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所开启的对话

沉默所开启的对话[325]

夏小雨

《沈从文九讲》以“对话空间”开篇，谈的是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因为是“对话”，是人在说话，所以读来亲切；而事实上，这整本书都像是你的一位朋友在向你讲述他所理解的沈从文。正是以这样一种倾谈的方式，作者俨然在同沈从文与沈从文的无数读者——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书名中的“九讲”，我更愿意将之读成是讲话的讲，而非讲课、讲座、讲义的讲；后者总予人言之凿凿、斩钉截铁的印象，不免教人生畏，前者却是“即之也温”，留下了更多日常对话的痕迹，譬如迟疑甚至沉默。

六年前我第一次读到本书中的几篇文字，最不能理解的，偏偏就是这个沉默。那时刚接触文学研究，却也多少读过些学者文章了。印象里研究者更像是些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拆解文本，俨然要揭开作家的大脑皮层，窥见种种不可告人的心思；手术工具也齐全，各色理论一字排开。作为读者，他们总是显得太强势，有时甚至不容作家自己把话说完；因而你听到的，往往是他们的声音，文本本身倒像是在附和研究者的高见。而本书作者张新颖则太不一样了。他的讲述始终是贴着文本的自然脉络，一节一节慢慢讲下来；而他的解读则常只是寥寥几句，或整个地隐在了叙述背后。有时候我甚至希望他可以再多讲一些。

这回重读才明白，正是这样一种沉默，教我如何真正做好一个读者。毕竟，沉默不是不言语，而是克制着不让研究者的声音压过作品本身的声音。“对话”之所以可能，首先要求我们学会听：我们总习惯将对话看成是一种“说”的诉求，却忘了对话同时也是一种“听”的努力。

我愿意将这份沉默也看成是文学教育的一部分；或许，也是最难的一部分。讲《从文自传》，作者张新颖将沈从文听到的声音、看到的颜色、闻到的气味都原原本本记下——“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剸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泼剌的微声”；讲《湘行书简》，作者让我们得以听到回乡船上沈从文听到的——“羊还在叫，我觉得希奇，好好的一听，原来对河也有一只羊叫着，它们是相互应和叫着的。我还听到唱曲子的声音，一个年纪极轻的女子喉咙，使我感动得很。”有太多这样的段落，我疑心会被多数专业读者删削在论述之外；本书作者却懂得把它们都保留下来。而这些文字所带出的，用作者的话来说，正是“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这种连续性，曾被太多论者的声音一再打断。那些论者打断的，不仅是沈从文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命过程，更是其人与其身处的这个世界之间的密切关联。《沈从文九讲》却有这种力量：它让你随讲述者一起静下来，屏息倾听；你仿佛可以听到沈从文如何由这种种有声与无声所引领，触及有情众生的情感与求生向上的意志。

在这个意义上，沉默作为一种文学教育，最终是让人学会向文学敞开，学会诚实面对我们的生命经验。我想，不少读者都会同意，沈从文最好的那些作品，如同所有最好的文学一样，面向并且照亮我们个体生命与历史长河中那些无从被理性化解的伤痛与裂痕。面对它们，真的不必强作解人；说到底，是文学让我们卸下防备与伪装，直面这一切伤痛、这一切人力无从扭转的悲哀。如此战战兢兢，却也如此坦坦荡荡。

我进而想到沈从文《边城》里那些“呆望着”洪水灾难的人们。他们是沉默的，正如讲故事的沈从文在面对他们的悲哀命运时，也是沉默的，不多说一句的。但恰恰是在这份沉默里，本书作者看到“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看到“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沉默是体会、默认和领受，而唯有诚实谦卑地领受，才能听见作品与这个世界本身开始说话——向你说话。

因而，“沉默”未尝不是另一种对话，更深的对话；它触及一时一地的表象之下一种更深沉幽微、也更强大的力量。我六年前初读书中“土改家书”一节，至今在遇到很多事时，仍会想起其间的一些意思。印象最深的，是沈从文目睹的那一场“历史奇观”。他看到，“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但恰恰是在这一切热闹喧腾后，沈从文看到，“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队列，逐渐消失在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到锣鼓声，大都如被自然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

在“忘乎所以”的时代巨变背后，沈从文让我们听到那个终将吞没一切、也将化解一切的广大无边的沉默——它既吞没一切人力的造作，如同洪水如同所有灾难，教人领受天地的无情与人的有限；它也化解人类历史中的种种虚妄与伤害，“庄严沉静”，正是天地对人最大的包容、嘉许与宽忍。如本书开篇“对话空间”中所说，《边城》不但写出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更写出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那么我想，或许不仅是《边城》，天地的无情无言与生生不息，实实在在地贯穿了沈从文一生的创作。

更进一步，作者虽未明言，但“天地不仁”与“生生之德”外，想来也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层意思在吧。我们都知道，沈从文早年致力文学，而后“转业”成为历史文物研究专家，看似是截然不同的工作，作者张新颖却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怎样将“文学家”、“思想者”与“实践者”三种身份贯通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历经一次又一次“时代程序”与“历史奇观”的安排与改造，沈从文的“自我”反是愈发凸显其顽韧与坚定。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工作”之于沈从文的特殊意义：或许，“工作”本就是一种自我与世界对话的努力。而沈从文一生不曾停止的工作，也便见证了“我”与这个世界一生不曾停止的对话。文学写作是如此，文物研究也是如此。

这也是为何，沈从文一生中最大的两次精神危机，究其根本，无不源自忧虑于“自我”与世界将失去联系。一方面，他人的工作方式多“无知”或“虚伪”，一切只由时代风潮所鼓动，绝无可能与世界建立更为真切持久的联系；另一方面，沈从文不得不自问：一个择善自处的“我”如何以一己孤独的工作，重新建立与世界间的有机互动。正是这两次危机，促使沈从文由文学到思想，由思想到实践，一再重新确认“自我”，也一再重新确认一己工作在历史中的意义。以往论者多只将沈从文看作受害者，本书却让我们看到：沈从文面对的每一个绝境都同时是一次“重生”；而每次看似不得不然的选择，都同时建立在他对己对人最深刻的反思，以及对人世、对自然、对历史，所怀的一份无从割舍的感情。

尤为难得的是，沈从文的这个“自我”既不是权力结构中的“强者”，也不是现代想象里的“超人”。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这是个“弱小的人”。确实，唯有弱小的人才能懂得那些呆望洪水的人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强者”大可批判“呆望”是愚昧麻木的写照，而“弱小”的沈从文却懂得他们的悲哀。他让我们透过这些人的眼睛看到：每一个弱小的人如何在这个充满危机与伤痛的世界度过自己的一生。更重要的是，沈从文以其一生启示我们：即使你所有的一切都可能被夺走，甚至给你带来伤害，你仍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