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罗马与万国
日本如果遵循币原外交的国际协调主义,效法济南事件的先例,报复国民政府以后主动撤军,她的处境不会比今天的以色列更困难。她即使报复后拒绝从东三省撤退,也不会比普京占领克里米亚以后更糟,只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非议,不至于面临战争的考验。珍珠港的胜利和“威尔士亲王”号的沉没就是她毁灭的原因,因为她的待遇来自“国际秩序远东分公司经理”的职位。她背叛职守以后,就什么也不是了。然而,日本的失败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胜利。在俾斯麦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下,革命外交的自杀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势必剥夺西方干预中国的利益动机;而只有这种干预才能平衡苏联和日本的野心,这种野心会直接导致中国的肢解。废除条约体系意味着取消列强的集体干预,然而只有列强的相互牵制才能防止个别强国的冒险行动。
只有在中国迅速实现军事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业国改造为军事工业强国。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价是对农村施行超经济剥夺。其他任何发展模式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基础。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工业化。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她在短暂和平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强大武力的保护,实际上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加入日本建立的东北重工业,中国1945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还会更加恶劣。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成就在于:加入西方主流国家的联盟,利用盟军的力量摧毁了日本的霸权。不过,这是一个皮洛士式的胜利。国民政府付出的代价比北洋政府大得多。
历史经验显示:只有在多国势力接近于平衡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在原有平衡遭到破坏、新的平衡未能建立的时期,胜利者通常不是国际平等,而是战争与动荡。弱小国家更有可能为了安全,寻找新的霸权,而不是追求平等。在霸权冲突的不稳定地区,霸权的转移或毁灭通常导致弱小国家内部的革命。二战在东亚的外交后果是:经过日本的侵占和国民政府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西欧各国的条约利益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崩溃,日本彻底毁灭,为更加强大的苏联留下了舞台。美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西方国家,但她面对亚洲大陆的地缘形势非常类似十九世纪英国面对欧洲大陆的形势。她的最佳选择莫过于离岸平衡策略:独霸海上,控制重要岛屿和战略要地;一般情况下,对大陆奉行不干涉政策;一旦有某个强国接近于获得绝对优势,立刻集结其他弱国坚决反对。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随后的事态已经不难预期。日本在东北和亚洲内地的遗产必然落入苏联手中,在太平洋的征服必定落入美国手中。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掌握东北重工业基地(也就是中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的一方享有绝对优势。东北的仲裁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国民政府这时除了它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只有另外两种选择。它可以实施捷克式的强烈亲苏政策,能够满足苏联对东北、内蒙古、新疆的要求;这样能够避免内战和革命,但无法避免贝奈斯 [255] 式的结局:通过联合政府实现体面失败,最终加入苏联卫星国的行列。它可以试图夸大苏联霸权的威胁,说服美国更早、更多地干涉;这样或许能保存台湾以外的某些沿海土地。不过,在中国法定领土同时包括东北和台湾(也就是横跨内亚和太平洋)的前提下,跨海分治就是最合理、最可能稳定的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冷战的女儿、二战的孙女,正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女儿、一战的孙女。先在的双重约束决定了她的双重外交。其一,通过朝鲜战争和金门危机确定东亚前线的冷战外交。其二,通过中苏同盟建立、通过中苏论战决裂的社会主义阵营外交。两者的协调决定了五十年代的国内政策,两者的冲突决定了六十年代的国内政策;宪法结构则是政策演变的产物。七十年代的马基雅维利外交和北京-华盛顿机会主义联盟结束了双重外交,相应地预先决定了八十年代的国内政策和一切非务实派别的毁灭。一如既往,宪法结构仍然是政策演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世界体系的边界条件,势必启动未来的演化。希腊悲剧告诉我们:如果你将自己的幸运当成自己的能力,将能力当成自己的美德,将厄运解释为敌人的邪恶,否认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就会永远丧失命运的青睐。命运之神是诸神当中最残酷的,习惯用胜利诱惑盲目的凡人逾越不可逾越的界限,用凡人自己的手毁灭自己。拿破仑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大英帝国的天命工作,因为骄妄就是凡人的本性。然而,人类能够摆脱固有的骄妄吗?骄妄是此岸世界的执达吏,落实世界法庭的裁决,借助表面的不公,履行公义的应许。凡人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从来无法打破包裹自我的幻象。
远东体系只是冷战的副产品,美国秩序才是冷战的长远后果。美国的罗马性有许多世俗理由,最重要的几项不难列举。文明季候和地缘形势赋予她“最后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无限广阔的空间,这是罗马存在的基础。当文明体系中心区的古老共同体为微小理由耗尽资源时,年轻的罗马从容地壮大。当多国体系的游戏接近尾声时,她处在同时吸收文明资源和蛮族力量的最佳节点。她继承了英格兰的传统和普通法的遗产,“财产和自由”(这种自由的意义不同于“信仰与自由”的自由)保证了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的地理中心位于美国。自从伦敦金融界雇佣苏格兰人和荷兰人入侵自己的祖国以来,“财产和自由”掷下的骰子没有一次落空。除了以色列和某些北欧国家,美国和全世界的技术鸿沟都在稳步扩大。在所有列强当中,她的国内统治成本最低。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她有最大份额的储备力量可以动员。大多数小邦已经将自己的宪法体制和内外政策调整到罗马秩序所需要的状态,把对美“院外游说集团”变成了本国最重要的机构。即使他们没有这样做,世界金融体系足以保证他们的资源用在美国更为合适,而非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二战时期的阿根廷就曾经处在这样的地位。多国体系已经演变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任何中等强国企图挑战罗马秩序,就会首先遭到所有邻邦的包围攻击。迦太基、马其顿、安条克灭亡后,地中海世界就处在这样的状况。未经罗马批准的单边行动变成了一种罪行,法律上的独立国家用事实和习惯强迫罗马行使至高权力。
英法俄在其相对权力的高峰,并不具备地缘和季候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源于人力不能控制和改变的因素,因此本身就构成了天命的一部分。英格兰的特殊自由是封建传统的产物,没有输出的可能。十九世纪是欧洲大陆疯狂模仿英国的时代,英国人却坚持说没有什么全人类共同的自由。美国继承了英格兰的宪法传统,英国却没有分享美国的救世主义。法兰西的官僚主义大众民主属于世俗人文主义的路线,只有非常成熟的文明才能接受。这种接受者已经不再具备年轻民族的扩张性,而这种输出具有明显的装饰性和消费性。俄罗斯的亚细亚性质过于明显,遭到所有西方列强和邻邦的歧视。她的扩张力量主要依靠俄罗斯农民的高生育率和土地欲望,东正教-正统君主制的意识形态保障了农民的家庭伦理。列宁主义对俄罗斯农民传统的破坏超过了任何外来征服者,苏联解体和东正教复兴都未能挽回败局。列宁主义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曾经能够吸引西方进步分子的同情;但它的亚细亚性质暴露得如此迅速,以至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没有任何西方共产党人愿意支持它。即使在它最得人心的年代,它的外国支部也无一能够接近主要反对党的支持率。列宁主义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的扩张主要依靠苏联的外交和颠覆手段,每一次都以推翻所在国议会选举结果为代价。鉴于列宁本人就是依靠军队推翻立宪会议选举结果起家的,这种状况并不令人奇怪。苏联的扩张结束了美国的消极和犹豫,激起了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恐惧,迅速造成了环绕苏联的免疫隔离地带。列宁主义的汲取性质过于强烈,如果不能不断增添新的汲取对象就会迅速饿死自己。这种结局终于出现时,她已经耗尽了俄罗斯的资源和机会。
新罗马继承了三重遗产: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英格兰的传统自由、新教徒的救世主义。最后一种元素是她最根本的驱动力量,给她的世界体系赋予了特殊的色彩。早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元老院和新教徒就产生了自己的天命观。南方版本的昭昭天命体现于华盛顿家族的也就是古典的爱国主义原则,将合众国变成亚该亚联盟、埃托利亚联盟和罗马-意大利联盟的现代版本。新教徒的天命论以选民的道德优势和特殊责任为基础,本质上蕴涵着宗教战争的设定。每一个恺撒身上都有十个马略,每一个林肯身上都有十个克伦威尔。选民的共同体不仅有边界,而且边界比其他的共同体更难跨越;但他们负有普世的使命,以帝国主义为群众性信仰的自然归宿。清教徒的帝国主义格外理想主义,又格外残酷。罗马元老-哲人的帝国主义以优劣为基础,歧视和奴役是宽容和放任的必要条件。以色列先知-战士的帝国主义以善恶为基础,公义和审判是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条件。美洲的罗马人只需要建立有德性公民的共同体,统治没有德性的外邦人。美洲的以色列人必须用自己的血洗自己的罪,背起救世主义的十字架。只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习俗和利益造成的德性差异,那就是如火如荼的信仰和牺牲。
在自由帝国的全球十字军面前,各种“特有的生活方式”算不了什么。当今之世只有两个共同体:十字军战士及其敌人。密西西比或卡罗莱纳这样的地方性共同体及其边界只剩下历史的珍玩价值,不比哈德良时代的雅典宪法重要多少。耶和华每一次战胜来库古,美国就向世界帝国的终结点靠近一步。任何人阻碍自由帝国的群众大军,相当于亵渎神明的政治版。苏联的存在暂时遮蔽了万国的视野,使它们忘记了查理二世从来不敢忘记的可怕真理:在信仰和救赎为出发点的武装先知集团面前,以理性和功利为基础的武装先知集团只是可笑而脆弱的赝品。埃及变成“折断的芦苇”,以色列人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他们会说:历史是神意计划的一部分,罗马的使命和以色列的使命都写在经上。中国人如果不能理解这种信心,不妨对照一下儒生的谶学。在陈胜、吴广和李密、窦建德完成了他们的清道夫工作以后,史官和学究就会振振有词地总结关于天命和真命天子的教训。当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二者的重大差异。斯多葛派或儒家的人本主义和士大夫性质使他们只能凝聚社会的表浅部分,在犹太-基督教共同体决绝的信心和深入的组织面前不堪一击。
苏联挑战者利用旧世界的内部矛盾,成功地扫除了希腊世纪的残余,将世界送进了新罗马的手中,消灭了自己合纵连横的中间地带。在没有缓冲余地的实力对抗中,她得到了自己德性和力量应有的结局。1989年结束了短暂的二十世纪,正如1914年结束了漫长的十九世纪。在国际体系存在(近代欧洲的历史范式往往使人误以为它是永恒的)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外交、联盟和对抗产生于实力相近的大国或政治联盟之间。实力不在同一数量级的弱小国家只能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实施有效干预,或者根本不能实施有效干预。只有在迦太基灭亡到埃及灭亡,以及柏林墙倒塌至今这两段时间内,国际体系呈现极为独特的现象。第一:国际体系仍然存在,并未或尚未被帝国结构取代。罗马之外的旧日列强完全解体,任何其他实体或新兴实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达到实力相近的数量级。罗马有能力仅仅依据国内和盟国的需要实施单边行动。加强国内力量或缔结反罗马联盟的努力会增加而非减少失败的危险,远不如游说和争取罗马政治家及选民政治集团更现实而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罗马人民的朋友”资格变成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获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诺,跟已经获胜没有实质性区别。争取罗马人民的不干涉承诺失败,跟已经失败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元老院宣布帕加马为罗马的敌人,该国就会被邻国和国内敌对政治势力瓜分,因为这是唯一能增加权力而又不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于是,罗马世界的国际纠纷逐渐从属于罗马各党派的斗争。政治习惯长期化,形成路径依赖。最后,这个利益攸关者组成的多国共同体被公认为“罗马帝国”;尽管从法律上讲,“罗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老院和民众会议,还有其他某些部分甚至连罗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新罗马再也没有机会做一个瑞士式的地方性邦国了。奥古斯丁强调,历史不是循环的过程。基督出生以前和殉道以后,路径永远不会重合。如果日本人询问:为什么蒙古征服者的屠戮可以淡入幸运的遗忘,他们却不行;那么原因绝不在于南京市民的苦难超过了巴格达市民的苦难,而在于皇军不幸生在天命已定的时刻之后。如果俄罗斯人询问:为什么鞑靼人的掳掠写在水上,他们的罪恶却要刻在磐石上;答案完全相同。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如果尚未终结,就要在这样的世界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