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战国时代的挑战者、顺应者和投机者

德国首先挑战大英帝国的世界秩序，结束了欧洲的春秋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军国主义和总体战的恐怖撒向全世界。《克劳备忘录》宣称：世界足够广阔，完全容许英德共存共荣，但是任何跟英国平起平坐的海权都跟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英国只能以两倍的速度建造舰队，直到德国自愿放弃。如果德国不能自愿放弃，历史已经作出答复：英国将用她的海外资产为赌注，德国将以本国居民和现存宪制为赌注；英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她自身，而且在于她的宪制和世界体系同构。先发国家用他们的宪制塑造世界体系，后发国家只能依据世界体系塑造他们的宪制；这是他们存在的先在条件，超乎公正和不公正之外。时间与路径是世界历史的主人，智慧和能力只是主人的化妆师而已。

华盛顿会议确定了1921—1926年的远东国际体系，对日本既是约束又是保障。华盛顿体系恢复了国际协调原则，限制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过火干涉；但也保障了日本在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既得利益，迫使列强承认日本划定的本土安全线。《九国公约》暂时稳定了中国的局势。华盛顿会议真正排斥的对象是苏联。在列强当中，只有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旧条约而且呼吁各国全面废约。协约国既不肯承认苏联，又不肯放任日本通过干涉苏联独霸远东。于是，帝俄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继续掌握在白俄势力手中。苏联、远东共和国和北满构成了国际交涉的空白区域。这时，日本愿意扮演“条约维护者”的角色。主要的“条约破坏者”乃是苏联和苏联资助的广州国民政府。从苏联的处境就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体系对她没有利益可言。

苏联经营远东，是她在欧洲输出革命失败后的补偿行动。在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中，西进和东进一直是交替展开的。欧洲关系紧张时，她就会在亚洲采取收缩政策。反之亦然。在苏联看来，远东是帝国主义包围圈的薄弱环节。列宁希望中国内乱保持沸腾，因为中国是远东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苏联的突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苏联进占外蒙古，建立亲苏政权。1921年6月，苏联和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修好条约》。第二步：苏联和北京政府外交官展开了解决悬案的公开谈判，同时像地方实力派人物吴佩孚、孙中山等人秘密交涉。他们希望这些地方要人为苏联利益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240] 。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十五条。但是条约打了折扣，中国放弃了苏联首先撤出外蒙古，然后才能承认苏联的条件。由此，协约国的远东防疫线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三步：苏联破坏列强于1919年5月达成的对华武器禁运协定 [241] ，单方面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242] 。1927年，国民政府的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国极力支持的武器禁运政策彻底破产。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如火如荼，条约体系似乎濒临瓦解。南京事件和济南事件接踵而来，英美日相继出兵护侨。第二次义和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日本势必站在条约维护者的最前列。短暂的革命外交提出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要求，几乎不可能同时成功。条约体系是各方相互约束的产物，单方面的修改肯定会引起其他各方的反制。如果你不肯履行义务，其他各方肯定会如法炮制。体系的破裂肯定要依靠实力较量解决，不能怀有侥幸心理。

满蒙问题在世界史和国际法的意义上，酷似佛兰德、科索沃和燕云十六州。我国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就是最大限度地损害国民智力和国家利益。他们假定中华民国有权随意改变长春或库伦的政体，犹如随意任免河南驻马店的地方官，成功地欺骗和毁灭了所有相信他们的倒霉蛋。单一、均质和绝对的台球式行为主体，只是一部分国际法理论家的虚拟，跟道尔顿原子论的原子模型一样，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佛兰德领地自古以来属于法兰西王国、勃艮第公国、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帝国、比利时王国，每一次转手就是国际体系演化的后果，每一次都取决于英格兰的利益。只要佛兰德领地的特殊宪制和英格兰的安全、贸易利益得到保障，英格兰不会介意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谁。如果这些前提条件遭到威胁，战争就会将佛兰德领地转移到更愿意尊重这些条件的主人手中。塞尔维亚对科索沃、格鲁吉亚对阿布哈兹的郡县化，都由宪法危机直接演化成国际战争。

大清的宪制继承辽人的南北两院制，用现代术语讲就是君合国。满蒙藏各有特殊体制，十八省继承明朝宪制，大清皇帝是各方唯一的连接点，类似苏格兰国王兼任英格兰国王、奥地利皇帝兼任匈牙利国王。如果威斯敏斯特强迫苏格兰接受普通法，就会引起宪法危机。庚子战争和日俄战争造成了三国瓜分东北利权的复杂局面，大清在收回关东的谈判中承认了这些特殊条件。在种族混杂的东欧，波兰、立陶宛等国从凡尔赛会议获得独立时，都接受过类似的条件。如果它们拒绝承认其他族群的宪法主体资格，国际社会就会拒绝承认它们的独立。如果大清取消收回东三省的附加条件，也就无法要求日俄不要取消交还东三省的决定。辛亥革命取消了大清皇帝，因此必须用五族共和来保证其他宪法主体的权利。列强承认民国的先决条件，就是民国承认前清签订的所有条约，犹如波兰承认《凡尔赛条约》施加的约束。国民政府同时破坏了内外两种先决条件，等于斩断自身和平建国的可能性。她只能像苏联和伊斯兰国一样退出国际体系，另外为自己建立一个单独的世界。事实证明她没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她企图用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决张学良，但这种手段只能适用于唐生智。张学良不是汴京的石守信，而是燕云的郭药师。张作霖父子和日本、苏联都签订了单独的条约，没有行动的自由。

然而，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中日两国就交换了位置。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等于柔性废置《庚子条约》设定的京津安全走廊。她进一步推进革命外交，驱逐内地外侨，没收教会学校，废除协定关税；但英美两国反而采取了妥协和配合的态度。英国提出对华“新政策”，宣布“向守不干涉之政策”，“同情”“强有力之国民运动 [243] ”。美国表示愿意就修约问题跟中国单独谈判，反对任何制裁和军事威胁。1928年3月，中美签署了南京事件善后协议。1928年7月，中美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规定中国从次年起恢复关税自主权。随后，两国开始展开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英、法、意效法美国，相继签署了类似的协定 [244] 。普西（Merlo J.Pusey）认为：“国务院放弃了华盛顿会议已经建立的合作政策，突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商定单独的关税条约，并开始向中国人要求结束治外法权的压力屈服 [245] 。”从日本的角度看，列强已经放弃了一致维护条约体系的原则。但日本只要坚持币原外交的既定方针，就只能随波逐流。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中日两国完成了修约谈判。这是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巅峰，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平衡因此破坏。反动接踵而来，日本一变为主要的“条约破坏者”。

入江昭这样分析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戏剧性换位：“日本反国际主义势力看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通过用武力赶走信奉国际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来扭转国家政策上的这一趋势以及在中国行动时不受华会条约（Washington Naval Treaty）的约束。他们判断30年代初是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机，也许这是这样做的最后的机会 [246] 。”中东路事件 [247] 证明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足以支持其野心。“九一八”事变暴露了若槻－币原内阁的迟钝和软弱。此后，外务省的国际协调派不再有能力履行承诺。如果日本坚持币原外交的原则，始终跟列强一致行动，她会在济南事件和“九一八”事件的单方面撤退，付出一定的利益损失，然后当其他列强同样忍无可忍以后，集体打击国民政府。这样一来，她的处境就会像庚子以后的日本一样有利。然而，伪满洲国变成了关东军、满铁和国内不得志激进派的试验场。在日本国内无法执行或无法彻底执行的方案，在这里能够实现。

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要求恢复北洋时代的东北亚格局。日本当时的根本目标在于整合全亚洲的资源，同时对抗西方和苏联。伪满洲国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对抗苏联的目的性尤为明显。日本军官大桥曾经对后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说过：只有我们能阻止俄国将亚洲苏维埃化的计划。如果“满洲国”和日本失败了，那么中国将轻易成为牺牲品 [248] 。斯大林体制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涉及军事和交通的产业，即使牺牲农业、造成饥荒也在所不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这种政策的原因不难理解。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建设出于同样的考虑，具有同样的特点：重工业获得的资金远远超过轻工业和农业。伪满洲国迅速转化为亚洲屈指可数的工业中心。战争结束时，伪满洲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全中国七成以上。这个记录意味着伪满洲国的生产能力至少两倍于大后方。在远东的三角外交中，日本和苏联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如果不考虑其他盟国的援助，中国只是一个次要角色。超高速的重工业建设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势必造成国民当前的生活困难和中长期的发展陷阱。然而，日苏两国的目标都是满足近在咫尺的战争需要。如果在眼前的战争中失败，具有长期优越性的模式对它们并不是什么安慰。

1936年11月1日，伪满洲国政府确定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次年4月1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部资金50.8054亿元，其中39.9854亿元投入工矿业，交通部门投资6.44亿元，农牧业投资不过1.35亿元。1941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生铁产量从85万吨增加到120万吨，钢产量从58万吨增长到110万吨 [249] 。第二个五年计划投资100亿元，其中60亿由日本提供 [250] 。日本投降时，计划仅仅执行了三年半。生铁产量增加到180万吨。松花江和鸭绿江发电站已经开始发电。满洲飞机制造股份公司年产1200架。农产品增加了200万吨 [251] 。沈阳飞机制造厂1943年产量达1200架 [252] 。尽管盟国的轰炸已经将日本本土化为一片废墟，却没有打断伪满洲国工业建设的上升线。战争结束时，东北工业所受的破坏甚轻，遗留的资源极为丰厚，足以给当事各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苏军对东北的搜刮和中国内战各方对东北的争夺都体现了日本经营的分量，对此后的历史进程发挥了很大的间接影响。

英美外交家都不相信日本是卢沟桥事件的责任人，同时要求交战双方保持克制 [253]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开战，甚至不肯等待初具规模的整军计划完成，从现实政治角度无法理解，但从大中华主义者的价值观角度看非常自然。他已经看到三十年代和平竞争的结果，日本的东北占领区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关内的“黄金十年”。时间对他并不有利，战胜日本的唯一机会在于诱使日本侵犯英美利益，因此上海才是最佳的战场。尽管上海的地理形势会把国军变成日本海空军的活靶子，他还是要坚持在上海主动出击，不肯在日本海空军火力范围外的地点作战，因为那样没有国际影响 [254] 。

无论这些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国民政府显然必须为自己的挑战者身份付出沉重代价。除了苏联代价高昂的援助，她没有其他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