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暴秦与历史的终结

早在商鞅变法以前,秦人的组织资源就比东方各邦尤其是楚国弱得多。这是变法得以彻底实施,复辟几乎没有影响制度的主要原因。结果,秦国后期的政策几乎就是国君、外戚和客卿的政策。国人作为阶级已经荡然无存,宫廷和宦官的重要性反证了贵族的没落。嫪毐和赵高的罗曼司如果发生在后世的吏治国家,毫不足奇,但若发生在战国群雄之世,就体现了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宫廷奴仆压倒外朝大臣,就是腐败从果核蔓延到果皮的征兆。依据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时间表,宦官-后妃政治出现与蛮族入侵的时间差不超过三代人。秦始皇的征服是秦人最后的机会,大概也是华夏世界走向大一统路径的最后机会。秦楚战争的余波未定,匈奴的入侵就已经全线展开。朔方战争和长城建设必须依靠贱民和犯人,而非周礼社会的贵族骑士或商鞅体制的耕战良民。这是军国主义已成强弩之末,吏治国家暴露疲软常态的最初证据。前者是封建解体的积累释放,后者是解体产生的散沙社会自然状态。下一步就是章邯的囚犯大军落入项羽的江东子弟之手,仿佛封建主义对其谋杀者的临终复仇。

秦始皇非常清楚,关中良家子弟无力承担世界帝国的重负。他也清楚,散沙社会是吏治国家的天然需要。同时,他天才地预见到:理想社会需要解除良民的武装,从而造就顺民的稳定基础。贱民军队没有武德和社会性感情,因此帝国早晚会失去战斗力。拓殖蛮荒的时代将会随着帝国的巩固而结束,蛮夷入侵的时代随之而来。长城是未雨绸缪的庙算,帝国在自己战斗力最强的窗口期,以最有利的条件划定永久的边疆。不幸的是,他犯下了天才人物最难避免的错误。他们越善于把握未来的趋势,就越容易高估发展的速度,妄想在自己生前毕其功于一役。“孤秦”设计的美丽新世界需要一千多年的时间,经过多次“进三步退两步”的波折,才能在“陋宋”手中实现。那时,顺民和良民已经变成同义词。他们久已遗忘武器、荣誉和自由的涵义,反而觉得仁政理应保证他们免除军事负担,名将的任务跟保姆没有区别。秦始皇没有耐心将他的计划留给二世和万世分解执行,结果大大超出了社会演化的允许范围,一手铸成了激烈反动不可避免的局势。

秦始皇的死亡非常及时,差不多就是长平时代的老辈良民-战士凋零殆尽的同时。只有这些人才会像项羽的宾客忠于楚国一样,仅仅忠于秦国。贱民-流犯的普世军队除了自己的前途和待遇,没有什么特定的效忠倾向。普世帝国存在的前提就是秦国的灭亡,这一点他已经做到。他断定东方各邦同样已经灭亡,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燕赵同样属于军国主义模式,国力系于郡县制开拓的殖民地。顾炎武正确地指出:楚汉之际,北方各邦的政权都是没有根基的冒险家建立的。他们的复国主义有名无实,其中必有原因。他们都消灭了自己的公族和贵族,实现了汲取和动员的最大化。因此,封建制度保护的凝结核已经不复存在。马基雅维利的卓见应验了。这种“土耳其式”的国家实现了卡里古拉的梦想,全国只有一个头颅。中枢一旦灭亡,就不再有复国的种子。然而,齐人和楚人尚未灭亡。他们以略加修饰的形式,保存了贵族封建制和爱国主义的种子。这种“欧洲式”的国家犹如诸峰林立的山地,没有一个可以斩除的统治中心。项羽是那些射杀吴起的贵族留给祖国的最宝贵遗产,正如田横是五都卿士留给祖国的最宝贵遗产。齐楚的种子并不系于王室或国家,社会仍有自发组织的资源。唯其如此,才能产生“田横五百士”和“江东八千子弟”。他们在巨鹿和濉水践踏乌合群众的大军,应验了“一头狼从不在乎对方有多少羊”的谚语。他们为荣誉和爱国主义而战,对普世军队将领求之不得的“大者王小者侯 [151] ” 不屑一顾。

普世主义需要超越地方性历史记忆的合法性源泉,因此秦朝的宪法原则不同于秦国。关东豪杰极度憎恶“以吏为师”的暴政,因此不愿公正对待始皇帝谋求超越性统治的努力。秦国的耕战体制建立在国家与小家庭瓜分大家族遗产的基础上,根本不想推行儒家的大家族伦理准则。商君憎恶孝顺公婆、兄弟共财和寡妇守节,因为孝悌和妇道不利于分家和立家,妨碍了生产和财富的最大化。始皇却将妇德和孝道列为自己的主要政绩,刻在石碑上。他之所以能够焚书坑儒,就是因为此前已经招徕了大批东方儒生和阴阳家的缘故。他的皇帝神学和水德理论显然来自想象力丰富的齐人,一味现实的文法吏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皇帝取代国王,除皇权的神化以外,也有宇宙超越性的涵义,可以抹去“国王”称号固有的多国体系和爱国主义记忆。他重用燕、齐方士,固然有自私和迷信的一面,也有释放善意的动机,类似忽必烈封孔子后裔。如果他仅仅是为了迷信和自私的理由,那么正如《诅楚文》早已证明的那样,秦地并不缺乏巫师。他努力做世界主义者,这是毋庸置疑的。秦人顺从地接受东方意识形态,消解了共同体的最后残余。齐楚却愤怒地拒绝野蛮的文法吏,不惜诉诸武力。

普世主义从理论上讲,就是后人所谓的“历史终结”。历史终结当然不是指事件的终结,而是说世界宪制已经确定。今后不再有原则性争议,只剩下人事和技术性纠纷。秦始皇设计的万世一系君统、超越性吏治国家、混合意识形态都是为“史后之人”的安定生活准备的。在“历史之人”看来,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秩序无异于囚笼。最可怕的暴政不是屠杀和征敛,而是巨细靡遗的格式化。自由的本质在于盲目和希望,勇气和德性无不起源于此。历史终结的本质在于麻木和绝望,消解了秩序本身的意义。秦始皇遭到格外严厉的谴责,因为他是历史终结的始作俑者,并非因为他的暴政最为严重。实际情况大概恰好相反,因为暴政的严重程度通常跟社会散沙化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在某种意义上,秦始皇变成了一种象征,为汉武帝和以后的暴君承担集体责任,尽管他比汉武帝更温和,正如后世的曹操变成了篡位者的符号,为司马懿和刘裕承担责任,尽管他比后来的篡位者更尊重程序。秦政激起的暴烈反抗,主要源于东方各邦复辟多国体系的热忱。随着共同体的瓦解和爱国主义的没落,散沙顺民对暴政的容忍度不断上升。反抗的减少给后人造成了暴政减轻的幻觉,其实原因不在朝廷而在社会。汉法就是秦法的拷贝,而且文字狱有过之而无不及。秦代判处苦役的罪名,在汉代一再导致灭族。扬雄支持新莽的理由,就是以周政反对汉朝延续的秦政。

“史后之人”战胜和替代“历史之人”以后,历史终结才能实现。咸阳朝廷的高瞻远瞩超越了他们的时代,因此不可能不臭名昭著。他们知人有智、自知无明,没有料到自己和自己刻意消灭的对象都是最后一批“历史之人”。“史后之人”的任务落到东方冒险家集团身上,苦心孤诣的政治神学理论全都为人作嫁。汉室的“史后”特征体现于无原则的混融主义,不顾各种体制和理论背后的规范性条件,武断地剪裁、割裂和拼凑神谱和官制,给妄图托古更化的儒生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困难。混融主义的实际意义就是所有理论和政体原则的死亡和花絮化,因为只有已死的原则才能跟对立原则实现装饰品的和谐共处。这种剪贴性质的和谐跟内在思路的融会贯通没有任何类似之处。萧曹(萧何、曹参)以小吏拜相,像南太平洋土著对待美军留下的飞机场一样,对他们无法理解的巨大机器充满敬畏,唯恐任何仪式细节的改变就会导致自己难以收拾的混乱。汉袭秦制,不是因为布衣君相有爱于秦政,更不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深谋远虑,能够看清秦政对谁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另起炉灶的勇气和能力。汉初的官制也是混融主义的典范,商君的彻侯、关内侯和楚人的执珪 [152] 、五大夫 [153] 同列,完全不顾两者的政体精神截然不同。秦始皇的世界帝国和楚霸王的国际联盟都有明确的、彼此水火难容的宪法精神,都有一劳永逸地终结历史的动机。唯其如此,他们的设计才会功败垂成。这些动机仅仅属于“历史之人”,因此反而履行不了终结历史的天命。

布衣君相的实质不是平民政权,而是“史后之人”政权。启蒙时代的平民野心家无论归儒、归墨,都有强烈的政治改革家色彩,暴露了他们的“历史之人”身份。“史后之人”已经没有能力理解任何宪法原则或意识形态,只会觉得这些考虑纯属替古人担忧,根本不值得为此大动干戈,但既然有人愿意为此牺牲,他们并不介意利用狂热分子的牺牲,为自己牟取现实利益。汉朝对秦、楚的胜利不是一种原则战胜了另一种原则,而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原则自相残杀留下的废墟。原则是意义的源泉,意义体系是文明的主要力量。在所有政治策略中,机会主义是最缺乏战斗力的一种。机会主义者几乎不可能在文明早期获得机会,因为各种原则的生命力体现为信仰的热忱。只有在各种原则即将穷尽自身可能性之际,捡食者才能收割热忱的最后一批猎物。机会主义者的胜利从来不能证明自身的强大,只能证明所在文明的衰老。意义体系的瓦解必将导致文明自身的崩溃,混融主义是机会主义者最后的挣扎。他们敬畏各种古老原则龙争虎斗的巨大力量,却不能理解力量的来源,幻想只要将这些原则的符号标识据为己有,就能继承或分享古人的力量。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犹如老人服用的春药,能延缓但不能阻止最后的衰亡。世界帝国是混融主义的自然载体,混融主义是世界帝国的自然原则。“史后之人”在二者日益萎靡的保护下安享太平盛世,等待洪水滔天。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论标志着儒家的符号化、混融化和空心化。儒家在其热忱的顶峰,是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的维护者(孔子)、鼓吹人道高于王权的启蒙者(孟子);在其回光返照的暮年,曾经诛戮暴秦(孔鲋),保卫礼乐(鲁二生),反对黄老(辕固生);现在已经由儒学沦为儒术,求为“缘饰”而不可得。汉儒在混融主义的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已经沦为某种诸子百家的共识协调组织。他们的周政主义除了绝对安全地攻击秦始皇这具稻草人,只剩下百家共识的政治正确公约数。毕竟,谁会反对更人道、更文明、更大的合法性呢?如果不涉及具体的人事或政策的话,这些模糊的共识无疑会得到皇帝、民众和士大夫的衷心赞同,就像萧乾一类粉红色知识分子在希特勒死后抽象地谈论民主,希望在讨好斯大林同志的同时又不致冒犯麦卡锡参议员。墨子对孟子礼乐观的攻击、韩非子对孔门国际主义的嘲讽、谈天衍(邹衍)对儒家神话的歪曲,都要避而不谈。汉儒已经开始将礼乐解释为朝廷制定的仪式,跟刑法和圣旨一样武断。他们已经不再坚持封建主义和国际主义,但仍然没有放弃抱怨大一统的淫威,怀念战国时代的自由。他们致力发明神话和历史,填补殷周以前的巨大空白,推动三皇五帝神话的汉朝化,使燕齐迂怪之士的想象力相形见绌。国教混融主义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古典华夏文明举行了体面的葬礼。金人入汉、胡僧说法的新时代即将开始。


一 军国主义与群众的解放三 贵族的反动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