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儒士与法吏
文法吏不是法家,只是行政技术员。当然,秦人的行政概念涵盖了今天的刑事诉讼领域。文法吏没有意识形态,也就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手。因此,他们无法单独统治。秦廷依靠封建传统残留的历史合法性,他们默默地为秦廷服务。秦廷依靠法家和客卿的国家目的论统治,他们默默地为秦廷服务。秦始皇的世界帝国依靠水德神话重启时间,他们默默地为三皇五帝在当代的继承人服务。布衣君相发明黄老之道,他们默默地为军功冒险家集团服务。太史公父子深悉道家和阴阳家的秘传,才会有老子与韩非同传的精辟判断力。后人习惯于通过庄子理解道家,不明白战国、秦汉的老子是兵家诡道的传人,才会发出愚妄下士闻道特有的傻笑,自作聪明地讥讽太史公缺乏常识。其实,他们心目中的常识是魏晋玄学家和佛学家塑造的。庄子在秦汉之际基本没有地位,因为他极度缺乏可以构成经学基础的材料。汉儒有罗马人的性格,鄙视没有政治用途的纯粹形而上学。抽象之学在华夏升级为显学,端赖佛教的刺激和竞争。
儒士不是儒生,而是浸淫儒学价值观的专业人员。真正的儒生一旦脱离邹鲁社会,就会丧失有机性和正统性,沦为混融主义和投机性格的儒士。儒生是黄老、法家和墨家的对手,却不是文法吏的对手,文法吏经营的层面,他们只有泛泛的原则性反对;儒士才是文法吏的天敌。他虽然号称儒士,其实却是诸子百家的学生。只是儒家经营教育的声誉最著,社会习惯将所有学者泛称为儒而已。儒士不是精通佛学的理学家或精通希腊哲学的基督教神学家。他混融百家的目的不是贯通义理,而是以博古家的方式汇集有用的条教。他多半是今文经学家,擅长将模糊的权威性典故解释为具体、琐细的判例;权威性典故以儒家为中心,但古之先贤都不会遭到排斥。这种技术对行政干才非常宝贵,隽不疑的名望多半就是由此而来 [170] 。通经博古,对于健全而灵活的判断力非常重要。行政技术人员如果没有这种判断力,就没有多少希望升到负重大责任的位置 [171] 。
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儒家在教育界一向拥有压倒性优势。武帝以后,朝廷对经学教育的扶植放大了他们的优势。从元帝到桓帝,儒学教育生产线一直稳定增长。新莽、光武和明帝、马氏和窦氏都以身作则,支持儒学教育。汉儒家法尊严,师徒有相互提携的义务。师承自动形成朋党,所以袁氏才能以学阀起家,以门生故吏遍天下为政治资本。相形之下,文法吏的教育和组织都难以望其项背。汉举孝廉,“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172] ”。二者貌似平等,实则高下有别。宣帝以降,经义已经取得了高级法的地位。经义可以裁断律例,反之则不可。夏侯以降,经学教育包含了判例训练。晚至建安,文法吏仍然“不窥先王之典 [173] ”。此消彼长,自在意料之中。当涂一朝虽然喜好名法,选举、铨叙仍以经义为先 [174] 。典午复辟政权直接抹杀了文法吏存在的必要性,将他们永远逐出历史。
从汉武帝到晋武帝,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的政治没有一次不失败。他们的特长在于重新解释历史,发明一种酷似葛兰西的迂回战术,将政治的败坏归咎于文化和风俗的堕落,从而为自己找到新的使命感。他们在社会重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彻头彻尾的原子化状态违反了人类的本性。人类天然适应相当于原始部落规模的小团体,迫切需要小团体内部的高度互信。婴儿无论有没有充分的物质供给,只要切断了母亲的爱抚就很难活下去。原子化个人对小团体认同的依赖,不亚于婴儿对母亲,而且同样不限于物质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原子化社会都是马基雅维利政治人为制造的结果,而且非常不稳定。个体对共同体认同的饥渴会迅速导致模拟部落组织的重建,重建失败的个体将会迅速走向灭绝。罗马和东汉的生育率跌落就是希腊文化和春秋文化瓦解的自然延伸,原因不在(或不全在)物质的困难,而在意义世界的崩溃。这是蛮族入侵和新文明诞生的时代,两者经常同时发生。大自然厌恶真空,蛮族入侵和新文明诞生都是叔季之世(虚无主义)文化低气压的吸引作用造成的。
世界帝国的普世性貌似公正无私,其实是残酷地剥夺了个体不可或缺的感情需要。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小团体需求的投射,没有偏私、歧视和仇恨就无法生存。大一统一旦存在,各国原先的爱国主义驱动力就会丧失殆尽。秦政是一台批量生产原子化个体的强大机器,将和平和安全不能治愈的孤独与恐惧撒向全部已知文明世界。个体面对缺乏人格的抽象公正,就像衣服遭到强盗抢劫的旅人一样,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渴望温暖的偏见。谁能将道路、方向、认同、意义还给他们,谁就是他们的救星。儒家重建或发明周礼式家族文化,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窗口。他们不是唯一的候选人,赤裸裸的神皇崇拜、蛮族原始多神教、混融主义多神教(道教)、佛教都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在汉魏之际暂时胜出,至少部分应该归功于强大的教育体系。他们依靠这种力量,在社会中间层建立符合周政想象的宗族组织。在人荒、田荒的末世,他们的宗族独享高生育率之利。魏晋的大动荡淘汰了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原子化个体和小家庭,将历史舞台留给了他们。
《白虎通义》汇集了汉儒的基本教义,但其中真能付诸实施的部分不多。宗族主义则是例外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就是古典华夏文明留给未来的种子。没有这颗种子,永嘉以后的东亚文明就没有理由以华夏后裔自居。江左芝兰玉树、武川优孟衣冠的遗传基因都在这颗种子内。周孔礼乐只是孕育这颗种子的父辈,父子的表现型和适应性各不相同。秦皇汉武只是包围这颗种子的果肉,既没有传递生命的基因,也没有抵御严冬的素质,只会跟残枝败叶一起腐坏,肥沃新一代文明的土壤。
这段至关紧要的基因图谱如是说:
宗者,何谓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圣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为高祖后者,五世而迁者也,高祖迁于上,宗则易于下。宗其为曾祖后者为曾祖宗,宗其为祖后者为祖宗,宗其为父后者为父宗。以上至高祖皆为小宗,以其转迁,别于大宗也。别子者,自为其子孙为祖,继别也,各自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亲,所以备矣。诸侯夺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夺宗何?曰:诸侯世世传子孙,故夺宗;大夫不传子孙,故不宗也。《丧服经》曰:“大夫为宗子。”不言诸侯为宗子也。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尚书》曰:“以亲九族。”
族所以九何?九之为言究也,亲疏恩爱究竟也,谓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谓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二族也,身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三族也,身女子适人有子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亲,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为一族,妻之母为二族,妻之亲略故父母各一族。《礼》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书》曰:“以亲九族,义同也。”一说合言九族者,欲明尧时俱三也,礼所以独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后,民人皆厚于末,故兴礼母族,妻之党废,礼母族父之族,足以贬妻族,以附父族也。或言九者,据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姊,覃公惟私”也。言四者,据有服耳,不相害所异也 [175] 。
《白虎通义》的宗族不是孔子想象的周礼社会。周礼针对王室和贵族,并不介入基层村社的习俗。汉儒针对平民社会,已经丧失了理解阶级社会的能力。周礼秩序确定了领地和世职继承权的优先顺序,从而维护了各等级和各邦国的差序格局。汉儒不关心继承权和政治社会,只关心家族的团结和繁衍职能。周礼创造了国际主义性质的上流社会,听任基层保持互不理解的古老习俗。汉儒创造了普世主义性质的共同体模式,能够融化种种隔离阶级、族群和地缘的壁垒。周礼青睐分化,精致而脆弱。汉儒力行混融,平庸而坚韧。周礼传递春天的信息,敦促年轻而天真的文明绽放最娇艳的花朵。汉儒心怀严冬的恐惧,恳求垂死而世故的文明保留最顽强的种子。
宗族复兴以后,“为天下者不顾家”的时代就结束了。赵翼早已指出,东汉君臣的出身比西汉好得多。前者几乎都出自有教养的儒学家族,后者则是个人冒险家的团体。西汉一朝据《世本》而称先祖者,大抵皆周、楚贵族之遗。布衣君臣既没有家谱可循,也不在乎家谱。西汉末年的儒臣萧望之、匡衡都没有家世背景可言 [176] 。东汉宗族成长,编撰或追溯宗谱的热忱随之高涨。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的《赵宽碑》已经浸透了新的精神,预示着魏晋门阀社会的来临。“其先盖出自少皓,迄汉文景,有仲况者,官至少府。厥子圣为谏议大夫,孙字翁仲新城长,弟君育生陇西上邽,育生充国字翁孙为汉名将,封邑营平。元子卬为右曹中郎将,卬弟袭爵,至孙钦尚敬武主,无子国除,元始二年复封曾孙纂为侯。充国弟字子声,为侍中,子君游为云中太守。子字游都,朔农都尉。弟次卿高平令,次子游护一菀使者,子游卿幽州刺史。卬陪葬杜陵,孙丰字叔奇,监渡辽营谒者,子孟元,次子仁为敦煌太守。孟元子名宽字伯然,即充国之孙也 [177] 。”新一代文明依靠宗族繁衍的不朽信仰,构建了顺民社会的意义体系;依靠宗族的保护能力和生育激励,度过了扁平社会难以避免的周期性灭绝。
宗族一旦复兴,就会从两翼挤占吏治国家的空间。在政治上,忠孝不能两全。世界帝国始于秦汉之际的“为天下者不顾家”,终于魏晋之际的“只知有父不知有君”。在财政上,宗族所得就是朝廷所失。吏治国家的政治格局和阶级结构制造了战国时代闻所未闻的困难。家家缴纳人头税,对编户齐民的依赖性甚大。世界帝国消灭多国体系和豪强中间人的努力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贸易体系的瓦解导致了货币经济的衰退。西汉末年,金属货币开始退出流通领域。工矿业的退化将大批雇佣劳动者变成了游民,给重农主义者造成了无地贫民危害社会的错觉。东汉君臣直接延续了南阳士绅的传统,将合法性建立在“王者无外”的周政主义原则上。他们因此无法接受武帝的进攻性财政路线,只能满足于严格经量土地、节俭用度。通货匮乏增加了朝廷征收货币税的难度,暴露了吏治国家直接向全民征税的愚蠢。王室的收缩政策进一步加速了货币经济的萎缩,货币经济的萎缩又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了王室的收入。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夺走了吏治国家的活力,归根结底都是垂直管理模式失灵的结果。征税成本不能降低,财政就会破产。结果,实物税排挤货币税。秦汉始于五铢钱,魏晋终于谷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