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诸夏沦为蛮夷
李鸿章的另一项计划，就是促成李氏朝鲜的中立化。他希望列强在东北亚实现势力均衡，减轻大清保护朝鲜的负担。然而，1885年《天津条约》的成功反而破坏了他自己的努力。他依靠北洋舰队，暂时逼退了愤怒的日本人，结果增加了政敌的论据，妨碍了北洋舰队的更新和补充。袁世凯转而推行激进政策，企图独占朝鲜，使清廷变成众矢之的。甚至美国人都怀疑朝鲜面临吞并的危险，有必要更多地偏袒日本。甲午战争存在许多偶然因素，但即使清军获胜，至多不过重演《天津条约》的交涉。日本势必卧薪尝胆，大清势必骄狂懈怠，直到下一轮冲突得到甲午式的结果。从东北亚博弈的格局看，《马关条约》证实了李鸿章的先见之明。然而在朝廷的认知图景内，这次失败证明湘淮集团不堪任用。此后，朝廷重新落入满蒙亲贵集团之手。南方士大夫失去了老成持重的缓冲者，就无法节制激进的冒险家。戊戌政变是这些冒险家和亲贵集团的正面冲突，在甲午之前的政治气氛中是不可想象的。庚子之难是亲贵针对曾李（曾国藩、李鸿章）余孽的反扑，波及李鸿章的优等生外交政策，结果触发了国际社会的全面干预，在戊戌以前的政治气氛中也是不可想象的。
庚子以前的战争，大清只遭到寻常战败国的割地赔款待遇。欧洲列强在战败后经常面临同样的惩罚，它不会妨碍战败国重返国际社会。但庚子之乱不再是寻常的各国交兵，而是国际社会集体惩罚践踏国际准则的肇事者。《辛丑条约》不是为战败国准备的，而是为罪犯准备的。赫德悲哀地说：他毕生研究中国文化，今后的外交官却会将大清和非洲部落等量齐观。日俄战争是《辛丑条约》的直接后果，证明大清已经不再有能力维系内亚体系。《朴茨茅斯和约》奠定的东北亚新格局允许大清重返关东，仅仅是为了在日俄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大清整体在列强之间，无异于关东在日俄之间。这种地位酷似暹罗在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名义上的独立仅仅意味着宗主国不止一个。
大清坠落，日本升起。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构成远东体系的第一个窗口期，确定了二十世纪初叶的东亚格局。基本格局具备亚稳态的性质，在下一次大动乱的窗口期来临前，无法通过强度一般的冲击打破。远东体系取代了李鸿章时代的内亚体系，扮演世界体系在东亚的分支。日本在远东体系内扮演大清的核心角色，将大清降低到类似蒙藏在内亚体系中的地位。庚子战争是一次演习，日本向欧洲列强证明了自己的文明资格。英日同盟是优等生的奖品，大英帝国认证了日本的东亚盟主资格。日俄战争是一张委任状，因为东亚盟主在当时的使命就是堵死俄国南下的道路。十年后的挑战者变成德国，东亚盟主的使命就变成代英国人歼灭可怕的德国太平洋舰队。只要大英帝国继续主宰世界，日本就会继续担任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条约体系就会安如磐石。明治宪法鄙弃封建主义和自由主义，迷恋绝对主义和吏治国家，并非明智和审慎的典范；但明治外交家的卓越成就为他们的同侪准备了安全和宽松的变法环境，使他们能够承受地方性、局部性失败的代价。只要日本忠于大英帝国的秩序，国内宪制的路径错误就只能在低层次上产生不利影响。一旦日本转而挑战国际体系，国内无论如何集权都无法重演甲午的胜利。
明治维新本质上是绝对主义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开发，将各藩长期积累的组织资源用于短期的富国强兵。二十世纪初叶的数十年，这些遗产渐次挥霍。晚清新政建立在两千年秦政的余烬之上，早已没有封建主义的遗产可资开发。白莲教、太平军、捻军的战乱是散沙社会的癌变（汉儒称之为“土崩”），不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汉儒称之为“瓦解”）。只有在基层的秩序生产能力恢复以后，流寇战争的危险才能缓解。只有在吏治国家的机器削弱以后，基层的秩序生产能力才能恢复。湘淮军兴以后，吏治国家渐次后退。士绅通过承包和代理朝廷的业务，开始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积累组织资源。横向比较，他们新建或恢复的共同体远不及欧洲或日本的封建主义、美国的教会或社区强大。纵向比较，清末地方团体的繁荣昌盛为宋元明清四朝所罕睹。在西方殖民主义直接统治的上海、香港和南洋，他们的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在编户齐民传统保存最完整的内地，他们的势力也超过了历代王纲解纽的间歇期。新政对他们既是机会，又是威胁。新政需要兴建众多的地方项目，包括学校、道路、实业、警政各方面，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中介机会。新政需要更大的开支，而庚子以后的朝廷近乎破产，无论整理财政的名目多么花样百出，负担最终都会落在他们这些主要纳税人头上。于是，地方精英陷入严重的分化。开明派和保守派（如果这时还有儒家保守派的话）的社会地位基本相同，分化更多地源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和对路径的选择。
新士绅阶级（包括开明派和保守派）不再守护宋儒的认知图景。“天下”体系随着罗泽南和曾国藩结束，“世界”体系随着郭嵩焘和薛福成开始。先秦儒家在文明季候的意义上，接近夏秋之交的启蒙时代，天然亲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给史后之儒冷藏了历史之儒的宝贵理解力。第一批访问欧美的公使不约而同地在美国发现了唐虞之世，在威斯敏斯特发现了三代之治，在法兰西发现了宋明朋党，在俄罗斯发现了商周之际。郭嵩焘直截了当地承认：秦政是三代之治的堕落，属于半开化人类。汤寿乾和王先谦代表了史后之人重新进入大春秋时代的机会窗口，第一次将两希文明的正典视为权威的来源。罗泽南和曾国藩遭遇经世致用的压力，就会重新解释三代上古的范例，重新挖掘顾亭林和王船山的遗书。汤寿潜和王先谦生逢历史重启的伟大机缘，就会发明《宪法古义 [236] 》，或是翻译《英国国会史 [237] 》和《日本宪法义解 [238] 》。他们还没有沾染一战以后的新战国诡辩家气息，因而在引进正典的时候非常诚实。“老新党”的继承人在能力方面往往胜过前辈，在诚实方面却每况愈下，发明了混杂西方负典的私智，为虚荣和权欲出卖了未来。
随着新春秋时代的来临，沉睡已久的历史敏感性开始复活。新士绅阶级像自我意识刚刚觉醒的婴儿一样，开始摸索发现自我和世界的边界。这时，“中国”一词开始具备今天的部分意义。李鸿章和荣禄等满汉重臣最初运用这个词，通常涉及外交问题，目的是将大清和西方列强区别开来。戊戌变法引起了危险的“保中国”还是“保大清”问题，但这时的“中国”和“大清”都不是1848年意义上的共同体。日本人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致力于发明国族主义，给梁启超莫大的刺激。新士绅阶级陷入国族构建和民族构建的矛盾，对共同体的难产和机会窗口的丧失负有极大责任。他们像布里丹的驴一样，在文明共同体、国族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三岔路口犹豫不决。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未能促使他们作出决断，结果产生了暧昧的“五族共和”和“多元一体”概念。
严格说来，中国和日本都没有1848年那种意义上的民族构建。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主义，其实是1848年原则的对立物。《想象的共同体》 [239] 称之为国族主义。民族主义要求解散前近代的多元帝国，将地方习俗的共同体塑造为民族。国族主义要求继承前近代的多元帝国，将各种习俗有异的地方共同体融合为国族。波兰爱国者和希腊爱国者属于前者，俄罗斯白卫军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属于后者。中国的情况异常暧昧，在全世界罕有其匹。她的外交官集团需要国族主义，文化界习惯的爱国主义模式却是五四青年从波兰、匈牙利和东欧小邦引进的。日本的国族同样具有反民间、反地方的性质，但其困难比五族共和的民国小得多。有利的地缘形势和单纯的共同体结构造福日本，远远超过明治政治家的决断。政治家们远非审慎的选择之所以没有酿成更大的灾难，主要是天命使然。
梁启超试图将他设想的新中国对应于英格兰或法兰西，而不是整体的基督教欧洲，于是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华夏－中华的定位困难主要源于东西文明的季候差异，孔子时代的诸夏比大清和民国更容易适应欧洲人的春秋时代。秦政能够毁灭东亚大陆的封建多国体系，原因主要在于先天条件。梁启超、张之洞为同时代读者制造了一系列幻觉，一直流传到今天：各文明大体上平起平坐，华夏只是在鸦片战争后，最多不过在明末才落伍；一百多年，最多几百年以前，她仍然处在世界的中心。这些胡言乱语跟昭和日本“皇国比全世界所有国家更古老”的学说一样荒谬。欧洲封建契约是双向的，并不片面有利于上级领主。日耳曼部落习俗是封建法的重要源泉，体现了部落武士的政治自由。在这样的社会中，武士经常向国王挑战决斗或提出诉讼。国会在国王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中断拨款，有时仅仅因为吝啬，有时因为不愿看到凯旋的强者难以控制。这样的局面不能令雄主满意，更不能应付土耳其帝国这样中央集权的帝国。数千十字军骑士一再以寡击众，大败埃及和土耳其数十倍的大军，证明了封建自由的力量和伟大；又因为人数、资源和专业程度的不足，在帝国常备军的攻击下丧失了匈牙利和东地中海。
最先接触东方的西班牙和两西西里王国首先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和常备军，巨大的开支迫使他们改造财政结构。革新者的暂时优势迫使其他政治实体效法，绝对主义国家的浪潮从西班牙向全欧洲扩散。十六七世纪，西欧的中小型政治实体损失过半。未来似乎属于官僚机构和常备军支持的强大君主，然而英格兰和荷兰扭转了潮流。在西北欧的新教国家，市民－资产阶级和贵族结盟反对王权；在南欧的天主教国家，市民－资产阶级和国王结盟反对贵族。前者以立宪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级君主制，后者以绝对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级君主制。优势最初似乎在后者一方，因为他们能够动员更大的财力和军力；然而这种优势正是他们在长期竞争中失败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向历史天平投下了至关紧要的砝码。资本从汲取能力强大的地方逃向私有财产安全的地方，思想从国家管制强大的地方逃向权力分散破碎的地方。十八世纪初叶，全世界的金融革命和科技革命几乎全部集中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方寸之地。法兰西的资本通过阿姆斯特丹的国债市场，武装了皇家海军的战船，将法兰西赶出印度。英格兰征服欧洲，欧洲征服世界。这一切的起点都是：权力用自己的手坑害了自己。
儒家未能在多国体系时代将习惯法（礼法）总结成体系，在帝国时代完全放弃了这种企图。由于财产权是法律体系的后果，自由资本主义是财产权的后果。而我国的资本主义在吏治国家之后才产生，势必走向成本更低的国家社会主义路线：将国家机器变成商业机构，对生活必需品实施专卖。商人依靠武断权力掠夺消费者，同时沦为暴君和暴民的掠夺对象。秦汉帝国不是罗马帝国的等价物，社会分化程度远为低下。因此在动乱时期，没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保护作用。政治机构和散沙顺民遭到生物学意义上的毁灭，只有人数众多和比较团结的宗族可以幸免。而到战乱结束后，宗族组织却无法将秩序扩散到血缘团体以外。流民暴力集团和他们占领的区域没有有机共同体的联系，只有征服者权力和资源汲取的需要，统治模式全都属于僭主政权，因此他们无法重建春秋诸侯的共同体。各种割据政权的差别不大，成败大多取决于把握短暂机会的魄力。拿欧洲来说，诸侯失败的结果是割地赔款，因为他的权力源于共同体各等级的支持。各等级维护的是法统而非君主，任何共同体无法有效统治其他共同体。而僭主失败的结果则是死路一条，因为他的权力取决于投机雇佣兵的胜利预期和顺民的暴力恐惧。如果他不能向部下表现取胜能力、向顺民表现威胁能力，后两者立刻就会投向更有希望的竞争者一方。正如马基雅维利指出的：前者（诸侯）如丘陵，砍掉最高峰并不会降低征服的难度；后者（僭主）如平原，杀掉领袖就会立刻继承他的所有部下。因此，僭主之间的战争必定是短暂、残酷和诡诈的。他们不能相信任何条约或契约，也不会因违约遭到任何惩罚。只有肉体毁灭所有同侪，战争才会结束。僭主战争和僭主政体同样构成社会组织在发育成熟前必遭收割的原因，两者都是秦政的常态、欧洲的特例。
在僭主战争和僭主政权的交替统治下，东亚社会自发演化资本主义、近代社会或任何高度复杂组织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就像草间的昆虫从来不知道森林的存在，直到森林的巨人一脚踩在草皮上。大清与其说遭遇近代世界，不如说以降虏的身份落入近代世界。西方诸侯战争的伦理保护了东方僭主政权：失败者没有满门抄斩，顺民没有赤地千里。如果西方没有征服东方，大清肯定会在下一场改朝换代的僭主战争中落到这样的下场。民国制定宪法、引进国会，似乎接受了世界体系后来者和实习生的地位。然而民国是少数精英的创造，在历史和民众没有根基。在民间和内地，民国实际上表现出王朝瓦解间歇期固有的社会状况。这种状况引起了民国道路必然失败论，但这种论调其实是偷换概念的产物，因为民国不等于民国的道路。民国不是孔子时代的鲁国，没有自己特殊和独创的道路，她的道路就是欧化的道路。最初磨合期的困难是谁都逃避不了的，包括欧洲人自己。如果有人愿意回顾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的所作所为，就不会觉得北洋军阀有多不可救药了。世界其他各国的记录都要糟糕得多，泰国和巴西一点都不比民国更强。如果美国人看上去比较好，那是因为他们把前半截历史留在英国了。民初不足二十年的学徒期根本不算长，困难也不比别的学徒多。她迅速放弃了国会政治的道路，主要是因为远东体系的崩溃。梁启超在一战后访问欧洲，发现“西方文明破产论” 甚嚣尘上。马克斯·韦伯嘲笑说，将来或许只有边缘地带才会相信立宪政体的优越性。五四以后，新生代文人似乎实现了韦伯的预言。国会政体根基未定，就失去了许多舆论领袖的同情。现实政治的气候更为不利。当欧洲导师似乎自身难保的时候，很难指望亚洲学徒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