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神经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上
我们先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一月初《题〈绿魇〉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71]“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一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应朋友的邀请前往清华园休息调养,在那里过了一个多星期。一月二十九日在复张兆和的信中说:“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172]一月三十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173]
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174]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在一九四八年底,沈从文就把对自己命运的预感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他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这年龄的人必然结果。”[175]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这一想法:“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176]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悲剧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这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
然而,到一九四九年,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并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给他的打击太大了。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不会顺时应变,可是一切都在顺应趋变。在这样的时局和情势下,他再也无法保持克制和平静,而此时他的话就显得特别刺耳,十足的狂言:“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177]
在二月二日复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写道:“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又写道:“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178]
“我不向南行”,指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政府派陈雪屏来到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陈雪屏是沈从文旧识,又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时的上司,曾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
三月十三日致张兆和堂兄之女、革命干部张以瑛信,说自己“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即是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179]最后一句话又用笔划掉。
二月至三月,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180]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181]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急救;后入精神病院疗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