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读史早知今日事

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四分之三的人生剧本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定了，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文明和邦国的兴废都有其不可逆的节点，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青春期总是非常短促。刘邦和项羽的斗争很重要，因为涉及大一统和多国体系的路径选择。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不太重要，因为除了极少数攀龙附凤的大臣、将军，谁会在乎皇帝姓张姓李？王朝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增加细节根本不会改进人类的理解力。恺撒和庞培的斗争很重要，因为当时仍然能够在共和国和帝国之间作出选择。加尔巴（Galba）和苇斯巴芗(Vespasian)的斗争就不太重要了，因为谁上台都是皇帝。哪一位将军做皇帝，对帝国体制关系甚微。如果不考虑事实在格局当中的地位，任何事实都没有丝毫意义。拜占庭式的辑录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理解力死亡的标志。

材料只是背景，意义是在格局当中自然浮现的。一张地图要画得清晰，并不是画面越挤越好，而是格局越正确越好。认知的主要功能不是记忆，而是选择和删除。人类的祖先必须能够在静态的森林中分辨出动态的猛兽和猎物，否则他们早就死了。线索之所以会从事实的丛林中呈现，因为人脑就是用这种方式运作的。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辨认路径选择点，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任务。如果认知能力不足，就不是知识所能弥补的。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用不着别人教你。如果你没有，别人教也没有用。认知结构的层次高低相差极大，不亚于初学者和围棋高手对布局的判断能力。历史分析和布局分析都是必需的智力训练，通过摸索培养格局感。格局感确定后，材料就会变得毫无关系。

等待、依赖史料的历史学是最不可靠的。打个比方，你的钥匙丢在阴沟里了，阴沟里一点亮光也没有；旁边有一个路灯，照得很亮。你是到路灯下找，还是到阴沟里去找？灯光很像有些材料，看见了，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那里。阴沟下面黑漆漆的，但就在下面某一点，钥匙在那儿。好的历史学者必须拥有原始人在森林里的那种直觉，那种判断力——听力、视力、嗅觉、第六感，还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能够让一个好猎人判断附近有没有野兽，安全还是不安全。直觉来自经验。一个小孩被放到原始森林里，多半会被吃掉的。你常在森林里，便有了经验，同时部落里面的老人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传给你。所以你即使没有亲眼看到猛兽出没，也能够大致判断八九分。

如果你抬杠说，我非要见到史料才能下判断，那你就输了，多半被吃掉了。按照学院派的观点，什么都要实证，没物证不采信，孤证也不信，那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这里所谓的靠不住，是达尔文意义上的靠不住。顶多几百个蛋头学者的支持或反对，对增加或减少达尔文意义上的利益没什么影响。绅士的博雅教育就是为了让你构成比例正确的格局，其中大部分都是灯光不亮的模糊区域，还包括大片阴沟。麦考莱这样的党棍就说书记官（这是他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蔑称）只能当仆人，为绅士服务。如果你出身很差，个人经历很狭窄，又缺乏多半属于天赋的情景理解力，那么你对史料的解读多半就是错的。相反，修昔底德或曾国藩这种有天分和丰富经验的外行更有可能正确解读。专业史学是绅士传统衰亡的副产品，主要效果是降低了自身和公众的理解能力。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理解力不是天然就有和一直存在的，而是文明成熟期的智力烟花。拜占庭化—书记官化—四库全书化是文明衰亡前夜的最后挣扎，这时的作者已经只能依靠知识量了。佐西莫斯（Zosimus）的材料肯定比波利比阿(Polybius)多，但他的可信度和解释力连阿里安和色诺芬都不如。近代欧洲的兴起将历史理解力推到了希腊人和中国人从未达到的高度，但这未必是永恒的状态。

判断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识或材料，而是靠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和判断，就像好猎人的那种直觉，就像坚持在阴沟里而不是路灯下找钥匙。你必须心里有了七八分，再用史料来充实它。学术圈用的材料，有点像是古代的有一种叫肿骨鹿的动物，它头上长了很大的角，在需要交配的时候，雄鹿就用角互斗。学术圈应用史料就是肿骨鹿的角，彼此之间掐架的时候用，可以增加声势。这样往往给外行留下错误的印象，仿佛史料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冲突都是因为理解和解释框架，优点和弱点也是框架的优点和弱点。

你从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纠纷就可以看出，清代经学一开始就是史为经用的。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学门派之见，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经得住对立经学观的逆向诠释。惠栋和戴震的孟子观不同，同样不是所谓实证能够调和的。如果沈志华错了，那不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档案，而是因为他根据错误的先入之见使用材料。简单粗暴地说，他预先一口咬定：苏联、中共、朝共是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实体，如果自己高兴就能单独跟美国人妥协；美国外交家是一群现实主义者，如果高兴就能承认东亚各共产主义集团。任何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人都心里明白，这些前提纯属扯淡。毛泽东没有苏联、朝鲜的帮助，就没有多少机会在东北，更不用说在全国战胜蒋介石；他跟美国单独妥协的可能性相当于饶漱石跟苏联单独结盟的可能性。美国外交家不是现实主义者；朝鲜战争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而是建构战后东亚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对日战争善后问题而单独处理；美国跟北京、平壤单独议和的可能性相当于美国跟汪精卫、溥仪单独议和的可能性。沈志华的书主要就是证明：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禁得起明知故犯的诱导性诠释。诱导的目标不是增加外行读者的理解力，而是为了说服他们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

事实在历史当中，犹如物自体在哲学当中。没有适当诠释，你不可能接触到物自体。真实史料可以支持伪造的历史，例如司马昭解释高贵乡公曹髦死因的文告。虚假史料可以反映真实历史，例如奥斯汀小说暴露的英国乡绅习俗。可信度的估计主要还是要依靠个别史料在整体背景当中的协调程度，也就是说还是取决于情景模拟。史料正确而结论基本错误，史料错误而结论基本正确，都是有可能的。提高认知层次比具体的正误重要得多，高层次的高细节错误率比低层次的低细节错误率更有利于达尔文意义上的格局判断力。例如：一种理论说血型决定性格，层次就比较高，因为性格类型确实有区别，读者的理解力因此提高，原因的错误解释可以在发展中修正。另一种理论说，温柔的男人和刚强的女人属于同一性别，不同于男人和女人。这种理论层次就很低，因为降低了读者的理解力，随着发展不断制造更多的错误。孟德斯鸠的种族－气候决定论、马克思的殖民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儒法斗争论属于前者。美国韦伯学派的现代化理论、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多元文化论和非西方中心论属于后者。

如果我有足够的人力和资金，不难根据现行学术规范，证明任何一个女人是“男女人”，而非女人或男人，从而建构一套革命性的性别理论，可以反驳的余地小于乾嘉学派或加州学派。任何考据家都会不得不承认：她每一次喝酒、骂脏话、打架、拥抱女生的材料都比迄今绝大部分历史论文的材料证据充实。即使她通过生孩子证明自己是女性，我也能通过双向操作，至少保证问题处在无法定论的状态。我只要系统地收集医生护士赖债、吵架、伪造学历、认错人、路盲、记错时间、冒充自己知道（其实一无所知）的情况的材料，同时举出其他众多证人，在上述时间看见跟她无法区别的人经过地铁、超市、图书馆，除非她有同样或更多的人力和资金，她的论证就会明显不如我的论证充实。一位理性客观中立、严守学术规范、习惯无性生殖的天狼星学者更有可能把我的学派收入宇宙百科全书。这种假设并不完全是玩笑，许多组织都具备创造历史真相的力量和动机。可怜的詹姆斯二世面对全民的合理怀疑，一度无法证明他的王子确实是他的王后亲生。乾嘉学派证明古文尚书为伪的论据，大部分不如上述的“男女人”学派有力，只能算历史侦探小说家和文学风格比较学家的敏锐嗅觉。古文尚书案是乾嘉学派的王冠宝石，他们的大多数论证更不规范。

所以，历史训练的真正价值不在材料本身。无论怎样芜杂的材料，其中都有草蛇灰线。智力训练必需首先掌握，然后才能问为什么。事先就问为什么，你就永远进不了布局。任何经验知识体系，无论是游泳是写诗还是外交，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如果你不去理解格局，执着于具体事实，那是不会提高认知层次的。如前所述，人类的认知结构有连贯性和整体性。如果你能记住某些部分，却忘记了其他部分；或是对某些部分敏感，对其他部分淡漠；原因肯定不在技术性因素，而是认知地图的GPS在暗中帮助你定位，正如植物性神经调节你的心脏。所以，随感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以为是随感，就是说你没有弄清自己的认知地图。路径节点标记完毕以后，地图的轮廓已经相当明显了。如果有人难以辨认，要么就是认知能力低下，要么就是价值观有冲突，因为价值观和认知结构是共生演化的产物。

人类可以选择的博弈策略子系统在数量上非常有限，大概不比围棋高手掌握的基本布局多，绝大多数策略只能对既有布局做细节调整。这种上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人脑的神经认知结构本来就有上限，而且大多数人从来达不到上限。其二是单独的策略发挥不了最佳效果，除非让多重策略构成相互锁定的子系统。配合良好的子系统远远少于单独的策略，一旦拆散就会丧失效力。例如：有效的胃十二指肠切除术就这么几种，百年来没有增加。你不能将第一种的胃切除方式和第二种的十二指肠切除方式配在一起，那样会出人命的。锁定的子系统只能完全接受或者不接受，所以真正创新的手术方法少得可怜，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细枝末节上循环调整。

在已知文明的历史上，某些异常成功的子系统会不断重复出现。例如征服者的军事采邑制度，从黎明时代的近东开始，遍及所有文明体系，产生、灭亡和重生的次数多到难以计算。从苏美尔、印度到希腊罗马，以男性家长制为基础的城邦共和国出现过多少次？从叙拉古、罗马到魏玛共和国，群众煽动家的恺撒主义颠覆出现过多少次？历史的剧本是非常单调的，变化只在花絮上，因为人类的演化行为模式当中，可持续的子系统本来就不多。如果你把生活和文学中的爱情故事加在一起，能够总结出的基本模式怎么也超不过两位数吧。人类的博弈活动当中，爱情已经算比较复杂多变的类型。如果范围缩小到外交策略或军事制度之类子系统，可以选择的余地就更加狭小。

如前所述，子系统停止运作，只能在启动前的节点，或者穷尽其内在可能性以后。在手术当中突然中断操作，跟立刻自杀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只要看到这样的子系统运作已经越过不可回归点，就能大致预测当事人的下场和故事的结局。“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事人即使明知自己的下场，也只能饮鸩止渴，像定罪的死囚一样一步一步走完注定的路线。许多重要人物，像小加图和西塞罗、史可法和汪兆铭，早在之前就深知自己和国家在决断以后的下场，然而仍然别无选择。1848年，教皇庇护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罗马群众感激涕零，清流名士高呼咸与维新。唯有一位老妇人叹道：我看过路易十六宣布立宪时的欢呼，跟现在一模一样。果然，群众的爱戴是脆弱的。激进派迅速摧毁了清流自由派和朝廷改革派的共识，保守派的反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教皇很快就像路易十六一样化装逃亡，带领外国军队消灭罗马共和国。剧本一模一样，只有两点细节差异。教皇的运气较好，没有在半路上遭到拦截。小小的罗马共和国没有产生一个拿破仑式的名将，挣扎的时间比较短。从策略判断的角度看，细节差异不是很重要。

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就是指这种掌握模式和格局的能力。这种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陈寅恪明显就有这种能力。“唐（国府）亡于黄巢（1946年开始的远东冷战），祸基于桂林（满蒙危机和中日战争）”就是讲这种格局的相似性。“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需要注释吗？宋徽宗联金灭辽的布局和蒋介石联俄抗日的布局有区别吗？章太炎、蒋廷黼、胡适和汪兆铭早在开战前就已经知道下场是什么，后三人都警告过蒋介石，但蒋介石有多少替代策略呢？即使有，数量也是屈指可数吧。苏联通过国民党劫持段祺瑞搞革命外交，然后通过共产国际劫持国民党搞革命外交，手法完全一致，结果都是中国充当苏联的人肉盾牌，打破列强对苏联的外交封锁线。从列强尤其是日本的角度看，中国就是狂犬病人，已经被病毒劫持，不再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打死就会咬人。日本每一次要求谈判，关键就是要求中国肃清内部颠覆分子。否则谈判成功以后，中国很快就会毁约，完全是白费工夫。

今天黎巴嫩的真主党、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以本国反政府武装的名义，充当邻国破坏国际秩序的代理人，就是在运作蒋介石当时身陷的同一个子系统。叙利亚不敢打以色列，就通过真主党劫持黎巴嫩政府，强迫黎巴嫩抗战。以色列的报复只会落在黎巴嫩头上，落不到叙利亚境内，因为叙利亚在法律上没有参加抗战。如果黎巴嫩政府想跟以色列谈判，真主党就会在内部闹事。黎巴嫩政府如果镇压真主党，就会挨叙利亚的打。只要胡志明小道通向境外，黎巴嫩再怎么镇压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黎巴嫩政府两头得罪不起，只能苦苦哀求国际社会干涉，列强大部分时间又懒得理你。你把黎巴嫩换成中国，以色列换成日本，叙利亚换成苏联，就明白当时的形势了。黎巴嫩人效忠叙利亚，比效忠本国政府更加有利可图。二十世纪远东的草蛇灰线，苏联始终是幕后的操盘手。

以前“牛津会议”的时候，我嘲笑过：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一起破坏的底线。这种演化模式也是古已有之，日光之下并无新奇。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就是英国人在二战以后所谓的共识政治，左右双方的中道温和派都会排斥和吸收自己的极端派。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同体高度成熟以后才会出现。共同体边界的划定是极其残酷的过程，以至于人们宁愿忘记它的存在。在边界划定以前，左与右、温和与激进的差别没有意义。认同政治的逻辑完全不同于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政治，胜利属于边界最清晰（也就是认同最强）的一方。态度温和还是激烈，不是看你的内容，而是看你的身份。

历史遗留了大量的认同分裂，比利益和观念分歧更有潜在的破坏性。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撕裂，健全的共同体根本不会存在，历史上的共同体都是通过撕裂或消灭建立的。热爱蝴蝶、厌恶毛虫是人之常情，欧盟时代的英格兰确实比克伦威尔时代更舒适，问题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有一种预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认同政治的历史影响将会凌驾于共识政治之上。我之所以要给读者提供认知训练，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即将来临的决断时刻正确判断形势。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要分析历史上的转折点，是在为将来的转折点做准备，而非任何考据的目的。骰子落地以前，机会千金难买。骰子一旦落地，坐失良机者必定后悔莫及。古老的史学在博雅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为绅士和士大夫阶级提供这样的认知训练。至于平民百姓，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现代史学的无产化就是因为丧失了这种核心训练，才会沦为堆砌散乱材料的无用之学。没有经过博雅教育的学术无产阶级和国家计委合作产生的成果有多方面的效果，唯独不能增进公众的理解力。公众如果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反倒是较为明智的选择。用最极端的例子说：如果二十世纪的德国人像他们十六世纪的祖先一样缺乏知识，主要依靠经验办事，他们反倒不会追随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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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beral Arts, 指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气质优雅的人，大陆译为“素质教育”，香港译法较为古典，即博雅教育。

[2] 《周易·既济》载：“方，国也。”“方”便是“所有的国”，甲骨文中称为“多方”。

[3] 《左传》子鱼曰：“天既厌商德。”《左传·隐公十一年》：“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焦氏易林》卷六：“革（卦）。天厌禹德，命兴汤国。祓社衅鼓，以除民疾。”

[4] 《周礼》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宫，地宫“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

[5]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锋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

[6] 陈槃：《古社会田狩与祭祀之关系（重定本）》，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本上册，第325页；《甲骨文合集》第584片、第6057片、第10559片、第37400片、第37409片、第37416片、第37421片。

[7]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第284页。

[8]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华书局，1988年，第33页。

[9] 刘一曼：《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略论商代后期军队的武器装备与兵种》，文物出版社，2003年。

[10] 参见美索不达米亚墓葬出土的著名镶嵌雕刻“乌尔旗帜”。

[11] 《甲骨文合集》第914片：“史有获羌？”

[12] 参见《山东滕州市前掌大商周墓地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第7期，第61—89页。

[13]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金山区亭林遗址1988、1990年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考古》2002年10期，第52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仰韶文化遗存》，《考古》1985年3期，第193页。

[15] 段宏振：《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化进程与最初的文明》，《华夏考古》2004年1期，第81页。

[16] 郝本性：《试论郑州出土商代人头骨饮器》，《华夏考古》1992年2期，第94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濮阳县高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3期，第22、3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仰韶文化遗存》，《考古》1985年3期，第193页。

[17] 京观是胜利者堆积的斩首敌尸。

[18] 《国语·周语上》：“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

[19] 《圣经·历代志上》21∶1-8。

[20] 《甲骨文合集》第33243片。

[21] 《甲骨文合集》第20231片。

[22] 《甲骨文合集》第20962片。

[23] 殷人在长江中游的殖民可能意在鄂赣边陲的铜矿，相当于今天的军事工业中心。周人的“大赂南金”和“化行南国”可能就是切断这条生命线的致命一击。楚国的强大和这些产业关系密切。秦人攻取南郡以后，楚顷襄王的流亡政府不惜割让青阳（长沙）以西各郡，换回这些宝贵的资源（江旁十五邑）。参见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华夏考古》2006年3期，第57页。

[2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第7页；《甲骨文合集》第32996片：“令丙氏新射”。

[2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第2—15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07—208页。

[26] 《甲骨文合集》第22425片：“邑亡戎” ；第36443片：“方来入衣邑，今夕弗震王师”。

[27] 《易·讼》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28]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0—91页。

[29] 《甲骨文合集》第28098片。

[30] 《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2期。

[31] 《甲骨文合集》第28098片：“徵妇好三千。”

[32] 《甲骨文合集》第37410片：“兹御，获鹿六，狐十”；《甲骨文合集》第163片：“获羌十”。

[33] 《甲骨文合集》第6987正称“长伯”，第27641称“长子”。

[34] 《甲骨文合集》第36975片。

[35] 《甲骨文合集》第9479片：“令犬延族裒田于虎。”

[36] 于省吾：《释“鬼方易”》，自《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第446—447页。

[3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第487页。

[38] 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7—269页。

[40] 裘锡圭：《释“柲”》，自《裘锡圭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41] 黄展岳：《殷商墓葬中人殉人牲的再考察——附论殉牲祭牲》，《考古》1983年10期，第935页；《甲骨文合集》第32051片：“羌三十、十牢”；《甲骨文合集》第32048片：“伐三十羌，卯三十豕”。

[42] ［英］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43] 韩康信、潘其风：《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系》，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06页。

[44] 《甲骨文合集》第930片。

[45] 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59—177页。

[47] 李淼、刘方、韩慧君、梁中合：《前掌大墓地马车的复原研究》，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下册，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618—619页。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49]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40页。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123页。

[51] 《甲骨文合集》第39902片。

[52] 《甲骨文合集》第27882片：“来告大方出，伐我师，玄马小臣。”

[53] 《吕氏春秋·古乐》；《甲骨文合集》第37367片：“获狐十八，象一”。

[54]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107页。

[55] ［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常耀华、王平、刘晓燕、李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3页。

[56] ［日］白川静：《常用字解》，苏冰译，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384页。

[57] ［德］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赵蓉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

[58] ［日］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加地伸行、范月娇译，文津出版社，第231页；《甲骨文合集》第32048片：“伐三十羌，卯三十豕”。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7期，第34页。

[60] 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编辑部：《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61] 《甲骨文合集》第41351片：“王其田羌，亡灾？”

[62] 胡厚宣：《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第34—47页；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5页。

[6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7—157页；《甲骨文合集》第6412片：“辛巳卜争贞今者王人乎婦好伐土方受又五月”；《甲骨文合集》第6584片：“惟妇姘伐龙方。”

[65] 《尚书·酒诰》从周人的角度出发，明显认为殷人酗酒过度；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只有从宽迁就。

[66] 《左传·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罃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荀罃不可，曰：‘我辞礼矣，彼则以之。犹有鬼神，于彼加之。’晋侯有间。”

[67] 《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日“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

[68] 《史记正义》：“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

[69] 《竹书纪年》：“武王禽纣于南单之台，盖鹿台之异名耳。” 台、坛通假，用于祭祀、舞雩。殷有东西南北四单之台，“爰南单”就是在南单之台卜算天文，“西单雷”就是西南单之台卜算气象，说明四单之台构成完整的祭祀系统。《国语·楚语上》：“夫为台榭，将以教民利也。台所以望氛祥而备灾害，榭所以讲军实而御寇乱，皆所以利民也。”祭坛类似神庙，很可能兼任珍宝储存库，但祭坛点火，目标就不大可能仅仅是为了烧掉珍宝。

[70] 商王纣于商郊，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

[71] 焚玉是良渚文化常见的巫术，墓葬出土的玉器多有焚烧的痕迹。参见南京博物院、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载《文物》1984年2期，第29页。殷周两代的玉器也是法器，但多用于生前的祭祀和佩戴，焚玉是极为罕见的法术。依据殷人的德性转输论，焚玉的危险级别差不多等于现代科学家启动核反应堆。

[72] 《礼记· 檀弓下》。

[73] 《司马法·仁本》。

[74] 《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

[75] 《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

[76] 《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

[77] 《毛诗序》：“关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78]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79] 《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 《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史记·卫康叔世家》则言：“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现存文本没有提到霍叔。

[80] 《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

[81] 《淮南子·要略》：“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

[82] 《逸周书·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殷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

[83] 《商君书·刑赏》：“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

[84] 《尚书·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

[85] 《史记·周本纪》。

[86] 《尚书·梓材》。

[87]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88] 《尚书·多士》。

[89] 《尚书·康诰》。

[90] 《尚书·梓材》。

[91] 《左传·襄公九年》：“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92] 《礼记·檀弓上》：“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

[93]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94] 《左传·昭公二十年》。

[95] 小盂鼎铭文：JC2839。

[96] 《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 《文物》1964年第7期，第10—14页。

[97] 《左传》杜预注。

[98] 龚长根、胡新生：《大冶之火——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

[99] 禹鼎铭文记载：“亦唯鄂侯御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裂伐鄂侯御方，无遗寿幼。’”

[100] 《诗经·大雅·荡之什·崧高》。

[101] 《诗经·王风·扬之水》。

[102] 加洛林王朝将王畿封给贵族，导致王畿不断减少而势力衰落。

[103] 《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第69—71页。

[104] 《国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105] 《国语·仲山父谏宣王料民》。

[106] 清华简《系年》。可参见《竹书纪年》。

[107] 清华简《系年》。可参见《竹书纪年》。

[108] 《左传·闵公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汭。舟之侨曰：‘无德而禄，殃也。殃将至矣。’遂奔晋。”

[109] 《左传·隐公六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110] 《国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111] 《甲骨文合集》第32967片。

[112] 《周礼·考工记》。

[113] 《国语·晋语四》。

[114] 孙周勇：《西周手工业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115]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116] 《左传·闵公二年》。

[117] 范宁：《谷梁集解》：“鲜虞，姬姓，白狄也。”

[118]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狄固贪惏，王又启之，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王又弗听。”

[119]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秋，卫人及狄盟。”

[120] 《战国策》卷三十三：“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观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后天下。’主父曰：‘何以？’对曰：‘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贤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举士，则民务名不存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121] 《诗经·商颂·长发》。

[122] 《诗经·商颂·殷武》。

[123] 《战国策·齐策二》：“昭阳曰：‘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 《史记·张仪列传》：“越人庄舄仕楚执圭，有顷而病。”

[124] 张晏曰：“执帛，孤卿也，或曰楚官名。”

[125] 《战国策·楚策—》：“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王且予之五大夫。”

[126] 《论语·季氏》。法家理性主义者肯定会认为，这种过时的理想只能证明：周文王时代的人力资源比土地资源稀缺，以人为本是个好主意。现在既然情况恰好相反，民本、仁义云云，就是堂吉诃德式（宋襄公徐偃王式）的笑话。

[127] 《左传·子产论为政宽猛（昭公二十年）》。山泽问题最后以流民购买开采权为结局，这笔收入变成了战国和秦汉的财政收入大宗。在开边和垦荒的余地消失后，流寇问题进一步升级。后人能够理解人口过剩和资源不足的问题，却不能理解社会平等化造成的组织资源匮乏，其实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平等化就是社会解体的中间阶段。

[128] 《论语·子张》：“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129] 《国语·郑语》：“ 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130] 今本《竹书纪年》：“幽王七年，虢人灭焦。”

[131] 《诗·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 《毛诗正义》卷十二：“言此者，明皇父当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国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厌也。则不知厌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择三有事’，明其不应三而三，故知是畿内也。”

[132] 古本《竹书纪年》：“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携王。”

[133] 《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

[134] 《汉书·陆贾传》：“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汉儒这套理论的实质是，希望仅以三寸不烂之舌，将秦政演变为周政。为此，他们必须（善意地）捏造历史。愚君政策如果失败，他们就只能反过来帮助皇帝欺骗自己了。

[135] 苏轼：《荀卿论》。这是热力学第二定理的政论版。恶例既开，每况愈下的可能性肯定大于逆取顺守（改邪归正）。

[136] 《论语·八佾》。

[137] 相对于显性知识而言，它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正如波拉尼提出的“我们所认识的多于我们所能告诉的”。

[138]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139] 《左传·襄公三十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140] 《左传·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

[141]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

[142]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

[143] 《左传·宣公十一年》。

[144] 《左传·哀公二年》。

[145] 《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二。

[146] 《韩非子·五蠹》。

[147] 《商君书·开塞》：“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148] 《尉缭子·攻权第五》。

[149] 指靠利息、股息收入为生的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150] 王国维《观堂集林·匈奴相邦印跋》：“考六国执政者，均称相邦。 秦有相邦吕不韦， 魏有相邦建信侯，今观此印，知匈奴亦然矣。史家作相国者，盖避汉高帝讳改。”浑河制矛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的铭文。

[151] 《史记·田儋列传》：“汉王立为皇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谢曰：‘臣亨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152]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

[153]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赐婴爵五大夫。”

[154] 《史记·项羽本纪》：“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

[155] 《史记·项羽本纪》：“汉王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而幸分我一杯羹。’”

[156]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原型。

[157] 扬雄：《解嘲》。

[158]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生竟以寿终。”

[159] 《资治通鉴》第十九卷。

[160] 条教是长吏依据经义制定的规则。《汉书·董仲舒传》：“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161] 王充：《论衡》。

[162] 《史记·儒林列传》。

[163] 《史记·淮阴侯列传》：“汉王曰：‘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

[164] 《史记·吴王濞列传》：“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汉高祖）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165]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列传上》。

[166] 《资治通鉴·卷十九》：“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167] 《史记·李将军列传》。

[168] 《汉书·武帝纪第六》：“（天汉）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朔方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帝用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数万人，以往伐宛。”《居延汉简甲乙编》34.9，34.8A（乙27版）：“□四月旦，见徒作三百七十九人……□六十人，付肩水部，遣吏迎受。”陈直：《汉书新证》：“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书，遣尉丞赦将施刑士五千人，送致将军。”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5页。《前汉纪·武帝纪》：“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

[169]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廪食，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汉书·王莽传》：“匈奴寇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

[170] 《汉书·隽不疑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171] 《汉书·贾谊传》：“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172] 《资治通鉴》卷五十一。

[173] 王粲：《儒吏论》。

[174]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明帝大和二年六月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以经学为先”的涵义就是仍然保留了非经学的残余，推迟文法吏酝酿了三百年的灭亡。无论如何，秦汉煊赫一时的文法吏从以后列朝的铨叙中消失了。

[175] 《白虎通义》卷八，“宗族”。

[176] 萧望之出自萧何家族的传说始于六朝，反映了当时人士习惯的社会环境。汉代记录都认为萧望之出自农家，并无奥援。酂侯萧何嫡系传国九世，至新莽而除。萧望之及其父、祖皆与酂侯同时，如果他们果真出自萧何家族，长期务农的可能性能有多大？《汉书》又岂能一字不提？《汉书·萧望之传》：“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师古曰：“近代谱谍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酂侯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胤绪具详表、传。长倩钜儒达学，名节并隆，博览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变，年载非遥，长老所传，耳目相接，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

[177] 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见《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0页。

[178] 《汉书·王莽传下》：“天文郎桉栻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的模仿对象是 《论语·述而》：“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

[179] 《汉书·哀帝纪》：“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180] 《世说新语·政事第三》。

[181] 《晋书·武帝纪》：“况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故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杨骏豺狼，苞祸心以专辅。”

[182] 《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183] 《南齐书·文学·丘灵鞠传》：“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

[184] 释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窃以拓跋元魏，北代神君，达阇达系，阴山贵种。经云：以金易输石，以绢易褛褐，如舍宝女与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

[185] 《南史·陈武帝纪》。

[186] 即《陇上歌》，为纪念抗匈奴而战死的晋都尉陈安所作。

[187] 氐族杨氏于仇池建立仇池国。

[188] 《资治通鉴·齐纪六》：“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帝曰：‘薛氏，蜀也，岂可入郡姓！’直阁薛宗起执戟在殿下，出次对曰：‘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今不预郡姓，何以生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则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189] 《资治通鉴·齐纪三》：“十二月，司徒参军萧琛、范云聘于魏。魏主甚重齐人，亲与谈论。顾谓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对曰：‘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一易主。’”

[190] 《魏书·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 “皆同编户” 显然是夸张过甚的说法，至少不能适用于边镇。孝明帝一朝，幽州胡人仍在抗拒编户政策。参见《魏书·京兆王子推传附子遥传》。

[191] 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

[192] 《魏书·尔朱荣传》：“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

[193] 《魏书·尔朱荣传》：羽健“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

[194] 《隋书·张煚传》：“周代公卿，类多武将。”

[195] 《魏书·官氏志》：“前世职次皆无从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别制也。”

[196] 《周书·武帝纪下》：“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

[197] 《隋书·陆彦师传》。

[198] 《隋书·卢恺传》：“故涉党固之谮，遂及于此。”

[19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200] 《宋书·臧质传》：“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

[201]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202] 《旧唐书·张行成传》：“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益陋。’”

[203] 《全唐文·博陵崔府君神道碑》：“时天宝末，盗起燕蓟，毒流梁宋，屠城杀吏，如火燎原，单父之民，将坠涂炭。公感激奋发，仗顺兴兵，挫败贼徒，保全乡县，拳勇之徒，归之如云。方欲纠合貔虎，驱诛蛇豕，京观群盗，金汤一方。本道节度使奇之，将议上闻，会有同事者争功，阴相倾夺。公超然脱屣，遂以族行，东游江淮，安时俟命。”

[204]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中华书局，1996年，第51页。

[205] 《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嬴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206] 苏轼：《策总序》。

[207] 《宋史·杨再兴传》：杨再兴，贼曹成将也。绍兴二年，岳飞破成，入莫邪关。第五将韩顺夫解鞍脱甲，以所虏妇人佐酒。再兴率众直入其营，官军却，杀顺夫，又杀飞弟翻。成败，再兴走跃入涧，张宪欲杀之，再兴曰：“愿执我见岳公。”遂受缚。飞见再兴，奇其貌，释之，曰：“吾不汝杀，汝当以忠义报国。”再兴拜谢。

[208] 即归附朝廷。某地本为朝廷属国，后去国降阶，自请设立行政单位，是为内附。

[209] 王夫之：《读通鉴论》。

[210] 《孟子·梁惠王》：“惟智者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211] 埃及的州国时代，相当于古典的希腊城邦或华夏的春秋列国。

[212] 安国楼：《北宋的开边及其对荆湖新边地区的政策》。

[213] 《伐宋露布》。

[214] 司马光：《涑水记闻》：“熙宁中，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起、彝作战船，团结峒丁以为保甲，给阵图，使依此教战，诸峒骚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元祐元年丙寅：“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

[21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三，熙宁九年二月甲寅。

[21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丁亥。

[217] 彭百川 ：《太奔驰迹统类》卷十七。

[218] 《宋史·郭逵传》。

[219] 曾瑞龙：《从妥协退让到领土扩张——论宋哲宗朝对西夏外交政策的转变与军事战略的兼容性》。

[220]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

[221] 苏辙：《再论熙河边事札子》：“昔先帝始开熙河，本无兰州，初不为患。及李宪违命，创筑此城。因言若无兰州，熙河决不可守。自取兰州，又已十余年。今日欲筑质孤、胜如，以侵夏国良田，遂言若无质孤、胜如，兰州亦不可守。展转生事，类皆浮言。盖以边防无事，将吏安闲，若不妄说事端，无以邀求爵赏。此则边人之常态，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试加诘问，理则自穷。”苏辙：《论兰州等地状》：“边人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与，负不直之谤，而使关右子弟肝脑涂地，臣恐边人自此有怨叛之志。”

[222] 王安石：《兼并》：“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223] 《礼记·大学》：“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224]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且臣闻之：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今自近岁日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解，民死将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惟有恭顺静思，引咎自责，庶岁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固社稷长久之计。”

[225] 金世宗年号大定。金章宗年号明昌。

[226]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废道置十五路，确立路制。

[227] 元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征日本行省。

[228] 南方的张士诚、陈友定和北方的王保保。南北之间的中原是流寇蹂躏的无保护区。

[229] 希腊神话中的妖怪。狮头、羊身、蛇尾，喷火为害。后引申为生物学领域的术语，意为“嵌合体”，来自不同个体的生物分子、细胞或组织被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生物体。

[230] 司徒琳：《南明史》；秦晖：《后期大西军营庄制度初探》。

[231] 参见唐甄《潜书》。

[23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233] 同一君主兼任各邦君主，但治下的各邦并不合并，各自保持自己的宪法和习俗，例如奥匈帝国。

[234] 华变于夷之态。

[235] 十九世纪的辉格党人普遍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等同于道德低下，无法立刻用文明人的标准衡量或约束。文明人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迁就这些半开化人，就无法在当地开展工作。当地得不到文明人的教化，最大的受害者仍然是土著。因此，麦考莱就不赞同柏克对黑斯廷斯的攻击。参见Macaulay，Warren Hastings，p.257。

[236] 汤寿潜（日衔石生）：《宪法古义》，通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光绪三十一年。

[237] ［英］比几斯渴脱著、［日］镰田节堂译：《英国国会史》，通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光绪三十年。

[238] ［日］伊藤博文：《日本宪法义解》，通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光绪三十年。

[239]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40] 参见刘敬忠《苏俄占领外蒙古及对华外交活动》，《史学月刊》，2004年2月。

[241] 参见张北根《1919年至1921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文津出版社，2005年。

[242] 参见［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第86、89、90、184页。

[243] 参见孙莹、丁惠希《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244]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中第三章《动荡年代》之第四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245] ［美］默洛·普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第517页。

[246]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Pacific, New York: Longman Inc.,1987, P.5。转引自王立新《美国的国际秩序观与远东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

[247] 1929年为收回苏联在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

[248] 参见［美］芭芭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249]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3页。

[250] ［日］关口寿一：《满洲经济十年史》，第30—31页。

[251]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252] ［日］高崎达之助：《“满洲国”的终结》，沙福恒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68页。

[253] 英国驻华使馆秘书郭万安在1937年7月12日说：“在谈到中国方面认为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有意挑起的时候，我应该说明我的观点，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当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因病正在天津，大量的日本外交防卫人员在通州，多数参加演习的日本人员已经返回到丰台，要说谁先开的第一枪已不可能。”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Ⅱ,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45 ［B］.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p.40。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我仍相信日本政府不是有意有计划地开始侵略的……我绝不相信日本政府会在此时会在中国愿意冒一场军事冒险。”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Ⅱ,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45 ［B］.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p.41—42。英国驻日使馆的临时代办多兹说：“没有满意的证据向我们表明卢沟桥事变上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日本报界异口同声地说首先开火的是中国人……日本向中国派出军队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安全和利益。”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Ⅱ,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45 ［B］.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p.71—75。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认为：“这或许并不是日本有意挑起的事变，日本也不想把事态扩大化。”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Ⅱ,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45 ［B］.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p.53 。张伯伦计划的内容计分三点：一、日本于平、津留驻少数定额军队外，所有在华日军，尽数撤退，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二、日本留驻华北等地的特务机关完全撤销。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1840—1949》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0页。［美］约瑟夫· C. 格鲁：《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4页。

[254] 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1932年5月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队’维持秩序，而日军则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为防止日军自上海入侵，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上海周边工事，在吴县、常熟等地，利用阳澄湖、淀山湖构筑主阵地——吴福（苏州—福山）线，在江阴、无锡之间构筑后方阵地——锡澄线，同时在乍浦与嘉兴之间兴建乍嘉线，以与吴福线相连。其后，又在龙华、徐家汇、江湾、大场等地构筑包围攻击阵地，并且拟有《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为加强上海防务，接受何应钦推荐，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张受命后，即命所部化装为保安队入驻上海虹桥机场等处。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况异常，‘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蒋介石同意张治中的设想，复电称：‘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10月22 日，蒋通电全军将士，说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另可参见《蒋介石致龙云电》(1937年10月24日) ，蒋档，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卷宗号: 002000000363A，典藏号: 002－020300－009－134。

[255] 贝奈斯是二战结束时的捷克总统，根据苏联的要求与本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