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儒士与法吏
文法吏不是法家，只是行政技术员。当然，秦人的行政概念涵盖了今天的刑事诉讼领域。文法吏没有意识形态，也就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手。因此，他们无法单独统治。秦廷依靠封建传统残留的历史合法性，他们默默地为秦廷服务。秦廷依靠法家和客卿的国家目的论统治，他们默默地为秦廷服务。秦始皇的世界帝国依靠水德神话重启时间，他们默默地为三皇五帝在当代的继承人服务。布衣君相发明黄老之道，他们默默地为军功冒险家集团服务。太史公父子深悉道家和阴阳家的秘传，才会有老子与韩非同传的精辟判断力。后人习惯于通过庄子理解道家，不明白战国、秦汉的老子是兵家诡道的传人，才会发出愚妄下士闻道特有的傻笑，自作聪明地讥讽太史公缺乏常识。其实，他们心目中的常识是魏晋玄学家和佛学家塑造的。庄子在秦汉之际基本没有地位，因为他极度缺乏可以构成经学基础的材料。汉儒有罗马人的性格，鄙视没有政治用途的纯粹形而上学。抽象之学在华夏升级为显学，端赖佛教的刺激和竞争。
儒士不是儒生，而是浸淫儒学价值观的专业人员。真正的儒生一旦脱离邹鲁社会，就会丧失有机性和正统性，沦为混融主义和投机性格的儒士。儒生是黄老、法家和墨家的对手，却不是文法吏的对手，文法吏经营的层面，他们只有泛泛的原则性反对；儒士才是文法吏的天敌。他虽然号称儒士，其实却是诸子百家的学生。只是儒家经营教育的声誉最著，社会习惯将所有学者泛称为儒而已。儒士不是精通佛学的理学家或精通希腊哲学的基督教神学家。他混融百家的目的不是贯通义理，而是以博古家的方式汇集有用的条教。他多半是今文经学家，擅长将模糊的权威性典故解释为具体、琐细的判例；权威性典故以儒家为中心，但古之先贤都不会遭到排斥。这种技术对行政干才非常宝贵，隽不疑的名望多半就是由此而来 [170] 。通经博古，对于健全而灵活的判断力非常重要。行政技术人员如果没有这种判断力，就没有多少希望升到负重大责任的位置 [171] 。
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儒家在教育界一向拥有压倒性优势。武帝以后，朝廷对经学教育的扶植放大了他们的优势。从元帝到桓帝，儒学教育生产线一直稳定增长。新莽、光武和明帝、马氏和窦氏都以身作则，支持儒学教育。汉儒家法尊严，师徒有相互提携的义务。师承自动形成朋党，所以袁氏才能以学阀起家，以门生故吏遍天下为政治资本。相形之下，文法吏的教育和组织都难以望其项背。汉举孝廉，“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172] ”。二者貌似平等，实则高下有别。宣帝以降，经义已经取得了高级法的地位。经义可以裁断律例，反之则不可。夏侯以降，经学教育包含了判例训练。晚至建安，文法吏仍然“不窥先王之典 [173] ”。此消彼长，自在意料之中。当涂一朝虽然喜好名法，选举、铨叙仍以经义为先 [174] 。典午复辟政权直接抹杀了文法吏存在的必要性，将他们永远逐出历史。
从汉武帝到晋武帝，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的政治没有一次不失败。他们的特长在于重新解释历史，发明一种酷似葛兰西的迂回战术，将政治的败坏归咎于文化和风俗的堕落，从而为自己找到新的使命感。他们在社会重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彻头彻尾的原子化状态违反了人类的本性。人类天然适应相当于原始部落规模的小团体，迫切需要小团体内部的高度互信。婴儿无论有没有充分的物质供给，只要切断了母亲的爱抚就很难活下去。原子化个人对小团体认同的依赖，不亚于婴儿对母亲，而且同样不限于物质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原子化社会都是马基雅维利政治人为制造的结果，而且非常不稳定。个体对共同体认同的饥渴会迅速导致模拟部落组织的重建，重建失败的个体将会迅速走向灭绝。罗马和东汉的生育率跌落就是希腊文化和春秋文化瓦解的自然延伸，原因不在（或不全在）物质的困难，而在意义世界的崩溃。这是蛮族入侵和新文明诞生的时代，两者经常同时发生。大自然厌恶真空，蛮族入侵和新文明诞生都是叔季之世（虚无主义）文化低气压的吸引作用造成的。
世界帝国的普世性貌似公正无私，其实是残酷地剥夺了个体不可或缺的感情需要。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小团体需求的投射，没有偏私、歧视和仇恨就无法生存。大一统一旦存在，各国原先的爱国主义驱动力就会丧失殆尽。秦政是一台批量生产原子化个体的强大机器，将和平和安全不能治愈的孤独与恐惧撒向全部已知文明世界。个体面对缺乏人格的抽象公正，就像衣服遭到强盗抢劫的旅人一样，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渴望温暖的偏见。谁能将道路、方向、认同、意义还给他们，谁就是他们的救星。儒家重建或发明周礼式家族文化，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窗口。他们不是唯一的候选人，赤裸裸的神皇崇拜、蛮族原始多神教、混融主义多神教（道教）、佛教都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在汉魏之际暂时胜出，至少部分应该归功于强大的教育体系。他们依靠这种力量，在社会中间层建立符合周政想象的宗族组织。在人荒、田荒的末世，他们的宗族独享高生育率之利。魏晋的大动荡淘汰了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原子化个体和小家庭，将历史舞台留给了他们。
《白虎通义》汇集了汉儒的基本教义，但其中真能付诸实施的部分不多。宗族主义则是例外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就是古典华夏文明留给未来的种子。没有这颗种子，永嘉以后的东亚文明就没有理由以华夏后裔自居。江左芝兰玉树、武川优孟衣冠的遗传基因都在这颗种子内。周孔礼乐只是孕育这颗种子的父辈，父子的表现型和适应性各不相同。秦皇汉武只是包围这颗种子的果肉，既没有传递生命的基因，也没有抵御严冬的素质，只会跟残枝败叶一起腐坏，肥沃新一代文明的土壤。
这段至关紧要的基因图谱如是说：
宗者，何谓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圣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为高祖后者，五世而迁者也，高祖迁于上，宗则易于下。宗其为曾祖后者为曾祖宗，宗其为祖后者为祖宗，宗其为父后者为父宗。以上至高祖皆为小宗，以其转迁，别于大宗也。别子者，自为其子孙为祖，继别也，各自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亲，所以备矣。诸侯夺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夺宗何？曰：诸侯世世传子孙，故夺宗；大夫不传子孙，故不宗也。《丧服经》曰：“大夫为宗子。”不言诸侯为宗子也。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尚书》曰：“以亲九族。”
族所以九何？九之为言究也，亲疏恩爱究竟也，谓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谓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二族也，身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三族也，身女子适人有子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亲，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为一族，妻之母为二族，妻之亲略故父母各一族。《礼》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书》曰：“以亲九族，义同也。”一说合言九族者，欲明尧时俱三也，礼所以独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后，民人皆厚于末，故兴礼母族，妻之党废，礼母族父之族，足以贬妻族，以附父族也。或言九者，据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姊，覃公惟私”也。言四者，据有服耳，不相害所异也 [175] 。
《白虎通义》的宗族不是孔子想象的周礼社会。周礼针对王室和贵族，并不介入基层村社的习俗。汉儒针对平民社会，已经丧失了理解阶级社会的能力。周礼秩序确定了领地和世职继承权的优先顺序，从而维护了各等级和各邦国的差序格局。汉儒不关心继承权和政治社会，只关心家族的团结和繁衍职能。周礼创造了国际主义性质的上流社会，听任基层保持互不理解的古老习俗。汉儒创造了普世主义性质的共同体模式，能够融化种种隔离阶级、族群和地缘的壁垒。周礼青睐分化，精致而脆弱。汉儒力行混融，平庸而坚韧。周礼传递春天的信息，敦促年轻而天真的文明绽放最娇艳的花朵。汉儒心怀严冬的恐惧，恳求垂死而世故的文明保留最顽强的种子。
宗族复兴以后，“为天下者不顾家”的时代就结束了。赵翼早已指出，东汉君臣的出身比西汉好得多。前者几乎都出自有教养的儒学家族，后者则是个人冒险家的团体。西汉一朝据《世本》而称先祖者，大抵皆周、楚贵族之遗。布衣君臣既没有家谱可循，也不在乎家谱。西汉末年的儒臣萧望之、匡衡都没有家世背景可言 [176] 。东汉宗族成长，编撰或追溯宗谱的热忱随之高涨。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的《赵宽碑》已经浸透了新的精神，预示着魏晋门阀社会的来临。“其先盖出自少皓，迄汉文景，有仲况者，官至少府。厥子圣为谏议大夫，孙字翁仲新城长，弟君育生陇西上邽，育生充国字翁孙为汉名将，封邑营平。元子卬为右曹中郎将，卬弟袭爵，至孙钦尚敬武主，无子国除，元始二年复封曾孙纂为侯。充国弟字子声，为侍中，子君游为云中太守。子字游都，朔农都尉。弟次卿高平令，次子游护一菀使者，子游卿幽州刺史。卬陪葬杜陵，孙丰字叔奇，监渡辽营谒者，子孟元，次子仁为敦煌太守。孟元子名宽字伯然，即充国之孙也 [177] 。”新一代文明依靠宗族繁衍的不朽信仰，构建了顺民社会的意义体系；依靠宗族的保护能力和生育激励，度过了扁平社会难以避免的周期性灭绝。
宗族一旦复兴，就会从两翼挤占吏治国家的空间。在政治上，忠孝不能两全。世界帝国始于秦汉之际的“为天下者不顾家”，终于魏晋之际的“只知有父不知有君”。在财政上，宗族所得就是朝廷所失。吏治国家的政治格局和阶级结构制造了战国时代闻所未闻的困难。家家缴纳人头税，对编户齐民的依赖性甚大。世界帝国消灭多国体系和豪强中间人的努力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贸易体系的瓦解导致了货币经济的衰退。西汉末年，金属货币开始退出流通领域。工矿业的退化将大批雇佣劳动者变成了游民，给重农主义者造成了无地贫民危害社会的错觉。东汉君臣直接延续了南阳士绅的传统，将合法性建立在“王者无外”的周政主义原则上。他们因此无法接受武帝的进攻性财政路线，只能满足于严格经量土地、节俭用度。通货匮乏增加了朝廷征收货币税的难度，暴露了吏治国家直接向全民征税的愚蠢。王室的收缩政策进一步加速了货币经济的萎缩，货币经济的萎缩又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了王室的收入。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夺走了吏治国家的活力，归根结底都是垂直管理模式失灵的结果。征税成本不能降低，财政就会破产。结果，实物税排挤货币税。秦汉始于五铢钱，魏晋终于谷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