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与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知心的书

《长河》共十一章,写得舒展,开阔,有些散漫,不像《边城》那样精致,却有厚实粗拙的美感。金介甫认为“有些篇章并没有把小说情节展开”,其实作者并不特别在意情节,用黄永玉的话说是“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黄永玉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格。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131]

沈从文自己对这本书也怀着特别的感情。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间,他校读文聚社土纸本《长河》,十分细致地加了大量批注,《沈从文全集》所编《〈长河〉自注》,有十二页,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有几章的注释缺失了。给自己的作品加注,这在沈从文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注中的大部分,是对方言土语的解释。虽然沈从文的作品一向不避方言,但《长河》运用的数量之多,运用的娴熟自如,以及读者读上去不感觉生分,自然贴切的效果,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与它的与父老乡亲谈心的性质紧密关联,与故乡人谈心的语言,一定是故乡的语言。

不过,与故乡的亲密性却并不必然意味着狭隘、偏执的立场和视野,“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沈从文对地方、乡土的关注和忧思,是与对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关注和忧思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生怕读者不明白,他在《〈边城〉题记》里就强调过这个用心,在《〈长河〉题记》里,他再次写道:“记得八年前《边城》付印时,在那本小书题记上,我曾说过:所希望的读者,应当是……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现在这本小书,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明白,我的读者在八年来人生经验上,对于国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这个民族忧患所自来的根本原因,还有那个多数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挣扎向上方式,从中所获得的教训,……都一定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还要深。……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132]

这是和现代中国的父老子弟谈心。语重心长。


五、“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第五讲 《黑魇》: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