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春秋时代的世界秩序：殖民主义在远东
庚申之乱将大清从世界秩序降为地方性秩序，朝廷认知图景的崩溃构成了条约难产的主要原因。儒家士大夫根据历史经验，非但没有觉得英法联军格外残暴，反而发现根据夷狄阑入的标准，欧洲人的诚信和仁厚出乎意料。他们本来预期入侵者会占据京师，以各种借口拒绝撤退，效法张邦昌和刘豫故事，成立以恭亲王为首的缓冲国。他们并不觉得夏宫圆明园的焚毁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征服者通常会夷平前朝故迹。联军居然履约撤退，甚至对库存白银秋毫无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笔财富比英法索取的战争赔偿还要多，可见欧洲人并不是恣意勒索的野蛮人，而是只想索回具体和有限的损失。他们根本不理解贸易优惠的意义，并不介意用同样甚至更多的优惠购买和平。他们只有一点不能容忍，就是欧洲式的国际体系观。如果胜利者像金人一样，要求失败者称臣称藩，他们反倒更容易理解。
礼仪之争的实质是宪制问题。满蒙部落武装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朝廷知道自己需要更多地借重文治意识形态和士绅民兵组织。在如此危险和敏感的时刻，朝廷的威望万万不能动摇。唯一性和至上性是皇帝神学的核心要素，为吏治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财力和兵力。湘淮民兵卫道的热忱多于忠君，不大可能为众多地方性君侯的一员而战斗。然而，延长战争则是更大的错误。御驾迟迟不能回銮，无异于向无所不在的江湖枭桀发出了觊觎大位的邀请。于是，两种天下、各自表述构成短期内阻力最小的路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挥了必要的隔离作用，将大清伪装成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争取《万国公法》的保护，同时对内延缓天下幻觉的崩溃。这种考验对儒学格外残酷，因为他们的论述需要普世主义的前提，他们的存在却有赖于普世主义的失败。
《烟台条约》体现了索尔兹伯里之前的索尔兹伯里原则。大英帝国以正直诚实（而不善于迎合讨好）的女教师自居，将骄傲的士大夫当作反复无常的孩子。此后的几十年，诸如此类的刺激将许多普世主义者变成了国族发明家。国族主义是帝国精英的自卫本能，试图将文明共同体伪装成邦国，消解乡土社会自发产生欧洲式民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缺乏精英传统的社会缺乏这种本能，乡土社会更有可能在殖民主义的刺激下产生民族发明家。奥斯曼主义者和克罗地亚爱国者都是世界体系在边缘地带播下的种子，两条路径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相互争斗。在天津教案和法越战争之间，1848年原则已经在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生根发芽。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英印帝国和波斯帝国开始产生自己的模仿者。远东距离世界体系的中心更加遥远。大清、大韩和交趾支那殖民地还需要甲午战争的催化。
总理衙门成立后的半个世纪，大英帝国统治的世界秩序处于最佳竞技状态。威斯敏斯特不喜欢正规帝国及其统治成本，更愿意建立以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皇家海军只需要对极少数秩序破坏者实施重点打击，就能廉价地保障文明和进步。从英国人的角度看，十九世纪的海外战争大多属于规训类。忠诚的女教师挥舞教鞭，完全是为了让坏孩子学好。公学子弟之所以能成长为卓越的基督教绅士，多亏了诸如此类的教鞭。坏孩子改邪归正以后，自然会对严师充满感激。坏孩子如果听信法兰西艳妇或俄罗斯狂人的蛊惑，忽略自己的责任，放纵自己的欲望，才会真正毁了自己。皇家海军教育阿根廷独裁者和贝宁酋长尊重生命，教育埃及副王（ViceRei）和墨西哥民粹主义者尊重契约和债务，教育俄罗斯皇帝尊重国际条约，教育大清皇帝尊重外交官特权和侨民安全。英国殖民者在刚果河口和尼罗河源缉拿奴隶贩子。戈登将军珍视大英帝国的原则，因此不能容忍李鸿章屠杀降人，但他仍然要跟李鸿章合作，因为东方人本来就处在半开化状态，李鸿章已经算是坏孩子当中的优等生了 [235] 。唐宁街对待恭亲王和醇亲王的政府，就是戈登这种态度。李泰国、威妥玛和琅威理对待他们的“满大人”（Mandarin）合作者，也是这种态度。
大英帝国无意肢解或吞并大清帝国，甚至愿意帮助皇帝平定江南和内亚的叛乱，只要大清愿意将自己改造成东亚的巴西帝国，协助英国人推动文明开化的事业。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符合英国人的理想秩序。他们有开明的上层统治者，用欧洲文明的价值驯化不那么文明的下层民众。他们在皇家海军的保护和威胁下，维护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他们通过和平改革解放了黑人，又没有威胁财产和秩序。英国人几乎独占了拉丁美洲的市场，又不用支付统治费用。这些国家珍视自己的独立，正好可以抵抗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领土野心。理想的大清就应该是这样，李鸿章似乎是一位可以教育好的合作者。如果大清还能像奥斯曼帝国一样，替英国人阻止俄国人南下的危险游戏，那就更加完美了。遗憾的是，清廷和李鸿章在这方面都不能胜任。日本人异军突起，夺走了优等生的名额和脱亚入欧的机会。
大清难以融入英国人主持的世界秩序，主要因为自身就是一个世界秩序。总理衙门像一道隔离墙，避免了太迅速、太激烈的变局，也浪费了众多机会。大清立国形势，内北国而临华夏，以内亚为根本，以东藩为枝叶。只要内亚体系得以保全，朝廷就不会介意放松东藩的羁绊。顺、康以来的传统政策就是在西方进攻，在东方退缩。同治朝延续这条路线，并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法兰西吞并越南，日本吞并琉球。朝廷与其说关心实际利益，不如说更关心天朝颜面。李鸿章的交涉主要是为了安抚冲突，而非应付外人，因为朝野上下没有人关心纯属象征性的贡物，只想寻找体面而迅速的息事宁人方式。在清人的小世界体系内，两广和两江的地位低于满蒙。因此前者的外围安南和琉球可以牺牲，后者的外围新疆和朝鲜就必须力争。海防派和塞防派的争论不仅是资金和人事的纠纷，也是国本和战略的考验。李鸿章失败，等于英国人的课业失败。满蒙得到保障，东北亚霸权的机会窗口却让给了日本。大清体系是静态的布局，认为土地的损失不可弥补，海军和贸易随时都可以经营，时间和机会像空气一样无限而免费。然而，近代欧洲的世界体系是动态的过程，更多地位于时间当中，而非空间当中。时间和机会不仅是最稀缺的资源，而且是唯一无法弥补的资源。日本人极力争取大清不肯接受的优等生资格，在远东博弈的开端占据了先机，在以后的多次洗牌中放大了最初的优势。
新春秋时代的霸政体现封建遗风，霸主不是唯一和独断的。欧洲维持势力均衡，英国独霸海外。在此期间，挑战者不断涌现。法兰西没有充分的贸易利益，以天主教和东方古老教会的保护人自居，在奥斯曼保护黎巴嫩基督徒，在大清和安南保护天主教神父。教案启动了庚申之役和八里桥战役，也是越南沦为殖民地的诱因。沙皇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交替表现出两副面孔。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后，俄国觉得自己是西方的对立面。沙皇索取乌苏里江东岸的土地，因为只有俄国才有能力抵抗西方列强的海上攻击。吉林将军辖区丧失出海口，是俄国殖民者对清室龙兴之地的善意保护措施。沙皇以东方专制君主和黄教保护人的身份出现，跟清室争夺蒙藏的保护人地位。普鲁士和丹麦虽然并不具备在远东作战的海军力量，但还是通过援引欧洲各邦利益均沾的原则，得到了大清和列强的承认。比利时扮演了法兰西资本的“白手套”，以较少冒犯各方的形式为巴黎金融界开路。美国特立独行，试图履行清教徒的“山巅之城”精神。顾盛的理想是通过《望厦条约》，开辟另一种没有鸦片和帝国但仍然属于欧洲文明的秩序，然而事与愿违。美国人觉得这是自己来得太晚的缘故，决心在日本树立最初的示范，结果产生了佩里的黑船和江户的开港。
日本从德川氏的孤立主义当中醒来，酷似英格兰从亨利七世的孤立主义当中醒来。新政权突然发现地缘形势对自己如此有利，不能理解前任为什么没有善加利用。大陆强国在军备竞赛当中暂时领先，但漫长的边界带来了太多的负担，使其不可能将战略重心集中在海上，更不可能集中在东北亚一隅。大清决策者和舆论领袖普遍以为日本不仅是亚洲人，而且是大陆的拙劣模仿者，根本不值得注意。文祥为人审慎，觉得不能掉以轻心，但他的远虑只限于警惕日本万一变法失败，叛藩乱民就会走投无路，只有效法元明倭寇，骚扰东南各省。邓承修甚至断言，日本的实力只相当于内地两三个省份。新建的海军在船坚炮利的北洋舰队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只有李鸿章明白日本的威胁比欧洲更为直接，但他的说辞太像是某种争取更大预算份额的借口，得不到朝廷和同侪的信任。他说：如果大清不能自强，日本肯定会攀附欧洲，以欧洲代理人的身份争取东亚霸权。结论是：南北洋的海防经费原定四百万两，结果连四分之一都没有落实。如果户部和总理衙门赶紧把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北洋舰队大概还有希望。当时的大臣看到这样露骨的结论，自然会产生马士英式的冷笑。马氏接到史可法关于清兵南下的警报，断定这套滥调的目的无非是想骗取朝廷的经费。后来的历史完全证实了李鸿章的预见，却没有妨碍他的敌人将责任推到他一人头上。
《议覆张佩纶靖藩服折（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体现了李鸿章对历史节点和路径选择的良好感觉，这种敏感性不是仅仅依靠材料的完备就能获致的。材料的组织和解释多半取决于认知图景，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认知图景当中会导出截然不同的诠释。良好的格局感能够弥补情报的不准确和不完备，错误的格局感足以从准确的情报推出荒谬的结论。清人不能把握融入国际体系的最佳时机，主要是为自己的小世界体系所误。日本对机会窗口的敏感，得益于孤立和边缘的处境。
今天，这份文件仍然值得一读：
奏为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遵旨妥筹覆陈，仰祈圣鉴事。
密定东征之策，以靖藩服一折，据称：“日本贫寡倾危，琉球之地，久踞不归，朝鲜祸起萧墙，殃及宾馆。彼狃于琉球故智，劫盟索费，贪淋无厌。今日之事，宜因二国为名，令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台湾、山东两处宜治兵蓄舰，与南北洋犄角，沿海各督抚迅练水陆各军，以备进规日本等语。”所奏颇为切要，着李鸿章先行通盘筹划，迅速覆奏等因。钦此」。仰见圣主研求至计，不厌精详，曷任钦佩！
臣昨于覆奏邓承修请派知兵大臣驻扎烟台折内，曾声明“跨海远征之举，以整练水师、添备战舰为要；战舰足用，统驭得人，则日本自服，球案亦易结”等语。今张佩纶请密定东征之策，亦谓不必遽伐日本，南、北洋当简练水师、广造战船，以厚其势。台湾、山东治兵蓄舰，以备犄角。与臣愚计，大致不谋而合。惟中国力筹整顿，既欲待时而动，则朝鲜与日本所立之约，究因毁使馆、杀日人而起，目前可勿驳正。缘朝、日昔年立约，中国并未与议，彼虽未明认朝鲜为我属国，而天下万国固皆知我属矣，似不如专论球案，以为归曲之地，转觉理直而势顺也。至日本国债之繁，帑藏之匮，萨、长二党之争权，水、陆军势之不盛，原系实情。但彼自变法以来，壹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究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里，驻奥斯马加，冠盖联翩，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东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然天下事但论理、势，今论理则我直彼曲，论势则我大彼小。中国若果精修武备，力图自强，彼西洋各国方有所惮而不敢发，而况在日本？所虑者，彼若豫知我有东征之计，君臣上下戮力齐心，联络西人，讲求军政，广借洋债多购船炮，与我争一旦之命，究非上策。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此臣前奏所以有修其实而隐其声之说也。
自昔多事之秋，凡膺大任、筹大计者，祗能殚其心力，尽人事所当为，而成败利钝尚难逆睹。以诸葛亮之才略，而兵顿于关中。以韩琦、范仲淹之经纶，而势绌于西夏。迨我高宗武功赫濯，震慑八荒，然忠勤如傅恒、岳锺琪，而不能必灭金州。智勇如阿桂、阿里衮，而不能骤服缅甸。彼当天下全盛之时，圣明主持于上，萃各省之物力，挟千万之巨饷，荐一人无不用，陈一事无不行，犹且迁延岁月相机了局者，时与地有所限也。
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谕旨殷殷，以通盘筹划责臣。窃谓此事规模较巨，必合枢臣、部臣、疆臣同心合谋，经营数年，方有成效。从则剿办粤、捻各匪，有封疆之责者，以一省之力，剿一省之贼，朝廷责成既专，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举以畀人，故能事半功倍。今则时势渐平，文法渐密，议论渐繁，用人必循资格，需饷必请筹拨，事事须枢臣、部臣隐为维持。况风气初开，必聚天下之贤才，则不可无鼓舞之具；局势过涣，必联各省之心志，则不可无画一之规。傥蒙圣明毅然裁决，则中外诸臣乃有所受成，似非微臣一人所敢定议也。
张佩纶谓：“中国措置洋务，患在谋不定而任不专。”洵系确论。治军造船之说，既已询谋佥同，惟是购器专视乎财力，练兵莫急乎饷源。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设令各省关措解无缺，则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铁舰尚可多购，无如指拨之时，非尽有着之款，各省厘金入不敷解，均形竭蹶。闽、粤等省，复将厘金截留，虽经臣迭次奏请严催，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岁款不敷，岂能购备大宗船械？今欲将此事切实筹办，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并闽省截留台防经费，由南洋划抵外，再拨的实之岁款，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至台湾为日本要冲，山东为辽海门户，两省疆吏诚不可无熟悉兵事者，妥为区画，与相犄角。此又在朝廷之发纵指示矣。臣前奏：慑服邻邦缓急机宜一疏，业已详陈梗概，所有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缘由，遵旨迅速妥筹，恭折由驿密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览训示。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