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流氓无产者的天下

元末的混战照亮了东亚社会的三大层次。部落─封建区以漠北为核心，将领主社会延伸到纳哈出的辽东、王保保的山西和李思奇的关中。这里人口不多，但防御体系严密。强藩盘踞，足以抵抗朝廷的汲取和流寇的洗荡。山西抗击刘福通和朱元璋的北伐军，直到最后。明初，山西的移民辐射到整个北方。辽东的移民几度内迁。上都—大宁之间重新变成人迹罕至的地带，是在明逐北元的拉锯战之后。辽、元两代，这里曾经是人口密集的垦殖区。从西夏核心地带，经东蒙到辽北，在元末都是安全的内地，由这些强藩卵翼，也随着明廷的草原隔离政策而荒废。关中无大乱，能抵抗外来武装，和平投降时能交出完整的建制，战后不需要大举移民，都反映了关中四将的保护性功能。

苏松─闽南─粤东构成另一条不连续的保护带，避免了大规模人口损失。苏松有其士绅，闽南有其乡族，粤东有其宗族；三者都有组织乡兵、土团的能力，但保境安民的能力不及部落、诸侯和藩镇。他们需要可以驯化的合作者，张士诚、陈友定与何真扮演了孙传芳和李纯的前身。在这两者 [228] 之间，从山东到四川，从两河到两湖，散沙社会无力产生保护乡土的豪强，人口几乎完全替换。明初强制移民，主要就是为了填补这些人口真空。其中许多地区的真空就是朱元璋集团一手制造的，宿敌陈友谅统治的两湖受害尤惨。相形之下，清兵针对性和选择性极强的屠杀就显得相当克制了。散沙社会是弱社会，统治他们的吏治国家也是弱统治，双方都无力抵抗邪教和流寇。后二者的组织能力仅仅稍微超过散沙社会，战斗力仅仅稍微超过吏治国家，他们经常绕过人数不多的土豪寨堡，横扫人数众多的郡县，但在绝对劣势的部落军队或封建军队面前突然崩溃，为原先的敌人充当辅助部队却非常出色。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充分体现了这些特征，他们是朝廷的征服者、土豪和藩邦的奴隶。他们和王保保的关系，预示了明末的同类剧情。

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军事集团都是韩林儿刘福通集团的分支，具有完全相同的社会和政治性格。他们的优势在于占据了资源更为丰富的地区，因此可以消耗较长的时期。他们野蛮地屠杀、征敛和强制迁徙，毫不尊重乡土共同体的完整。在这方面，他们是张士诚、何真和陈友定的死敌和反面。两者和乡里的关系犹如狼、牧羊犬和羊，预示了李秀成、鲍超和苏皖社会的类似关系。从朱元璋的强制手段和刘基的暧昧态度看，南方士绅和北方部族联合镇压中部流民和教团武装的可能性甚大。日后的恭亲王和曾国藩就结成了类似的联盟，毁掉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机会。同样的格局没有在元末形成，双方都负有若干责任。朱元璋愿意抹去明教的历史，至少在形式上皈依儒家正统和文治理念。脱脱垮台后，大都朝廷丧失了团结南方军绅同盟的能力。由于顺帝和太子的朋党斗争，北方各镇错过了最佳的机会窗口。

士绅社会由于自身在军事方面的弱点，只能默许枭雄逆取的既成事实，只能寄希望于顺守，也就是和平渗透和内部改造。他们热爱和扶植的张士诚和建文帝都失败了，暴露了儒家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枯竭。他们在洪熙、宣德两朝的胜利异常短暂和表面，几乎将古老的愚君政策变成了自我欺骗。他们得不到理想的汉文帝，只好将怠惰和软弱包装成仁慈。即使这样虚假的胜利都转瞬即逝，懒王预示太监的统治。司礼监和东厂构成流氓无产者的常驻机构，克服了枭雄军事集团（流氓无产者临时机构）的固有弱点，粉碎了士绅的操纵手段，也就毁灭了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宋代宪制。皇权继承枭雄领袖，永远不会重返正常社会，在社会中没有确定的利益和地位。他和乡土共同体缺乏有机的联系，只有用抽象和普遍的观念掩饰武断统治。士绅来自乡土共同体，终将返回乡土共同体。他们的利益和地位相当明确，如果羽翼丰满，就会发展成有产者的核心。这种核心将会自动产生无数的杨行密和钱镠，破坏流民军事集团的汲取通道。吴绅对张士诚的忠心和陈友定对乡党的热忱已经预示了这种可能性，明廷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阻断这条路径。

民间解除武装，听任内部无产者主宰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宪法习惯和稳定预期的问题。士绅预期财产和礼法的寿命不会超过四五代。民众预期生命和基因每隔数十年的安全期，就会重返上百年的丛林期。流民无产者─江湖枭雄以帝王将相的同侪自居，发育了比科举文化更加强大的江湖文化，对顺民社会充满嘲讽和鄙视。六朝寒门和鲜卑君臣羡慕、嫉妒和模仿士族，元明好汉和皇帝太监只会将士绅视为猎物。士绅的溃败不仅是自身的末路，也是顺民社会进一步丧失形态的征兆。宋代的科举神话和意识形态理想变成明代的漫画，阉党和东林党的恶性竞争使宋代的朋党显得相当费厄泼赖，明末流寇也没有爱惜梁山好汉的羽毛。民众沦为两足无毛的家畜，从朱元璋的剥皮开始，以孙可望的剥皮结束，从江西填湖广（朱元璋的两湖大屠杀）开始,以湖广填四川结束。残民最后发现蛮族愿意将他们从家畜提升为顺民，表现出的感激涕零简直令人绝望。王安石和贾似道的国家垄断经济学在明代就显得过于精巧和文明，朱元璋和郑和的古拉格经济学适合新时代每况愈下的智力水准。明代的聚敛手段比宋代残酷得多，得到的资源却少得多。责任与其说在于任何具体的人，不如说社会本身陷入了囚徒博弈的死路。

洪武朝的宪法危机主要围绕元代的遗留问题展开，尚未脱离当时的社会轨迹。两浙士绅仇恨聚敛之臣、民间宗教和江湖浪人，都给洪武体制留下了印记，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暴露了自己作为次要合作者的地位远非唐宋可比，遑论汉魏。流氓无产者的征服者立场无异于蒙古骑士，苛细之政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初的抗命和隐逸现象非常普遍，引发了极不体面的“不为君用律”，主要就是因为察察为明的新政跟宋元的宽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桑弘羊和王安石的反面范例悬为厉禁，但军国之需并不因此减少。抄没财政比“与民争利”更加野蛮，同样将最大的负担压在浙绅一方，启动了长达五百年的官田重赋和偷税漏税传统。民间宗教纳入叛逆罪范围，以免未来的江湖健者效法本朝龙兴的先例。儒学借助文化种族主义的力量，恢复了国教地位，却丧失了古老的国际主义传统和哲人精神，沾染了摩尼教的热忱、偏执和善恶二元论。浙绅憎恶大都朝廷对海盗贸易者和异质文化的宽容，投入大振乾纲的新朝。海禁政策切断了闽浙沿岸的伊斯兰化倾向性，进一步贯彻了宋人启动的民间儒化过程，比宋代的垄断贸易和元代的走私放任严密得多，满足了浙绅的价值观偏好，却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和机会。

明初的种族、边界和战略问题相互交织，构成宪制的内侧。皇帝将其视为禁脔，不给士大夫留下染指的机会。元人习惯多种族社会和多元管理体制，并不尊重宋儒珍视的礼文之俗。杭州和大都布满了西夏人、色目人的社区和印书厂，景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互争雄长。泉州的阿拉伯人已经强大到足以发动教派战争的地步，淮西、关陇和西南的穆斯林势力比宋代和清代都要强大许多。朱元璋的开国功臣颇多穆斯林将领，泰半出自淮西集团。宗教的组织资源增加了乱世民众的生存机会和战斗能力，教派和教义的差异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人只有次要的意义。

最重要的种族问题来自辽金元部落遗民和他们从东欧、西亚带来的辅助部队。这些族群人数不多，但多聚居在战略要地。他们残余的军事素质仍然优于大多数邻居，是明祖“肃清沙漠”计划的宝贵资源，在《明史》武臣列传当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突出地位。太祖尽量将他们编入卫所甚至锦衣卫，赐予汉姓汉名，禁止他们在本族内通婚。对于那些无法军事管理的异质社区，太祖用离散政策和移民阑入破坏他们的传统。顾炎武愤怒地谴责明祖玷污了华夏的高贵血统，但他想象的纯正血统早在六朝和残唐就已经中断和替代了。编户齐民的强化需要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明祖的野蛮手段非常适合这样的目标。宋代的同质化社会产生以前，经历了数百年的自然演化和战争筛选。明祖要在几十年内产生更加彻底的效果，否则就根本没有行仁政的机会和可能。张士诚和陈友定确能忠于仁政的理想，但他们的路径肯定会导致类似五代十国的局面。在此期间，某些缺乏争雄逐鹿机会的小邦很可能步武安南，产生特殊的共同体认同，再也不会接受大一统。明朝征服了蒙古人五色斑斓的遗产，留下一个单调的世界。其是非功罪，完全是价值观问题。

明祖的军事体制以府兵为蓝本，企图永远维持唐初的廉价战斗力。然而府兵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鲜卑、杂胡阑入部落散沙化的中间阶段。制度设计可以不顾“法的精神”和文明季候，武断地将互不协调的部分剪切黏合，本身就是“史后之人”丧失历史理解力的证明。朱元璋的宪制设计充满了这样的喀麦拉 [229] ，甚至企图一面强化亲藩封建，一面细化行省吏治，招致了众多不必要的混乱和牺牲。最后，吏治国家的精神战胜了所有的不协调成分。府兵和亲藩都沦为宪制的赘疣和阑尾，朝廷回到雇佣兵的轨道。明代的雇佣兵比宋元更加廉价而软弱，动员体制完全瓦解，战略弹性损失殆尽。这是他们驱逐聚敛之臣的必要代价，使明廷的灭亡比宋室更加迅速而血腥。

成祖能够动员大宁和辽北的部落武装，推迟了军事集团的衰落。洪熙、宣德以后，皇室只能依靠太监的辅弼。正德宪法危机开始脱离社会轨迹，斗争双方都对卷土重来的流寇世界置若罔闻。嘉靖宪法危机围绕礼法和继承权展开，仅仅具备投机和反投机的小团体意义。万历宪法危机不是王安石变法的翻版，只具强化洪武财政纪律和行政考核的意义。由于洪武宪法没有给财政压力留下回旋余地，强化纪律根本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张居正鼓吹“祖宗家法”，只是一个争取政治正确的旗号。只有例外的聚敛才能保证太仓积银的计划完成，来源只能是洪武政体忽视的利源。从张居正本人施加的实际压力看，他其实是指望勒索吴绅的经营性收益，冒充追补拖欠的田赋。这种掩耳盗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然需要招徕小人或投机分子，触发了东林党人的反动和张居正本人的身败名裂。东林党和吴绅关系密切，以预防第二个张居正为辞，滥用舆论监督的特权，激起了上游和北方士大夫的反击。明廷在愈演愈烈的党派斗争中步入天启、崇祯两朝。最后，只有满洲人才能隔离和保全你死我活的双方。顺、康两朝要求明臣将过去的仇恨留在前朝，在新君的麾下咸与维新，成效并不显著。许多所谓的文字狱其实源于辽东汉军和十八省生员、鲁绅和吴绅的相互陷害，斗争各方都想借满洲君臣之刀杀人。康熙帝坚持他的族人并不是迫害的主动者，自有其道理。

终明之世，尽管有强制移民的充实和轻徭薄赋的保护，或者不如说，正因为有强制移民的破坏和吏治国家的隔离，北方的社会生态仍然每况愈下。英宗以后，黄河、运河地区就已经恢复了金末、元末群盗如麻的状况。明朝中叶整理水道的成功，对朝廷和百官是意味着福音，对百姓则意味着更大的灾难和更重的负担。十三世纪的北方沦为人为的蛮荒，正如汉魏六朝的江南存在自然的蛮荒。大运河发挥了类似豫章─浔阳贡道的效应，在沿岸港口制造了“刚果殖民贸易站”的繁荣。临清、通州宛如小江南，百里之外就是梁山的世界。京师的职能就是汲取江南的财富，维持朝廷百官和九边将士的开支。长江以北、运河以外、长城以南，朝廷视同化外。只要叛乱规模达不到威胁边防和贡道的地步，就等于没有发生。等到叛乱越过阈值，镇压和挣扎都已经没有用了。

两浙和江西的经济文化在本朝中叶越过其历史抛物线最高点，湖南和两广尚在这条曲线的上升段。闽越粤在号称倭寇的海盗贸易战争中，丧失了融入体制的最后机会，将种子撒向南洋，为古老的华夏保存了另一次别开生面的机会。母体的作用就是释放种子、保护种子，以己身为肥料。爱自己超过传统的母体一定会死，诅咒不是为种子牺牲，而是吞噬儿女后死于异类的未来。晚期东亚帝国或近世（伪）华夏就是这样的怪物，通过大一统主义的吏治国家，一口一口吃掉了本应遍及更大世界的种子，然后孑然一身等待绝望的暮年。此前、此刻和此后，古典华夏、希腊、希伯来和英格兰却把种子撒向世界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