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吏治国家的复活与强化

北魏的八部大夫、三十六曹仍然依托草昧时代的部落组织，在权力结构中地位不高。拓跋氏早期更多地依赖部落之间的联姻和外交，维持王室的盟主地位。西燕、后燕灭亡后，慕容氏的士族合作者入仕平城。他们在朝廷担任散官，真正的任务其实是安抚乡曲。朝廷没有规范的税制，不时向各部落和各宗族征发马匹、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征发没有固定标准，视朝廷对头人和族长的信任程度而定。河西李氏对朝廷的贡献在于强化基层管理的三长制，虽然大部分地方职位肯定仍然掌握在大族举荐的人选手中，但州郡县的垂直管理体系至少已经初具规模。太和变法是南朝官制的移植和演进，首创了由正九品和从九品组成的十八级官阶，为后世所沿袭 [195] 。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规模也在此时奠定，但六部制（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的完善还要等待北齐的改革者。南朝流亡者是这次变法的灵魂，因此才会有前述“江南多好臣”的风波。客卿用事，反映了皇权的扩张和部落贵族的边缘化。门阀比贵族更软弱，却更有文化。皇权的约束力量越弱，皇帝自身就越危险。所以，君臣双方的意见都是对的。

六镇叛乱引起的混战产生了号称“柱国”的僭主统治，类似苏丹对哈里发的僭越。柱国通常也是大将军，在朝廷以外的军事重镇建立幕府，形成二元权力体系。朝廷掌握在士族文治主义者手中，继续推进强化吏治国家的官制改革，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幕府复制了前赵时代的“单于台”，统率种族复杂的各部落和胡化将领的半私人军队。幕府的领袖必须像部落酋长和封建君主一样身先士卒，才能慑服诸将。朝廷与幕府往往形同敌国。幕府必须周期性发动政变和屠杀，恐吓难以驾驭的君主－士族联盟，但收效的时间都相当短暂。北齐的禅代并没有取消二元政权体制。晋阳幕府继续凌驾于邺都朝廷之上，直至亡国。尔朱氏和高氏对元（拓跋）魏朝廷的跋扈一变为皇叔－幕府对幼主－朝廷的跋扈。皇叔一旦篡位成功，自己的幼子又会落到同样的下场。由此可见，二元政权的分裂并不是人事因素造成的。毋宁说，二元政权的分裂迫使原本没有人事冲突的家族分裂。同一个家族原本在幕府团结一致对抗朝廷，一旦入朝成功就会变成幕府留守人员的新敌人。北周取晋阳，邺都的朝廷立刻丧失抵抗能力。北齐继承了元（拓跋）魏朝廷的正朔，朝廷和幕府也就自动继承了洛阳士族文治主义和边镇部落封建主义的冲突。

北周朝廷的周礼六官制度在“法的精神”上酷似地方的柱国府兵制，证明宇文氏没有维持文治政府门面的能力。他们的政府跟贺拔岳的部落军事联盟同构，因此不存在朝廷和幕府的对立，只需要给部落和私军的领袖直接提供一套周官的头衔就行了。洛阳朝廷不满高欢幕府的跋扈，流亡到关中以后，却发现自己连朝廷都没有了，皇帝形同孤家寡人的养老金领取者。简陋对宇文黑獭反而有利，免除了大部分财政压力。他用分发垦荒权和东魏俘虏劳动力的办法，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关陇赤地千里，圈地授地不会引起士族的反抗，反而会获得残民的感激。东魏的盐税和南朝的商税虽然岁入巨万，却养不活朝廷百官，反而引起了无数的纠纷。关陇“出将入相”继承了北魏唯赖谷帛的传统，因为只有他们才类似北魏早期的部落武装联盟。他们的政治德性容易维持，因为作战和垦荒几乎就是各位柱国的私家事务，主将的健全常识足以应付一般性事务，无须精密复杂的行政机构。幕府不对非嫡系部队的后勤补给负责，后者对长安和华县的事务也没有什么兴趣。诸将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饥渴驱使他们追随盟主出征，获得的战利品直接分配给他们。从江陵陷落是善后措施看，六官政府连会计权都没有。盟主如果有意释放诸将的俘虏，必须额外付出代价。

北周征服北齐，实际上相当于解散晋阳幕府、接管邺都朝廷 [196] 。北周朝廷和关陇武人自己取代了晋阳幕府，将幕府－朝廷矛盾转化为关西胡化武装门阀和关东儒化士族门阀的矛盾，后者是邺都公卿百僚和洛京文治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人。卢恺（范阳卢氏）之《隋书·卢恺传》记：“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陆彦师 （魏郡士族）“为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於士庶，论者美之 [197] ”。 “东齐之法”的胜利引起了关西勋臣的愤怒，卒兴大狱 [198] 。这种阶级－地缘－种族－文化斗争的形势入唐不改，一直延续到武后－玄宗朝，决定了多次重大政治斗争的性质。隋文帝复汉魏衣冠，暴露了北周君臣长期胡服的不体面历史；用东齐之法，说明只有邺都士族才有维持吏治国家的能力。

西方军事阶级和东方士族经学家相互歧视，南方文学家和玄学家的加入又使他们都显得像没有见过世面的落伍者。宇文黑獭和苏绰父子的伪周礼封建制不能迎合大兴宫廷“万国来朝“的冲动，给南方和东方的佞臣提供了腐蚀部落简陋之习的大好机会。隋炀帝和杨素都是南方感染源的牺牲品，过分热衷地炫耀诗赋才学，鄙视装模作样的《尚书》文体，给愚钝保守的武川酋长和族长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才会得到昏君奸臣的恶谥。唐人为了论证自己篡位的合法性，尽可能将炀帝描绘成处心积虑的伪君子，说他早年生活淳朴节制，得逞以后就沉溺于南方的美景与美色；但这种转变完全符合乡民进城的普遍规律和人类的共同弱点，以至于他如果做出相反的事情反倒更可能是不近人情的伪君子。

炀帝对南方文化和美女的迷恋肯定是出于至诚，否则他不大可能留恋江都，将京洛拱手奉送，最后甘愿冒犯西方武士，招致杀身之祸。他晚年的言论与其说证明了昏君的不负责任，不如说证明了一位优秀世俗人文主义者发自内心的觉醒。炀帝是杰出的诗人，甚至在暴政中都随时流露出丰富瑰丽的想象力。这种人在涉及修辞的时候，不大可能撒谎，因为虚伪会严重侵蚀天马行空的自信，对文学依赖的微妙精练情绪伤害极大。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他在为时太晚的末路才体会到：陈后主是多么幸运，粗鄙的世界帝国是多么不值一顾。他完全因为出生的不幸，耽误了太多的时间，现在才发现真正的生活。世界上只有时间无法挽回，没有什么国家利益能让他浪费剩下的有限生命。如果某些粗人不能理解他的感受，最好让他们自己体会一下何为南方美女。他没有料到禁卫军居然不识好歹，恐惧皇帝的礼物，飞蛾扑火似的赶回野蛮的故乡，那里除了死亡陷阱一无所有。

禁卫军的愤怒和绝望源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即使俄罗斯的士兵也不可能像他们的军官一样娴熟和热爱法语文化。东亚文明始终如一的特征是：上层的文化国际主义掩饰下层的分裂，将族群和地缘的分歧转化为阶级和教育的差序。隋唐之际，关陇、关东、江东的文化差异并不低于维京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人。除关陇无士族以外，关东、江东的士族与土豪同样彼此视同外邦。麦铁杖的世界和宇文述的世界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只有经过强化的世界帝国才能将他们同时送往隋炀帝的宫廷。在春秋时期，前者会成为盗跖的同侪，后者会成为叔梁纥的同侪。谁都不会离开本邦百里之外，谁都不会统率数千人以上的武装，数十人死伤的战役就足以保证他们两人名垂青史了。在汉魏之际，前者会成为韩遂、马腾的同侪，后者会成为陶谦、公孙瓒的同侪，他们俩永远不会平起平坐。他们在太平时节忠于郡守、方伯，动乱时节可能取主君而代之，因为只有郡守、州牧才是朝廷的班底，州、郡要选拔自己的乡贤为属吏。吏部的产生结束了州郡长官和属吏的君臣之义，实现了人事权的空前统一。麦铁杖这样危险而有用的奇才异能之士就不可能在本乡任职了，他的档案永远保存在尚书省的老吏手中。除了普世的皇帝，他不用对任何人低头。除了才能和功绩，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他的腾达。如果皇帝命令世家子弟名将宇文述侍候他，他就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

选举的时代结束了，因为举荐的权力属于地方长吏。清议的时代结束了，因为月旦的权力属于士族。科举的时代开始了，因为评定的权力属于朝廷。科举是世界帝国的正义，皇权露出了实证主义革命家的本色。北魏和北齐士族开启的文治主义，至此达到其逻辑上的终点。文治主义是学阀士族解构二度封建萌芽的利器，最终解构了自己。门阀试图通过文治主义，证明贵族武士是不必要的，结果证明自己也是不必要的。北朝末年和隋唐初年，关西部落武士和关东经学门阀平分秋色。隋炀帝像背教者尤里安一样，戏剧性地倒向失败的南朝，背叛了产生自己的阶级，扰乱了正常的历史进程。他为巨大的才华所误，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做到，不肯像平庸的表亲李世民那样，满足于谨小慎微的阶级保守主义，造成原本并不必要的改朝换代。然而，隋唐战争并未耗尽两大阶级的政治资源。唐太宗父子成功的改朝换代没有革命意义，武后、玄宗的革命却没有成功地改朝换代。

唐太宗毕生以才华横溢的隋炀帝为反面教材，恢复了歧视东方人和南方人的既定政策。《贞观政要》是武朝保守派的复辟工具和后世儒生的宣传工具，并不能体现贞观之治的真正秘诀。折冲都尉的重新部署暴露了他的良苦用心，酷似顺康（顺治、康熙）两朝的八旗驻防。关西是李世民的满洲大后方，河东是他的蒙古侧翼，关东和江东则是解除武装的十八省。河东薛氏这样的旧族拥有接近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便捷通道，自然会拥护宇文黑獭“出将入相“的宪制，将科举视为安抚性的花瓶。张九龄这样的南人自然会将进士科视为文治主义的王冠宝石和世界帝国的生命线，将皇室的黩武主义和军事特权阶级视为天敌。只要关西武士和关东士族的政治德性尚未耗尽，甚至武后的革命和清洗都不足以改变科举文学新人的边缘地位。新一代蛮族的阑入以后，北方的社会结构才会大变。

东汉设置的各州刺史，最初只是没有固定任所的监察人员，由于掌握了各郡长吏的升迁大权，最终变成了更高级别的行政区。六朝不断侨置和分割各州，最终使各州不再比各郡大。隋唐一度州、郡迭用，最终废郡用州，然后另建各道为新的监察区。州县的人事权进一步上移，考绩制度进一步细密化，同时增加了朝廷和地方的工作量，造成政权进一步解放的必要性。唐代新科进士往往从各州主簿、各县县令起家，然后升任朝廷的御史、郎官。武后革命以前，他们不大有机会位极人臣。门阀保留了最高级职位，却没有垄断基层的职位，其实对他们非常不利。京师的机会提供了巨大的引力，乡曲的流官造成了相当的斥力，促使他们逐渐放弃乡邻保护人的责任，沉溺于官场无根的富贵。无论东方的门阀还是西方的门阀，都难以抗拒聚集到两京的诱惑。这实际上是一场缓慢而致命的除根过程，最终使他们跟唐朝同归于尽。

内朝侵夺外朝权力，演变为新的外朝。旧的外朝沦为荣誉职位，然后宫廷重新培养新的内朝。如此周而复始，政府日益复杂和虚弱。这是列朝官制演变的基本规律，真正稳定的制度从来没有存在过。东汉的中书原本就是内朝的低级秘书，却逐渐侵夺了三公（宰相）的职权，终于在魏晋演变成外朝。北齐和隋朝整理官制，以三省长官会议替代宰相，分别行使决策、执行和监察权，立刻就引起了唐代的新一轮侵夺。由于唐太宗在玄武门政变前曾任尚书令，朝廷此后就不再任命尚书令。尚书省左右仆射代行尚书令职权，具体事务由左右丞负责。左丞管辖吏部、户部、礼部，右丞管辖兵部、刑部、工部。中唐诸帝猜忌仆射权重，开始用使相架空他们，最终将他们排斥在诸宰相之外。于是，左右丞自然行使了实质宰相的职权。入宋，他们也加入了国务会议。中书省名义上由中书令和两位侍郎主持，实际职权由分辖六部的中书舍人行使。随着主官的荣誉化，舍人获得了“阁老”的大权。门下省由两位侍中和两位侍郎主持，但实质权力日益落入四位给事中之手。监察权是三权当中最弱的一环，因此反倒较少遭受政制退化的影响。

皇权永远猜忌，喜欢将三省长官作为荣誉头衔，授予封疆大吏以示笼络；或者任用各部官员参知政事，行使实质宰相权力，著名的魏徵就是以秘书监身份参与朝政的。唐太宗为了让太子学习政务，给他加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从此这个头衔就构成了宰相的资格。不久以后，“同平章事”头衔获得了同样的资格。中唐宫廷发明了内朝干政的更多方式，包括著名的宦官（枢密使）干政和翰林学士承旨。高力士和李待诏是传奇故事中的死对头，在现实政治中其实都是宫廷削弱中书舍人权柄的工具。唐人称翰林学士承旨为“内制”，以免混同于中书舍人为诸宰相会议拟定的“外制”。我们如果想到中书省本来就是内朝分割三公权力的产物，就会忍不住对没落文明的最高智慧心存怜悯。这些都是皇权武断性加强的表现，使唐代的相权不如秦汉强大和稳定。如前所述，列朝官制演变的基本特征就是退化。后人对唐制的赞美，主要是跟宋代以后更加软弱和混乱的相权相比，因此没有多少意义。明代大学士完全有理由羡慕宋代，正如清代的军机大臣有理由羡慕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