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与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知心的书

《长河》共十一章，写得舒展，开阔，有些散漫，不像《边城》那样精致，却有厚实粗拙的美感。金介甫认为“有些篇章并没有把小说情节展开”，其实作者并不特别在意情节，用黄永玉的话说是“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黄永玉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格。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131]

沈从文自己对这本书也怀着特别的感情。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间，他校读文聚社土纸本《长河》，十分细致地加了大量批注，《沈从文全集》所编《〈长河〉自注》，有十二页，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有几章的注释缺失了。给自己的作品加注，这在沈从文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注中的大部分，是对方言土语的解释。虽然沈从文的作品一向不避方言，但《长河》运用的数量之多，运用的娴熟自如，以及读者读上去不感觉生分，自然贴切的效果，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与它的与父老乡亲谈心的性质紧密关联，与故乡人谈心的语言，一定是故乡的语言。

不过，与故乡的亲密性却并不必然意味着狭隘、偏执的立场和视野，“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沈从文对地方、乡土的关注和忧思，是与对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关注和忧思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生怕读者不明白，他在《〈边城〉题记》里就强调过这个用心，在《〈长河〉题记》里，他再次写道：“记得八年前《边城》付印时，在那本小书题记上，我曾说过：所希望的读者，应当是……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现在这本小书，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明白，我的读者在八年来人生经验上，对于国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这个民族忧患所自来的根本原因，还有那个多数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挣扎向上方式，从中所获得的教训，……都一定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还要深。……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132]

这是和现代中国的父老子弟谈心。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