的大话，也不是理论的预设，他是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文学之间的紧密关联出发而引生这种思想的，这种思想与蕴藏在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的“热情”渗透、交织在一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题记》最后的话：“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