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神经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上

我们先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一月初《题〈绿魇〉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71]“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一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应朋友的邀请前往清华园休息调养，在那里过了一个多星期。一月二十九日在复张兆和的信中说：“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172]一月三十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173]

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174]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在一九四八年底，沈从文就把对自己命运的预感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他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这年龄的人必然结果。”[175]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这一想法：“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176]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悲剧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这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

然而，到一九四九年，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并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给他的打击太大了。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不会顺时应变，可是一切都在顺应趋变。在这样的时局和情势下，他再也无法保持克制和平静，而此时他的话就显得特别刺耳，十足的狂言：“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177]

在二月二日复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写道：“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又写道：“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178]

“我不向南行”，指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政府派陈雪屏来到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陈雪屏是沈从文旧识，又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时的上司，曾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

三月十三日致张兆和堂兄之女、革命干部张以瑛信，说自己“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即是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179]最后一句话又用笔划掉。

二月至三月，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180]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181]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急救；后入精神病院疗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