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东亚世界体系

晚期东亚帝国的形势不同于秦汉世界帝国。前者像罗马继承希腊一样，继承了华夏各邦，境外只有异质文明或蛮夷部落。后者自身就是内附蛮族的产物，境外存在一系列类似的小邦，异质文明或蛮夷部落并不明显多于自身。朝鲜半岛前后三国（高句丽、自济、新罗）、渤海、契丹、日本、南诏－大理、安南、西夏相继产生，形成了另一种世界体系，介于春秋式多国体系和秦汉世界帝国之间。六朝初年，高句丽填补了北燕灭亡的真空。南朝－百济－日本形成以建康为正朔的海上朝贡同盟，包围和蚕食新罗。六朝末季，高句丽兼并了渤海、黄海和日本海之间的广袤土地。北朝和新罗结成朝贡同盟，试图遏制东北好战强国的崛起。两次高句丽战争促成了大运河的修建和府兵制的灭亡，最终将华北交给蛮族雇佣兵蹂躏，给华南增添了供奉朝廷和禁卫军的沉重负担，即使渊盖苏文也会对如此彻底的死后复仇感到满意。相形之下，隋炀帝的悲剧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高丽流亡者在北方建立了大国渤海，给外强中干的唐玄宗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契丹及其盟友在辽西崛起以后，唐人在朝鲜半岛的据点就无法维持了。异族盛衰连环性其实就是缺乏形态的国际体系原始汤（Primordital Soup），多国体系其实就是原始汤内的秩序涌现。世界帝国是晚期文明收割自生秩序的消费者，加速了无形态权力的复活或文明的衰亡。

原生文明进入青春期，几乎肯定会首先形成多国体系。次生文明如果无法恰当地驯化灰烬内残留的收割者游离基因组（医学所谓“病毒”），就会在其青春期表现出衰亡期基因组的某些性征，丧失早期文明固有的元气和机会。朝贡体系就是晚期世界帝国理念入侵蛮族多国体系的症状，促使后者提前重演前者的腐化和衰亡。在世界帝国的话语体系内，这种现象称为“同化”。没落文明为同化主义而自豪，尤甚于他们春秋时代的祖先为殖民主义而自豪。游离基因组并不是永恒的，更不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每一次转导（从前一位宿主入侵下一位宿主）都会导致部分基因的流失或替代，而且新一代宿主总是比老一代宿主更加远离游离基因组共同演化产生的原生文明体。因此，同化－早衰的周期通常一次比一次短暂。最终，游离基因组完全瓦解为片断，丧失了以病毒形式体外生存的机会，以金字塔式装饰品的身份点缀完全异质的机体。人类的大部分基因组都是由这样的片断组成的，由于这些片断已经丧失了操纵宿主和离体转导的能力，宿主通常忘记了它们的病毒出身，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子系统和服务员。埃及文明在其春秋或州国时代 [211] ，曾经将缺乏形态的蛮族海洋视为少数文明人的殖民对象。法老曾经消费战国传承的组织资源，购买帝国的短暂荣耀。残民保存的帝国蓝本曾经感染利比亚和努比亚蛮族，诱使他们以法老继承者自居，却只能在波斯人、希腊人的基因组内充当次要的服务性子系统，并在罗马人、基督教世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基因组内扮演纯粹被动的装饰品。

鲜卑人和氐人扮演了第一代宿主的角色，苻坚、魏孝文帝和唐太宗以压缩自己的春秋时代或黄金时代为代价，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和世界，然后将回纥人、突厥人和沙陀人引向努比亚人的道路。唐玄宗明白只有蛮族雇佣兵才能对抗蛮族部落，于是河朔诸镇隐为敌国；只有西北蛮族才能对抗东北藩镇，于是王忠嗣的河东依次落入李光弼和李克用之手。沙陀人毁了卢龙防御体系，解放了契丹人。辽人入据燕云的手段和沙陀人入据河东的手段没有多大区别，养子－亲兵团文化在残唐藩镇当中尤为普遍。辽人的特殊之处其实在于降低了世界帝国基因组的操纵层次，这是朔方、河朔、河东各系蛮族武士团无法做到的。新一代宿主虽然部分接受了吏治国家的原则，却拒绝主动消灭自己的出身、语言和文化传统，反而要强迫顺民社会的士大夫承认自己的优越性。后者拥有的组织资源远不如六朝士族，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婚姻历来都是阶级的试金石。魏孝文帝和唐太宗如果有机会通过婚姻混入王、谢、崔、卢的纯正血统，就会获得比征服更大的成就感。后者出售礼法门风，通常要索取昂贵的代价。辽、金、元、清的苗裔如果混杂被征服者的血胤，多半是战争恣睢和奴婢奉献的结果。

五京体制继承了唐太宗的皇帝－天可汗双轨制，预示了金、元、清的多元君合政体，军事义务由部落武士承担，财政义务由郡县顺民承担，两者互不统属，以共同效忠的皇室为仅有的连接点。君合政体的多元性越强，相互节制造成的稳定性就越强。单纯的二元体制很容易退化为蛮族武士对顺民的掠夺，或是士大夫对部落的肢解，甚至两者兼而有之。如果部落武士团和郡县顺民都有多重族群来源，形成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就会构成罗马式的层次嵌套和相互锁定。辽人有契丹－奚武士同盟和燕云－渤海－高丽士大夫同盟。金人有女真－渤海贵族共同体和契丹－南人士大夫同盟。元人有种族封建制和行省制。清人有满蒙武士同盟、满蒙藏宗教同盟、十八省和回疆、苗疆降虏。多元君合政体不会像匈奴人一样失败，不必像鲜卑人一样攀附汉魏君统，能够维持种族－文化核心，同时以汉家正统君主自居。这种政体才是南朝的真正噩梦。事实上，无限同化能力的神话恰好产生于同化能力破产之时。真正拥有同化能力的六朝门阀并不热衷于同化，反而致力于保存礼法门风的独特性。他们觉得同化只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自贬身价并不光明磊落。燕京的大族面对辽廷，从来没有表现出山东士族对待唐室的傲慢态度。他们的乡兵和渤海人的乡兵面对金人，都没有表现出什么战斗力；面对宋人的正规军，抵抗却非常顽强。西部的属国军和部族军保持了较多的原有生活方式，抵抗金人的能力较强。辽人保持各军独立的动机主要在于宪制平衡，不大注意战略上的合理性，因此必须付出额外的代价。

契丹人迫使唐室退出辽东和朝鲜半岛，在东北亚造成了国际体系复活的机会。日本开始表现出诱使渤海和新罗臣服的冲动，然而成就非常有限。渤海人在高句丽的帝国主义传统和海东盛国的殖民主义现实之间犹豫不决，丧失了短暂的机会窗口。辽人征服渤海，摧毁宋人和后高丽的价值观同盟，迫使日本陷入并非情愿的孤立，对武家封建主义的完善贡献良多，不逊于圣女贞德的胜利之于英格兰。日本人更愿意将孤立主义的胜利归功于战胜“元寇”的神风，因为果实引起的注意总是多于种子。律令制帝国和天朝意识具有内在的同构性，朝贡体系是天朝养成所的毕业答辩仪式。次生型吏治国家格外需要这种意识形态支持，也格外经受不起这种消耗。京都帝国体系和朝贡体系同步破产，对应关东殖民开拓和封建主义同步展开。源平战争相当于日耳曼征服罗马的微缩版，镰仓幕府和京都公卿分别扮演了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的角色。然而，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两极之外的藩国和武士团体。日本抛弃了大陆赠送的吏治国家，犹如儿童抛弃老人的拐杖，步入适合青春季候的封建时代。内亚各部落却作出了相反的选择，步入催熟和早衰的历史实验室。

辽人重建了北朝后期放弃的辽东和镇州防御体系，大大扩充了北魏和唐代的内亚使命。早在耶律大石的迁徙以前，他们就行使了北道主人的权利，将契丹或震旦的名号传遍东欧和西亚。然后，吏治国家的诅咒如期而至。澶渊之盟带来的银绢主要发挥了腐蚀上流社会的功能，对朝廷正供没有多大帮助。道宗意识到燕云实为国家根本，应该效法汉文帝的轻徭薄赋政策。也就是说，他必须依靠榆关以外的垦殖利源弥补岁入损失。上京辖区的垦殖危害辽廷安全，不亚于满蒙垦殖断绝爱新觉罗家族的退路。金人从混同江到上京的战斗犹如儿戏，证明契丹故地的部落传统久已衰落。天祚帝、大石和萧氏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种族复杂的阴山部落，这里曾是朔方节度使的后备军基地。辽人的属国和部族位于漠北和漠南之间，形成了漫长的缓冲地带和武士的蓄水池。最后的反攻失败后，耶律大石带走了镇州的全部戍军。北魏六镇以来，代北、漠南从未如此空虚。金人的远征只针对残辽的朝廷，没有继承辽人的西部疆土。夹谷清臣的远征只有破坏鞑靼联盟的消极目标，同样具有抽刀断水的性质。金人的内亚政策酷似他们取代的宋人，不肯继承北魏、唐人、辽人的军事传统，周期性招募或吸纳漠北的过剩骑士。漠南对漠北的优势主要依靠佣兵－金帛交易的枢纽地位，随着朔方基地的灭亡而终结。漠北积累的压力一旦释放，就迅速逆转了南北差序。

几乎就在西夏征服瓜、沙二州的同时，于阗佛国灭亡。西州回纥与喀喇汗国的伊斯兰教徒不断爆发冲突，切断了南路的贸易，增加了镇州－东欧走廊的重要性。此后千年，洛阳以西的亚洲内陆日益荒残。河西曾经是东汉经学在六朝的主要避难所，也是李唐的攀附对象，现在沦为回纥、吐蕃部落犬牙交错的绝地。灵州曾经是吴明彻部属的塞上江南，现在无法构成西夏的燕云十六州。朔方军余脉据有如此广袤的领地，却几乎得不到任何货币收入。岁币只是辽人的装饰品，却是西夏的生命线。汴京朝廷为了这笔微不足道的开支和同样琐屑的划界纠纷，付出的代价居然超过了河东和燕云。王安石党派的政府为了从侧翼包围西夏，掀起了更加悲惨的河湟战争。西北战争不仅是北宋党争的主要催化剂，而且对宋金战争产生了荒谬而公正的后果。澶渊之盟本来是宋人的胜利，却导致了河北防御体系的废弛。西北战争本来是宋人的败笔，却培养和维持了种氏兄弟和吴氏兄弟的西军。青唐部落在战后取代辽夏，为宋人供应马匹，更增加了西军的重要性。两宋苍黄板荡之际，南朝的军事传统几乎完全仰仗西军维系。

王安石变法是神宗朝廷对汉武帝和桑弘羊的蓄意模仿，自始就没有掩饰为开边而聚敛的基本倾向。他的失败与其说由于政策本身的弱点，不如说由于宋人没有战国遗产可以继承。北方的多元君合政体能够结合郡县的汲取机器和蛮族的军事力量，轻易地挫败他的新政。他只能开拓西南夷，给朝廷制造富国强兵的幻觉。湘、沅的酋长曾经长期抵抗马氏政权的绥靖，终于在章惇的经略之下屈服了。南、北江蛮和梅山蛮“画田亩，列乡里”，纳入了编户齐民的范围 [212] 。沈起和刘彝渴望分享章惇的功业，游说王安石将安南纳入开边范围。安南先发制人，企图将战争变成反对变法派的党争。“宋主昏庸，不循圣范；听安石贪邪之计，作青苗助役之科，使百姓膏脂凃地，而资其肥己之谋。盖万民资赋于天，忽落那要离之毒，在上固宜，可悯从前，切莫须言。本职奉国王命，指道北行，欲清妖孽之波涛 [213] 。”这种希望并非没有依据，保守党的确将河湟战争和交趾战争视为新党的罪恶阴谋 [214] 。神宗希望藉此恢复唐代的边界，命令郭逵“依内地列置州县” [215] 。王安石则希望，交趾战争的胜利能震慑西夏 [216] 。然而，瘟疫摧毁了宋军主力 [217] 。郭逵宣称“愿以一身活十余万人命”，断送了汴京君臣的希望 [218] 。结果，交趾没有重蹈南越的覆辙。熙宁朝廷放弃交趾以后，又放弃了利用占城牵制交趾的战略，甚至断绝了占城和海南的贸易。

随着西夏经略的失败和王安石的罢相，开边政策最终破产。元祐党人重新拾起汉儒谴责秦皇汉武的理论，结束了西夏战争。新党在哲宗朝卷土重来，立刻重启经略横山和天都山的战争。哲宗去世，西军和章惇一起失宠。蔡京卷土重来，西军又在童贯的庇护下大显身手。宣和天子“丰亨豫大”的财政扩张主义支持了宋金海上之盟，西军的燕云之役终于招致靖康的大祸。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显然，争论双方都以为宋金战争只是宋夏战争的翻版。西军无论失败还是成功，无非为汴京的党争补充若干论据而已。在漫长的争论中，新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和黩武主义互为因果、一体两面，旧党的财政保守主义和国际协调主义也同样如此。大部分青苗钱没有用于新党信誓旦旦的农村建设，而是挪用填补战争经费。前线从河湟延伸到陕北，每年靡费朝廷五百万贯，四分之三的开销离不开新法的聚敛填补。边境人烟稀少，米价十倍于内地 [219] 。雇佣兵无法战胜蛮族，却比蛮族贵得多。元祐党人能减轻聚敛，却无法平衡预算。归根结底，战争能力取决于民德和民情。无论新党还是旧党，都必须面对他们无法改变的历史残局。司马光承认：“耕商之民，不习战斗 [220] 。”在一个失去项王的时代，“尊王攘夷”只能在士大夫团体内部发挥文宣作用。

同样的现实可以引出截然不同的对策，关键在于决策者的价值观。王安石的党羽阳称三代，阴则怀念汉唐功业。他们同样清楚：秦汉民兵是春秋武士的下游，隋唐府兵是北朝部落的后裔。他们因此断定：顺民如果不能战斗，就应该多出钱购买雇佣兵的战斗力。除此之外，朝廷再也没有其他恢复大一统的方法了。他们将所有边界视为权宜之计，不以撕毁条约为耻 [221] 。熙河战争只是未来燕云战争的演习，北伐只是恢复世界帝国的必要步骤。旧党发明了“王者不治夷狄”的理论，也就是准备委婉地抛弃昂贵的大一统，依据文化和种族的差异划定天然边界。苏轼嘲笑古老疆界必须恢复的成说，建议他们不妨连唐代的安西都护府也一起恢复。他们承认条约体系的合法性，甚至永久性。他们认为，即使对待夷狄也要诚信。朝廷如果践踏仁政的准则，即使胜利也是犯罪。《资治通鉴》严厉谴责东汉将领段颖屠杀羌人的暴行，热烈赞美唐代党魁牛僧孺归还吐蕃争议领地的信义，经常引起后人的诧异。其实这些意见与其说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念，不如说反映了他在北宋党争当中的立场。

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谴责桑弘羊的宋代传人，公然宣称神宗应该承担比敌人更多的战争责任：

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怨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资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后人不难看出：宋人的最大利益在于维持东亚国际体系的稳定。她在和平中获益最多，在战争中损失最大。然而，汴京朝廷已经沦为自身意识形态的俘虏。神宗的黩武主义不仅属于新党，也是大一统原则留给士大夫的遗嘱。如果岳飞和韩世忠履行不了卫青和霍去病的使命，那也是因为能够产生卫青和霍去病的民情和季候已经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