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形态战争
有形态战争的本质是同侪的战争，其礼仪性源于同侪的惺惺相惜。如果亲邦通过文化符号相互承认，就会感到降低相互伤害成本、保障博弈长期稳定性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博弈机制一旦产生，就有自行演化和催化其他文化子系统的潜能，从而深刻影响文明的性质和路径。亲邦从来都是相对于外邦存在，有形态战争从来都是无形态战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希腊各邦的游戏规则不适用于外邦人，后者的地位介乎文明人和野兽之间。欧洲骑士之间的游戏规则不适用于蛮夷和外道，直到他们通过皈依基督教赢得同侪资格。周代诸夏集团的有形态战争与此非常类似，以贵族的礼乐教养为划分内外的标识。荷马、基督和礼乐分别构成这些合格游戏玩家相互认证的文化符号，尽管符号本身可能另有意义。
殷人的武装田猎－祭祀－殖民活动属于无形态战争，因为猎物不是同侪。大邑商内部、邑子和邑人之间、各邑至少在理论上属于同族，没有留下常规和长期军事冲突的记录。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人与人之间必定存在的矛盾是通过巫术机制协调的。殷商前期的巫术机制完备到足以防止类似良渚各小邦的分崩离析，殷商末年贵族集团的分裂证明这种机制没有强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先王先公仅仅护佑神子神孙，大大减少了共同体边界内的协调成本，同时却阻断了自发产生普世性仲裁机制的可能性。等到现实政治的必要性迫使一部分殷人和野人结盟反对另一部分殷人的时候，共同体的信仰和宪制就一起崩溃了。婚姻家庭制度是继承权和宪法的本源，事先就限定了共同体的内在可能性。殷人实施内婚制，周礼恰好强调“同姓不婚”。
卜辞显示，殷商的祭司－武士对猎物没有底线意识。人牲包括妇女儿童 [39] 。袭击刻意选在猎物吃饭的时间 [40] 。人牲和兽牲都是祖灵的食物，祭祀的部分动机就是用丰富的菜肴安抚威力无穷的诸神 [41] 。后者尽管是祭司－武士的血亲和祖先，仍然可能严厉惩罚祭品不周的怠慢。祖灵偏好血食，也就是俘虏和野兽的肉，植物性食品不太重要。无论人神，健旺的胃口和强大的德性都有对应关系 [42] 。苍白羸弱是德薄的外在证据，饕餮纹代表酒池肉林的祝福。周人出于孤立主要敌人的需要，将贪食的罪名归咎于纣王一人，将先王先公修饰成宗周风格的贤人，拉进自己的阵营。其实，殷商祖灵在血祭中的形象比纣王传说更加夸张。纣王挖心，是为了打击政敌；剖腹，是为了满足科学的好奇心。在周人和太史公尊奉的所谓贤王当政时，祭司卯羌、用羌，就是为了满足祖灵的饕餮之欲。祭祀和狩猎构成理论上的闭环，彼此构成对方的动机，酷似阿兹特克人的类似理论。何况，殷商时期的远东种族结构比现在复杂。许多异族和殷人的差别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体质人类学层面。殷人不难将异类解释为半人半兽的怪物，甚至更接近于魍魉和野兽 [43] 。
殷商的血亲－巫术共同体比周人紧密得多，内外之别远比阶级高低重要。殷人的阶级分化非常严重。数千户的大邑有壮丽的祭坛和坚固的城堡，宛如大邑商君临外方的分身。数十户的小邑依靠简陋的壕沟和骨、陶祭器。王的鹿台位居天地之中，聚集了最精致的玉环和宝气，便于作法启动德性之门。穷人的社祭甚至找不到粗陋的玉器，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德性或者只有自己的德性，没有支付或借贷宇宙德性储备的特权。巫术原理类似科学而非宗教，相信客观程序而非主观态度决定实验（法术）效果。简陋的祭器只能意味着低劣的法力。然而，相对于人口，殷人的战争负担远迈史前部族和周人。史前部族的战争能力和频繁程度较低。周人各诸侯的人丁更为蕃盛，种族更为复杂，有专业化的军事贵族和军事编制，参战变成上等人的阶级特权，大部分人口没有军事义务。殷商卜辞提到的邑人征发，动辄数百乃至数千人，鉴于大多数中等邑的人口不过数百，殷人的日常战争已经具有涸泽而渔的性质，全体男子和部分妇女鲜有不战之日。在这种情况下，殷人不需要礼乐作为认同符号。他们的血亲全都是经常合作的战友，非常清楚彼此在巫术宇宙中的位置。他们如果了解礼乐秩序，恐怕也会认为这是一种极为粗糙、混乱的体系。
巫术是殷人组织能力的秘诀，战争能力附属于巫术体系。殷商所开启的“华夏”为什么能够凌驾物质和艺术成就更加丰富和优秀的周边族群，关键就在这里。祭祀团体形成军事组织，军事组织掠夺资源，资源奉养祭祀团体。这种性质的文明突破不需要将重点放在生产和创造上，只需要保持对组织资源的病态敏感就足够了。祭祀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以秘传知识的形式，保证关注组织能力的传统代代相传。组织资源的深化只要越过阈值，就能有效地阻断内部和外部的其他秩序子系统复杂化，抽取其组织资源补充自己。殷王的权力基础在于垄断高级法器而非土地，从而掌握了维系组织运作的德性。军用武器只是法器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高级法器。殷王在四单之台储备了真正的高科技设施，随时测量和记录天地德性的流动，只有在宇宙秩序面临重大威胁时，才会启动大规模杀伤性法宝 [44] 。先王先公的陵墓隐藏了酷似“第二次打击核武器”的战略储备，足以让突袭得手的敌人前功尽弃。周武王的牧野之师就遭到了这种命运，至少成王和他的巫史是这么解释三监之乱的。他们只有在摧毁这些战略储备以后，才能勉强稳定世界新秩序 [45] 。较之大规模天灾或政权颠覆的灾祸，普通战役的法术在层次上都比较低，但弓箭和弹丸其实也是法术，戈矛的杀伤力一般取决于战前作法施加的符咒。
郭家庄墓群显示：大约五分之一的墓主日常持有戈、矛等武器，其中十分之一持有弓箭 [46] 。前掌大墓地只有五座车马坑，车内有戈、盔、弓和箭镞 [47] 。郭家庄墓群的战车内铺有竹席，足以容纳三名射手 [48] 。显然，战车－弓箭－戈矛的重要性和稀缺性逐次降低。战车出行前，需要举行占卜和血祭 [49] 。在殷人的思维中，这些程序相当于现代人的安全操作指南。周人的车战是竞技精神的重要源泉，因为参战各方都有贵族驾驭的战车；殷人垄断了战车的大规模生产使用，对方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周人各邦之间的战争接近英法两国骑士的交锋，殷人对异族的狩猎式战争接近西班牙骑兵屠杀没有马匹的印第安步兵。我们不难理解：势均力敌的决斗产生惺惺惜惺惺的骑士精神，单方面的屠杀产生对方就是低等动物的理论。殷商末年，这种王牌武器的垄断体系崩溃了。武王在牧野之战投入了三百辆战车，超过殷商中期战争数十倍，从侧面反映了军备竞赛的激烈。宗周初年，鬼方的异族也掌握了战车技术 [50] 。这时，如果无形态战争仍然继续下去，惨重的损失就不会仅仅属于“捕猎对象—低等动物”，而是属于所有各方。春秋时期载入史册的大战不过数千人参战，数百甚至数十人死亡。殷人的日常祭祀杀害数十名人牲并非鲜见，几乎无日不祭、无事不祭。重要人物的墓葬消耗了惊人的俘虏祭品和自愿随葬的武士，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黯然失色。相形之下，秦缪公殉三良堪称仁义。殷商灭亡后，妇好参加的那种动员一万三千多人的大战 [51] 随之销声匿迹，直至战国初年的礼崩乐坏才卷土重来，而这时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殷商时代。
除战车以外，殷人还有几种外族绝少利用的特殊技术。他们拥有小规模的骑兵部队，周人却没有继承“马小臣”的编制 [52] 。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 [53] 。”大象的图案出现在青铜觥上 [54] 。大象和毒蛇的形象一起出现在青铜钺上 [55] ，其意义大概类似武士身披的虎皮或狼皮。周公驱象作《三象》的传说暗示，胜利者像解散骑兵一样解散了战象部队。兵车是规范的，符合仪式化战争需要的节制和可预期性。战马、战象是不规范的，将突如其来的恐怖投入战场，很容易将有礼有节的技艺展示变成血腥混乱的屠杀。殷人尚鬼，周人尚文。狂热、邪恶的暴力已经肆虐太久，现在需要置于礼乐的轭下。历史记忆必须涂改，配合世界新秩序的需要。甲骨文当中的“武”图案原本是荷戈前进的猎人－武士，根本不是后来周人的“止戈为武 [56] ”。这些变化在精神上一致，都体现了从无形态战争到礼仪性战争的转型。天命在宗周。他们要将天命普世化，诸神道德化，战争形式化，祭祀人道化。他们要将怪力乱神逐出精神世界，代之以礼乐的平衡和节制。他们要剥夺平民和妇女的战争权力，将异族由野兽和猎物变成有待教化的粗人。他们是肆无忌惮的历史伪造者、厚颜无耻的政治宣传家、缺乏热忱的宗教信徒、重视尊严的贵族主义者、信任教化的人本主义者。他们衷心憎恶迷狂、亢奋、残暴和一切可能逾分或失控的事物，用“淫”字概括了所有这些危险，甘愿简化和缩小认知世界的范围，将更加单调贫乏的世界留给后人。他们早在儒家的思想观念诞生以前，就已经具备了儒家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