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暴秦与历史的终结
早在商鞅变法以前，秦人的组织资源就比东方各邦尤其是楚国弱得多。这是变法得以彻底实施，复辟几乎没有影响制度的主要原因。结果，秦国后期的政策几乎就是国君、外戚和客卿的政策。国人作为阶级已经荡然无存，宫廷和宦官的重要性反证了贵族的没落。嫪毐和赵高的罗曼司如果发生在后世的吏治国家，毫不足奇，但若发生在战国群雄之世，就体现了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宫廷奴仆压倒外朝大臣，就是腐败从果核蔓延到果皮的征兆。依据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时间表，宦官－后妃政治出现与蛮族入侵的时间差不超过三代人。秦始皇的征服是秦人最后的机会，大概也是华夏世界走向大一统路径的最后机会。秦楚战争的余波未定，匈奴的入侵就已经全线展开。朔方战争和长城建设必须依靠贱民和犯人，而非周礼社会的贵族骑士或商鞅体制的耕战良民。这是军国主义已成强弩之末，吏治国家暴露疲软常态的最初证据。前者是封建解体的积累释放，后者是解体产生的散沙社会自然状态。下一步就是章邯的囚犯大军落入项羽的江东子弟之手，仿佛封建主义对其谋杀者的临终复仇。
秦始皇非常清楚，关中良家子弟无力承担世界帝国的重负。他也清楚，散沙社会是吏治国家的天然需要。同时，他天才地预见到：理想社会需要解除良民的武装，从而造就顺民的稳定基础。贱民军队没有武德和社会性感情，因此帝国早晚会失去战斗力。拓殖蛮荒的时代将会随着帝国的巩固而结束，蛮夷入侵的时代随之而来。长城是未雨绸缪的庙算，帝国在自己战斗力最强的窗口期，以最有利的条件划定永久的边疆。不幸的是，他犯下了天才人物最难避免的错误。他们越善于把握未来的趋势，就越容易高估发展的速度，妄想在自己生前毕其功于一役。“孤秦”设计的美丽新世界需要一千多年的时间，经过多次“进三步退两步”的波折，才能在“陋宋”手中实现。那时，顺民和良民已经变成同义词。他们久已遗忘武器、荣誉和自由的涵义，反而觉得仁政理应保证他们免除军事负担，名将的任务跟保姆没有区别。秦始皇没有耐心将他的计划留给二世和万世分解执行，结果大大超出了社会演化的允许范围，一手铸成了激烈反动不可避免的局势。
秦始皇的死亡非常及时，差不多就是长平时代的老辈良民－战士凋零殆尽的同时。只有这些人才会像项羽的宾客忠于楚国一样，仅仅忠于秦国。贱民－流犯的普世军队除了自己的前途和待遇，没有什么特定的效忠倾向。普世帝国存在的前提就是秦国的灭亡，这一点他已经做到。他断定东方各邦同样已经灭亡，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燕赵同样属于军国主义模式，国力系于郡县制开拓的殖民地。顾炎武正确地指出：楚汉之际，北方各邦的政权都是没有根基的冒险家建立的。他们的复国主义有名无实，其中必有原因。他们都消灭了自己的公族和贵族，实现了汲取和动员的最大化。因此，封建制度保护的凝结核已经不复存在。马基雅维利的卓见应验了。这种“土耳其式”的国家实现了卡里古拉的梦想，全国只有一个头颅。中枢一旦灭亡，就不再有复国的种子。然而，齐人和楚人尚未灭亡。他们以略加修饰的形式，保存了贵族封建制和爱国主义的种子。这种“欧洲式”的国家犹如诸峰林立的山地，没有一个可以斩除的统治中心。项羽是那些射杀吴起的贵族留给祖国的最宝贵遗产，正如田横是五都卿士留给祖国的最宝贵遗产。齐楚的种子并不系于王室或国家，社会仍有自发组织的资源。唯其如此，才能产生“田横五百士”和“江东八千子弟”。他们在巨鹿和濉水践踏乌合群众的大军，应验了“一头狼从不在乎对方有多少羊”的谚语。他们为荣誉和爱国主义而战，对普世军队将领求之不得的“大者王小者侯 [151] ” 不屑一顾。
普世主义需要超越地方性历史记忆的合法性源泉，因此秦朝的宪法原则不同于秦国。关东豪杰极度憎恶“以吏为师”的暴政，因此不愿公正对待始皇帝谋求超越性统治的努力。秦国的耕战体制建立在国家与小家庭瓜分大家族遗产的基础上，根本不想推行儒家的大家族伦理准则。商君憎恶孝顺公婆、兄弟共财和寡妇守节，因为孝悌和妇道不利于分家和立家，妨碍了生产和财富的最大化。始皇却将妇德和孝道列为自己的主要政绩，刻在石碑上。他之所以能够焚书坑儒，就是因为此前已经招徕了大批东方儒生和阴阳家的缘故。他的皇帝神学和水德理论显然来自想象力丰富的齐人，一味现实的文法吏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皇帝取代国王，除皇权的神化以外，也有宇宙超越性的涵义，可以抹去“国王”称号固有的多国体系和爱国主义记忆。他重用燕、齐方士，固然有自私和迷信的一面，也有释放善意的动机，类似忽必烈封孔子后裔。如果他仅仅是为了迷信和自私的理由，那么正如《诅楚文》早已证明的那样，秦地并不缺乏巫师。他努力做世界主义者，这是毋庸置疑的。秦人顺从地接受东方意识形态，消解了共同体的最后残余。齐楚却愤怒地拒绝野蛮的文法吏，不惜诉诸武力。
普世主义从理论上讲，就是后人所谓的“历史终结”。历史终结当然不是指事件的终结，而是说世界宪制已经确定。今后不再有原则性争议，只剩下人事和技术性纠纷。秦始皇设计的万世一系君统、超越性吏治国家、混合意识形态都是为“史后之人”的安定生活准备的。在“历史之人”看来，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秩序无异于囚笼。最可怕的暴政不是屠杀和征敛，而是巨细靡遗的格式化。自由的本质在于盲目和希望，勇气和德性无不起源于此。历史终结的本质在于麻木和绝望，消解了秩序本身的意义。秦始皇遭到格外严厉的谴责，因为他是历史终结的始作俑者，并非因为他的暴政最为严重。实际情况大概恰好相反，因为暴政的严重程度通常跟社会散沙化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在某种意义上，秦始皇变成了一种象征，为汉武帝和以后的暴君承担集体责任，尽管他比汉武帝更温和，正如后世的曹操变成了篡位者的符号，为司马懿和刘裕承担责任，尽管他比后来的篡位者更尊重程序。秦政激起的暴烈反抗，主要源于东方各邦复辟多国体系的热忱。随着共同体的瓦解和爱国主义的没落，散沙顺民对暴政的容忍度不断上升。反抗的减少给后人造成了暴政减轻的幻觉，其实原因不在朝廷而在社会。汉法就是秦法的拷贝，而且文字狱有过之而无不及。秦代判处苦役的罪名，在汉代一再导致灭族。扬雄支持新莽的理由，就是以周政反对汉朝延续的秦政。
“史后之人”战胜和替代“历史之人”以后，历史终结才能实现。咸阳朝廷的高瞻远瞩超越了他们的时代，因此不可能不臭名昭著。他们知人有智、自知无明，没有料到自己和自己刻意消灭的对象都是最后一批“历史之人”。“史后之人”的任务落到东方冒险家集团身上，苦心孤诣的政治神学理论全都为人作嫁。汉室的“史后”特征体现于无原则的混融主义，不顾各种体制和理论背后的规范性条件，武断地剪裁、割裂和拼凑神谱和官制，给妄图托古更化的儒生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困难。混融主义的实际意义就是所有理论和政体原则的死亡和花絮化，因为只有已死的原则才能跟对立原则实现装饰品的和谐共处。这种剪贴性质的和谐跟内在思路的融会贯通没有任何类似之处。萧曹（萧何、曹参）以小吏拜相，像南太平洋土著对待美军留下的飞机场一样，对他们无法理解的巨大机器充满敬畏，唯恐任何仪式细节的改变就会导致自己难以收拾的混乱。汉袭秦制，不是因为布衣君相有爱于秦政，更不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深谋远虑，能够看清秦政对谁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另起炉灶的勇气和能力。汉初的官制也是混融主义的典范，商君的彻侯、关内侯和楚人的执珪 [152] 、五大夫 [153] 同列，完全不顾两者的政体精神截然不同。秦始皇的世界帝国和楚霸王的国际联盟都有明确的、彼此水火难容的宪法精神，都有一劳永逸地终结历史的动机。唯其如此，他们的设计才会功败垂成。这些动机仅仅属于“历史之人”，因此反而履行不了终结历史的天命。
布衣君相的实质不是平民政权，而是“史后之人”政权。启蒙时代的平民野心家无论归儒、归墨，都有强烈的政治改革家色彩，暴露了他们的“历史之人”身份。“史后之人”已经没有能力理解任何宪法原则或意识形态，只会觉得这些考虑纯属替古人担忧，根本不值得为此大动干戈，但既然有人愿意为此牺牲，他们并不介意利用狂热分子的牺牲，为自己牟取现实利益。汉朝对秦、楚的胜利不是一种原则战胜了另一种原则，而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原则自相残杀留下的废墟。原则是意义的源泉，意义体系是文明的主要力量。在所有政治策略中，机会主义是最缺乏战斗力的一种。机会主义者几乎不可能在文明早期获得机会，因为各种原则的生命力体现为信仰的热忱。只有在各种原则即将穷尽自身可能性之际，捡食者才能收割热忱的最后一批猎物。机会主义者的胜利从来不能证明自身的强大，只能证明所在文明的衰老。意义体系的瓦解必将导致文明自身的崩溃，混融主义是机会主义者最后的挣扎。他们敬畏各种古老原则龙争虎斗的巨大力量，却不能理解力量的来源，幻想只要将这些原则的符号标识据为己有，就能继承或分享古人的力量。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犹如老人服用的春药，能延缓但不能阻止最后的衰亡。世界帝国是混融主义的自然载体，混融主义是世界帝国的自然原则。“史后之人”在二者日益萎靡的保护下安享太平盛世，等待洪水滔天。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论标志着儒家的符号化、混融化和空心化。儒家在其热忱的顶峰，是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的维护者（孔子）、鼓吹人道高于王权的启蒙者（孟子）；在其回光返照的暮年，曾经诛戮暴秦（孔鲋），保卫礼乐（鲁二生），反对黄老（辕固生）；现在已经由儒学沦为儒术，求为“缘饰”而不可得。汉儒在混融主义的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已经沦为某种诸子百家的共识协调组织。他们的周政主义除了绝对安全地攻击秦始皇这具稻草人，只剩下百家共识的政治正确公约数。毕竟，谁会反对更人道、更文明、更大的合法性呢？如果不涉及具体的人事或政策的话，这些模糊的共识无疑会得到皇帝、民众和士大夫的衷心赞同，就像萧乾一类粉红色知识分子在希特勒死后抽象地谈论民主，希望在讨好斯大林同志的同时又不致冒犯麦卡锡参议员。墨子对孟子礼乐观的攻击、韩非子对孔门国际主义的嘲讽、谈天衍（邹衍）对儒家神话的歪曲，都要避而不谈。汉儒已经开始将礼乐解释为朝廷制定的仪式，跟刑法和圣旨一样武断。他们已经不再坚持封建主义和国际主义，但仍然没有放弃抱怨大一统的淫威，怀念战国时代的自由。他们致力发明神话和历史，填补殷周以前的巨大空白，推动三皇五帝神话的汉朝化，使燕齐迂怪之士的想象力相形见绌。国教混融主义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古典华夏文明举行了体面的葬礼。金人入汉、胡僧说法的新时代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