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莽与王道的最后破产

西汉游士和东汉士大夫属于不同的阶级，尽管他们都有可能自称孔门子弟。西汉末年的周政主义者构成两者之间的缺环，正如三世务农的良家子萧望之构成介于浪人冒险家陆贾和学阀世家子袁绍的缺环。除去越来越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嬗变的倾向并非不符合阶级的演变趋势。游士往往是“君主派”国家社会主义者，周政派往往是“民众派”国家社会主义者，士大夫往往是政治保守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周政派儒士厌恶中间阶级，不逊于武帝麾下的酷吏和官商。如果张汤是政治领域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桑弘羊是工商业领域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那么师丹和孔光就是农业领域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王莽则是各领域国家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新莽政权将四朝周政主义者的梦想全都实现了，包括禅让制、土地公有制、私人贸易国有化、国家供养平民知识分子、裁抑权贵（包括王莽自己的亲人）、奴婢解放、万国来朝、贬斥夷狄。新莽藉舆论领袖之力得天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新朝初建，举国儒者感激涕零。《剧秦美新》代表了他们共同的认识和期望：秦政是万恶之源，周政是百病良药。汉家出于现实利益的诱惑，不能彻底废除秦政。所以，周政复辟的关键在于高尚的道德水准。古圣先贤都说德性决定盛衰，德性应该就是道德的意思。王莽的道德水准看来不低，连自己的儿子都愿意牺牲。天命靡常，唯德是依。当今之世，舍莽其谁？

显然，周政主义者的理想一点不像成王真实的周政或孔子想象的周政。他们都是平民子弟，并不打算从封建主义立场反对秦政。他们的梦想是：原封不动地接管秦政的国家主义机器，但不再为军国主义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看到汉武帝的盐铁垄断给消费者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却认为这是贸易管制和价格管制不够彻底的缘故。他们痛恨吏治国家，又不想要封建贵族。他们幻想周政不是依靠任人唯私的封建贵族，而是依靠道德高尚的志愿者。他们幻想自己就是这种理想的志愿者，但上任以后的第一批举措就是：削减官吏的收入，增加国家给他们的津贴。他们的社会主义新政给官吏增加了无数的新任务，却同时大幅度削减武帝以后增加的聚敛项目，将其改组为更有统制主义性质的社会工程。民众尚未得到减轻负担的实惠，却首先领教了丧失秩序的恶果。没有一个王朝比他们更加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的荒谬是如此肆无忌惮；没有一个王朝比他们更加值得同情，因为他们的灭亡主要因为善行而非恶行。他们如果真是汉武帝那种老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会首先准备好可靠的酷吏集团和文宣（缘饰）部门，以周政之名行秦政之实，将扩张的权力用于汲取和镇压，只要注意掌握汲取收益和镇压开支的适当比例，不但可以乱而不亡，而且可望赢得大多数愚人的赞美。

新莽的灭亡并不是东汉君臣的贡献，解释新莽的灭亡才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主要使命。他们自己属于正在成长的新式宗族，需要儒学提供的宗族意识形态的支持。因此，他们没有勇气承认：一代大儒王莽活出了周政主义者的理想，为儒家的事业以身殉道。王莽显然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才会自信地说出“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178] ”这样自恋的台词。他天真地低估了后世儒家的虚伪和凉薄，以为自己会以正面人物的身份名垂千古。东汉儒臣用放大镜检查了王莽的毕生行迹，试图找到违背周政主义原则的蛛丝马迹，结果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为了避免承认自己和王莽共同信奉的理想才是国破家亡的罪魁祸首，只好借助逆向思维的修辞术，将王莽的两大功绩说成罪行：虚伪和篡位。虚伪的意思就是说他尊重舆论、礼贤下士，想必只是为了争取民众的爱戴。其实“争取民众爱戴”恰好就是孔门子弟定义的君子，“争取统治者喜爱”才是奸臣的标志。除王莽以外的任何人用这些手段争取民众爱戴，肯定会赢得儒者由衷的赞颂。篡位的意思就是说他实现了孟子和眭孟力主的禅让，其政权更迭没有流血。西汉后期，禅让是非常主流的意识形态。万世一系极其不得人心，因为谁都不愿跟秦始皇有相似之处。

天命论、禅让论和五德终始论构成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闭环，很难破坏其一而能保全整个结构的稳定性。意识形态体系的酝酿需要从战国中叶到西汉中叶的漫长时间，即使秦始皇都没有完全另起炉灶的魄力。这套理论预先确定，万世一系其实是违反天命的。秦汉如果企图证明自己有继承周家天下的合法权利，就无法否定下一轮五德更替早晚将会来临。西汉皇帝自己都不能否认禅让的正统性，所以才会制造“再受命”的仪式。“再受命”的意思是：“我的本意是要择贤禅让，但选出的贤人还是我自己，但这是上天的意思，不是我要赖在皇位上不走。”不合法政权的虚伪表现恰好证明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观念。拿破仑坚持教皇加冕，说明他自己承认君权神授论是正统。苏联坚持全民投票，说明他们自己承认主权在民论是正统。“陈圣刘太平皇帝 [179] ”的表演说明他承认禅让论的正统性，王莽的篡位程序是当时所有改朝换代方式中最合法的一种。后世儒家既要反对秦始皇，又要反对王莽，处境比布里丹的驴子还要狼狈，最后干脆用鸵鸟政策对待尴尬的改朝换代问题。较之孟子的理直气壮，这种变化实在说不上是道德责任感和思辨水准的进步。

南阳士绅的新政权标榜以柔道治天下，实际上就是为宗族开路。萧望之时代的周政主义者没有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特殊利益，恰好构成他们在政策上缺乏审慎和自相矛盾的主要原因。相反，宗族主义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而稳定的王朝，给宗族的幼苗留下成长必需的空间和时间。《通鉴》表示：东汉风俗之美，为三代以后仅见。班氏家族扮演了洛阳政权意识形态诠释者的角色，强调“函谷可关”和“王者无外”的重大区别。西汉继承了秦人的霸术，依靠咸阳的地缘优势君临关东。东汉继承了周天子的王道，不会将臣民当作自己的假想敌。西汉的立国精神有利于纵横家和冒险家，东汉的立国精神有利于清流和循吏。只有在这种背景下，党锢之祸才有发生的可能性。朝廷丧失了文法吏或酷吏这样可靠的助手，无法实施类似景、武的进攻性社会政策，而丧失了桑弘羊这样的经纪人，则无法实施高效率的与民争利政策。在宗族成长的大环境下，外戚、功臣和士大夫渐有相互交织的倾向。三公取代丞相以后，内廷和外朝失去了主要的沟通和互信机制。宦官崛起的实质原因是宫廷的孤立感，他们企图用游击战术打破包围。无论这种企图成功还是失败，宫廷都会因此更加孤立。

东汉党锢对新兴宗族的打击非常轻微，远不如西汉酷吏对战国豪杰的清洗。武帝以后，经生大抵皆农家子。党锢以后，选举和铨叙的阶级构成毫无变化。刘表和孔融取代了张俭和郭泰，对当事人影响甚大，对当时的历史路径则几乎没有影响。暴政如果不够残暴，就会遭到暴政应有的惩罚；如果足够残暴，就会实现目标而变成雄才大略。党锢不是这项定律的第一次验证，也不是最后一次。洛阳朝廷因此丧失了王道理论的解释权，才是真正的问题。吏治国家儒化已深，德教的重要性因此随之增长。也就是说，朝廷在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已经捉襟肘现。清议月旦的威力渐渐压倒了选举征辟，削弱了朝廷左右乡党的力量。从西汉中叶到东汉中叶，见诸史册的现金流减少了九成以上。德教的柔性规训最初只是施政的辅助措施，现在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柱石。王道破灭，地方统治成本就会上升。党锢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游击战，打击了个别的士大夫，却不能强化自己的统治，只能听任基层组织退化。编户齐民是吏治国家汲取人力物力的根基，这时已经陷入无法整顿的混乱中。

黄巾乱起，朝廷无兵无饷。灵帝的诏书实际上是要儒学宗族看在共同价值观的份上，召集讨伐邪教徒的志愿军。各州大族的动员能力如此强大，超出了宫廷的预料。皇室负债亿万钱，依靠卖官鬻爵维持八校尉的几千名禁卫军。清流名士一面怒叱这种可耻的财政游击战，一面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与民争利的桑弘羊。张温、卢植的平叛志愿军预演了袁绍、孙坚的勤王志愿军，宫廷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皇室解散志愿军、褒扬十常侍，与其说反映了昏庸和残暴，不如说反映了清醒和虚弱。解散令明显是一纸空文，内徙蛮族种落、士大夫部曲志愿兵、民间宗教组织继续互争雄长。论战斗力，蛮族明显技高一筹。他们仅仅因为缺少老练审慎的政治精英团体，才不得不为人作嫁。曹公收编乌丸，董卓仰仗羌、胡，姜维、郭准争夺陇上氐、羌。光武罢废都尉、终止民兵训练已经百余年，只有大家族才有能力组织部曲、奴客备战，也只有大家族才有积蓄的粮食和物资。然而，除了凉州和江东的大族，关东州郡的志愿兵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前者的战斗力其实源于长期的平蛮战争。关东勤王志愿兵在董卓面前的可悲表现预示了华夏的没落，永嘉之乱的社会条件已经接近成熟。谁能取得胡人和胡化边民的支持，谁就能轻取中原。三国时代只是华夏士大夫政治传统的回光返照，曹公、葛侯只是窦融、彭宠通向刘琨、王浚的过渡环节。

三国士大夫多是态度消极的能臣和策士，对新莽和清流念念不忘的国本问题避之唯恐不及。归根结底，他们内心深处怀有崔寔、荀悦、仲长统式的恐惧。或许，吾道吾子皆不足恃。否则，原教旨主义者怎么会一次又一次造成比机会主义者更大的灾难？孔孟以为，祸莫大于不能得君行道。其实，这正是他们最大的幸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颜回才会理直气壮地说：道之不行都是世界的错，不是夫子的错。他们是失败者，但他们拥有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信仰和希望。新莽以后的士大夫是成功者，但他们像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元老一样暗怀鬼胎，一面自己怀疑诸神，一面要求外省信奉诸神。他们看到战国、楚汉、新莽到现在的乱局每况愈下，觉得自己生在一个衰老的世界。然而，无论他们多么绝望，士大夫的身份迫使他们必须负起眼前的责任，处理所谓兵农钱谷的实际问题。事实上，他们是在挥霍天真时代的价值观积余。曹公时代的怀疑主义者尝试杂霸，夏侯玄时代的怀疑主义者寄情庄老，谢灵运时代的怀疑主义者皈依佛门。世界帝国在其精神支柱瓦解以后，没有坚持多久。

政统和学统相互影响，王道的破产对应于今文经学的没落。今文经学不仅是官学，而且以宪法解释为基本职能。相反，古文经学则具有考据和研究的浓厚色彩。礼学在春秋时代是诸侯的宪法学和国际关系学，在世界帝国时代则是宗族的宪法学和行政管理学。宗族拥有良好的礼学传统，就能发挥小共同体的治理功能，在乱世取得极大的竞争优势。琅琊王氏以礼学研究著称，几乎变成六朝门阀体制的象征，一点都不是偶然。六朝门阀是汉魏宗族的直接继承人，为“优美门风”或“芝兰玉树”自豪。门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同体成员的德性或素质训练。门阀是一种变相的政治共同体，构成六朝世界体系的基础。不同的门阀各有自己的宪制或礼法，由此培养出特殊的文化体系。他们的势力和传统虽然不如春秋时代的诸侯，但绝非宋明以降的士绅所能比拟。随着汉魏（晚期世界帝国）的没落，今文经学一蹶不振。六朝荒怠官学，因为朝廷层面的宪法解释已经不再重要。古文经学替代了今文经学。礼学在门阀的滋养下繁荣昌盛。

民间宗教代表了能够跟士大夫宗族竞争的另一种组织模式，两者都能吸收和保护世界帝国制造的散沙。他们的社会福利功能甚至强于宗族组织，但明显缺乏良好的政治军事传统。从张角兄弟到孙恩、卢循，民间宗教掌握基层的能力一直超出士大夫愿意承认的程度。但他们的组织太适应散沙社会的性质和需要，习惯于低水平横向发展，露出水面以后，几乎没有能力重建高效的复杂组织。他们能够轻易地动员百万大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广大的地域，但总是不堪一击，像泡沫一样迅速消失。张鲁、范长生的教派比较长寿，主要因为他们能够依附士大夫或蛮族的军事组织。从士大夫宗族的角度看，民间宗教比蛮族种落更缺少华夏的性质。蛮族是有形态的权力，虽然是另类的权力。民间宗教是无形态的权力，代表王道的彻底破产。“修文德来远人”的传统适用于蛮族，却无法适用于邪教。他们决定将邪教从历史上抹去，几乎达到了目的。从朝廷的角度看，邪教和宗族都是侵蚀编户齐民体系的力量。资源分散在多种小共同体内，使“王者无外”变成了纯粹的讽刺。政教双方还要经过数百年的斗争，才能找到自己的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