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残唐五代的藩镇、宪制与共同体
残唐五代为有心的藩镇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路径，最接近朝廷的各镇受到了太多的诱惑，倾向于争夺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机会，结果大大增加了本镇残破的危险。岐王李茂贞的幸存主要应该归功于陇右的荒残，而非力量的雄厚和政策的审慎。岐国既没有立国的愿望，也没有立国的能力，只是由于结怨宣武的朱全忠，不得不坚持其唐室藩国的身份。后唐刚刚入汴，就收到凤翔献土的棘手礼物。该镇和康福远戍的朔方一样，注定会变成汴水漕运体系的负担。温韬虽然擅长掠夺，韩建虽然擅长聚敛，但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不够偏远，因此很快就沦为牺牲品。关中已经习惯依靠朝廷的余润为生，丧失朝廷和全国的供奉以后，就不再值得群雄的争夺。残唐朝廷就是一种符号性的存在，便于规训蛮族的武力和漕运的财富。蛮族集中于河东，比集中在长安合适得多。财赋集中于宣武，同样比集中在长安合适得多。太原－汴梁的对抗开启了五代，也结束了五代。
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其实，庞勋和黄巢的崛起自有其内在联系。叛乱的佣兵和违禁的盐枭正是晚唐军事－财政制度的具体化，预示着宋明江湖社会的出现。官盐垄断的收益就是官兵的饷银，官兵的任务就是保证官盐的垄断。盐枭没有自己的佣兵组织，就无法抵抗官兵的追剿。顺民消费者通过支付官盐的垄断高价，买下了雇佣兵的武力，从而免除了自己的军事义务。由于三方面因素结合，盐枭的江湖构成了官府之外最大的组织资源。在动乱时期，他们的组织最有资格逐鹿问鼎。王仙芝、黄巢和后来的张士诚都是盐枭，一点都不是偶然。吏治国家与垄断经济结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颠覆自身的江湖社会。叛军和流寇都由顺民社会无法容纳的流氓无产者组成，只要组织资源略微超过顺民，就能横行天下，原因不是自己的强大，而是社会的涣散。流寇战争的存在就是散沙社会的证明，散沙社会的扩散程度与顺民社会的解体程度成正比。社会解体前的封建体系或部落组织不可能出现流寇战争，因此最适合承担剿匪任务。春秋封建根本没有流寇。战国郡县只有小规模的聚啸。汉魏宗族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的流寇，这种能力一直维持到隋唐之际。武后、玄宗革命以后，世家大族瓦解。于是，只有沙陀人才能打败庞勋和黄巢。明代面对流寇、倭寇和后金，一再乞灵于千里之外的西南土司，因为他们的组织资源仍然像秦政以前的诸夏那样丰富。
李克用的军事集团在代北叛乱失败后，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窘境。黄巢之乱不仅使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河东，而且将他从叛徒变成了勤王之师的领袖。他没有争取天下的野心，否则就不会将天子留给李茂贞和朱全忠争夺。他宁愿循序渐进地蚕食太原周边各镇，恢复“表里山河”的地缘完整性。然而，横跨太行山两侧的昭义镇迫使他将战争延伸到河北。河东与河北的斗争阻止了沙陀人染指关中和中原，给宣武佣兵创造了篡唐和扩张的机会。后梁是佣兵集团和漕运资源相结合的产物，足以征服大河南岸没有漕运资源的各镇。河朔三镇本来肯定会染指河南，但沙陀人的干涉使他们自身难保。河东与宣武的扩张几乎同步展开，同步完成。前者吸收了残唐绝大部分蛮族军事集团，后者吸收了残唐绝大部分佣兵集团。
卢龙留后周和节度使张允伸体现了大中之治的落日余晖，幸运地病死在自己任上。契丹前线士兵推举他们的领袖张公素驱逐张允伸之子张简会，直到张仲武俘虏的回纥降将李茂勋发动下一次政变。李茂勋之子李可举在义武战争失败后，被前线将领李全忠推翻。李全忠父子过度地挥霍了卢龙的军事资源，跟河东、成德、契丹结怨，同时不断发动家族内部的政变，导致了家族的灭亡。刘仁恭父子依靠河东的支持夺取卢龙，继承同样危险的外交政策，一面向契丹、太原和开封三线挑战，一面在家族内部开衅，最终导致了卢龙的灭亡。河东沙陀人与卢龙诸将不和，因此猛将周德威也无法坚守蓟北、冀东的要塞群。李全忠父子、刘仁恭父子虽然残暴乖戾，毕竟出自卢龙豪强集团，因此不难依靠各地土豪的鱼水关系，廉价维持契丹防线的安全，以主力干涉中原的战争。沙陀人的军事集团虽然在野战中比他们强大得多，却陷入了地头蛇的包围中，与其说像征服者，不如说像幽州城内的囚徒。土豪发现契丹人愿意推行双规宪制，满足他们的权力需要以后，就找到了报复外来征服者的捷径。幽州府沦为契丹游骑包围的孤城，依靠开封千里运粮接济。
从此以后，卢龙乃至汴京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除非中原永不发生政变，契丹的机会早晚都会来临。后人与其谴责石敬瑭和宋真宗的机会主义政策，不如承认他们的现实主义外交至少延缓了在劫难逃的靖康之难。卢龙在其存在期间，以其马穆鲁克式军事民主制而臭名昭著。士大夫感到自己在这种宪制中只会扮演丑角，自然不会给予公正的评价。然而，牛僧孺指出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卢龙的胡人和豪强凭籍弹丸之地，做到了晋献公和赵武灵王以后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情，羞辱了狄仁杰和张九龄“不赏边功防黩武”的鸵鸟政策。无论军人选出的节度使多么骄横，朝廷和顺民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吏治国家及其士大夫统帅一旦收回边防的控制权，立刻就给他们信誓旦旦维护的皇室和百姓带来了最大的耻辱和灾难。在“大乐编钟满市排”“红粉哭随回纥马”的悲惨时刻，李清照及其同侪不仅完全有理由怀念封建贵族的楷模项羽，而且更有充分理由怀念他们自己决心消灭的安史余孽。这些蛮族骑士零成本地保卫了“东京梦华”和“武林旧事”的襁褓，仅仅索取他们分所应得的骄傲。
随着汴梁和太原两极斗争的激化，成德、魏博的历史和宪制都走到了尽头。宣武企图吞并河北，结果弄巧成拙，反而将成德幕府赶进了沙陀人的怀抱。从此以后，河北回纥军事集团不复存在。罗绍威依靠宣武镇的力量，屠杀了根深蒂固的魏府牙兵。然而，没有牙兵的魏博就不成其为魏博。中唐以来威震天下的邺兵变得不堪一击，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留下了一个可怕的真空，使汴梁赤裸裸地暴露在河东、河北的沙陀人面前。朱全忠只有在赵、魏两镇并非出于本心的保护下，才能无视沙陀人的存在，恣意讨伐关陇和淮南。他在河北的扩张反倒毁掉了自己的安全屏障，使继承人面临夹河苦战的绝境，最终将汴梁置于河东的爪牙之下。最后，斗争双方都不得不乞灵于契丹人的仲裁。在此期间，河东沙陀人逐渐退化为诸夏和契丹的缓冲国。后周和赵宋违背了“守在四夷”的古老战略，力图彻底消灭半蛮族军事集团，结果将自己暴露在契丹人的压力面前。军事驱动财政，财政驱动宪制，宪制驱动思想。东亚近世的基本格局凝固于宋，伏脉则出于残唐五代的蛮族更替问题。
淮南节度使高骈企图独占扬州盐、漕的巨大利源，引起了诸将和流寇的疯狂斗争。杨行密接收了他们留下的废墟，在清口击退了乘虚而入的宣武军队。南方各国从此摆脱了资助世界帝国的沉重负担，得以从容发展自己的多国体系。杨吴率先示范了保境安民的原则，拒绝了重建拜占庭式流亡朝廷的诱惑。广陵原本是隋唐江南的首邑，淮南原本是帝国的财政中枢。杨氏无论进取上游，还是开拓江东，都非常容易，却宁愿选择各镇相互承认的政策，有效地平息了南方的战火。淮南被动地接受了江西的归附，主动地放弃了追剿秦宗权、孙儒余孽的湖南战争，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解决了吴越边界纠纷。淮南保障的和平奠定了南方经济繁荣的基石，遗产足以支持宋元明清四朝的帝国挥霍。春秋列国以来，东亚国际体系的文明程度很少能够达到十国的高度。北方的蛮族和佣兵为了争夺帝国的优孟衣冠，不得不恣意蹂躏周公孔子的家园，跟南方各国的共存共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南唐代吴逆转了多国体系的良性发展，复活了久违的帝国诅咒。扬州是经济和文化的首府，地缘上无险可守，只适合没有野心的方镇。金陵是龙盘虎踞的军事要冲，凝聚了东亚世界的拜占庭记忆。李氏迁都金陵、自称唐室，都暗示他们有意将北方的帝国战争引入南方。他们抛弃了相互承认的原则，干涉楚国和闽国，从而结束了南方的黄金时代。南唐在自己创造的游戏中损失最大，丧失了国本所在的淮南，闽、楚的名义收获根本得不偿失，从反面证明了杨氏的审慎何其宝贵。金陵政权似乎没有意识到杨炎和杨行密都清楚的道理：只要确保淮河上游的安全，扬州贸易中心的地位就不会动摇，甚至江西诸州的农业财富都是可有可无的。湖南的茶叶出口和食盐进口不可能不经过扬州控制的口岸，大部分利益注定会集中在淮南境内。清口之战后，淮南独占了唐代长安、汴梁和扬州分享的利益。局势已经不可能对淮南更有利了，任何重划地图的企图都会损害而非改善他们的处境。如果唐兵灭楚，即使不计战争开支和损失，贸易路线和岁入都不会增加，增加的反而是流官、戍军和湘西平蛮战争的开支。潭州或朗州政权接近本地，又能指望土豪分担费用，因此成本要低得多。金陵的扩张主义转向导致杭州、荆州、朗州各镇倒向汴梁，将自己置于环形包围圈内，无法在寿阳重演清口的胜利。刘仁赡在淮南的溃败就是十国的整体失败，因为只有寿阳的要塞才能保障吴越和南汉的安全。金陵投降以后，“尽取膏脂”的命运重新降临到“江南四十三州”头上。
吴越是杭、越二镇合并的产物，产生于当地土团抗击黄巢入侵的战争。钱镠取代董昌，意味着保境安民的政策代替了争雄逐鹿的政策。杭州推行金援外交，周期性资助和贿赂长安、洛阳、汴梁的朝廷以及契丹宫廷，牵制巨人邻居淮南，稳定闽越边界和苏常边界。钱王对两浙水利的精心照料，是后来的诸帝国望尘莫及的，他们培育了支持晚期诸帝国的士绅集团。他们的成就或许太大了，将地方精英的注意力吸引到农业财富方面，反而不如闽、汉重视海外贸易，因此失去了许多机会。闽国政权是北方难民的后裔，无法指望垦殖山地的收益，不得不深耕海上。他们需要某种类似安南的事大主义 [210] 和孤立主义相结合的外交政策，保障漳、厦港口及其山地屏障的安全。如果他们能避免致命的内战，宋人并非不可能像忽视安南一样，忘记他们的存在，然而历史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内战导致了南唐和吴越的瓜分。随着两大国的投降，他们保护的土地就只能自动纳入北方流官的治下。
南汉继承了南朝、隋唐一脉相承的广州印度洋和南洋贸易体系，不大仰仗各州的农业收入，因此非常轻视内地的士大夫传统和吏治国家的道德原则。广州的宫廷弥漫着邪恶的异国情调，为数不多的宫廷、军队和商团成员瓜分贸易利益，无视大批化外之民的存在。他们更像一个随时可能携带财宝离去的殖民地贸易站，对地方缺乏责任感。潘美的军队行动迅速，才阻止了他们泛海逃亡。宋人的征服拔除了令人厌恶的刘氏宫廷，却对错综复杂的种族团体无可奈何。土豪周思琼、麦汉琼的叛乱虽然失败，吏治国家的建设仍然困难重重。直至王安石时代，当地的科举仍然虚应故事。应征者不足以填补名额，考试无法坚持起码的合格标准。各州为了敷衍朝廷，不得不拼凑一批名义士子填补缺额。后者的儒学水准根本无法进京交流或出仕，只能满足于领赏后回家。宋军迅速撤退，投入更加危险的河东、河北战场，忘记了儒化程度更高的安南。静海军是重臣高骈苦心经营的基地，多次成功地击退了南诏的进攻。黄巢乱后，曲承裕的幕府并非自愿地脱离了唐室。他的旧将吴权挫败了南汉的吞并企图，却无法制服各地土豪。十二使君之乱瓦解了残唐遗留的幕府规模，产生了丁部领的土豪联盟政权。华闾宫廷向开封朝廷致敬，获得了交趾郡王和安南都护的头衔。这表明宋人无意恢复唐代的安南节度使，正如他们不想收编唐代朔方军的余脉——未来的西夏。
荆南高氏源于后梁的方镇，依靠平衡外交政策避免了沙陀人的征服，始终没有脱离方镇的格局。潭州马氏源于流寇集团的残余，军事征服的性质最为强烈。他们虽然阻止了淮南剿匪部队的追击，却摆脱不了长期的平蛮战争。平蛮战争的前线朗州渐渐积累起超过潭州的军事资源，最终导致了幕府及其蛮族战士对大后方的反征服。内战引起了金陵的干涉，潭州惨遭内外各方的蹂躏。战后的朗州幕府已经无法重建宫廷的规模，只有恢复汴京的方镇身份。巴蜀的地方势力一向薄弱，无法产生土著政权。前蜀是长安朝廷的代理人，后蜀是洛阳朝廷的代理人。他们的独立是朝廷瓦解的结果，独立并没有改变外来军事统治的性质，因此对下一轮征服缺乏抵抗力。两蜀的主要遗产是划定了大渡河边界，结束了长期的唐蕃战争。宋人继承了巴蜀的和平，降低了川峡四路的军事级别，给金、元战争的防御种下祸源。结果，蜀地严重地依靠西军残余和京湖援军。大理取代南诏以后，建立了酷似西周的封建体系，战争风险随之急剧降低。段氏扮演了周天子的角色，祭则寡人，政由高氏。高氏对君主保持了春秋式的忠诚和荣誉感，直到在蒙古战争中保卫主君，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