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垂死文明的战利品争夺者
永乐朝奠定的华夷秩序体现京师本位主义，以东北亚为重心。朝鲜和女真互为犄角，掖北元侧背。辽左形同三辅，朝鲜实为肱股。丰臣秀吉的入侵撕裂了东北亚安全体系，将辽左诸部投入大动荡之中。后金是这场政治地震的产物，将原有的体系收归己有，通过朝鲜和内蒙古的征服，反过来切断了京师的侧背。明廷将大部分精锐和军饷集中到辽东，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辽左狭窄的市场容不下巨量的白银，沿边部落和民众无法承担恶性通货膨胀的代价。江东物资转槽觉华岛，靡费百倍。内寇招引外寇，边事从此大坏。朝廷如果愿意达成澶渊式妥协，直接将少量白银交给后金宫廷，反倒能避免边境社会的崩溃，还可望通过口岸贸易获得更大的盈余。然而，交战双方都在追求不利于自己的方案。后金急欲议和，明人急于求战。洪武财政体制清除了聚敛之臣，也就无法筹集额外的战争开支。根据明祖的理论，军费应该由和平时期的储蓄支付。张居正的存银早已在秀吉的战争中消耗殆尽，明末财政家根本不具备残唐藩镇寻找利源的准确判断力。朝廷的财政和军事体系同时瓦解，将皇帝送上了煤山。残存的将领纷纷抛弃防区，向江东饷源前进。他们发现弘光朝廷分配苏松粮饷的能力还不如满洲征服者，相继倒戈内向。
弘光政权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要挑战。江东剥离了京师和北方的负资产，财政－军事压力已经明显减轻。北方诸镇失去了大运河的滋养，即使抢劫地方也无法生存，南下就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九江的左良玉同样仰仗下游的补给，才能进驻残破的武昌。南京朝廷的合理选择显然是效法王导、谢安，将这些无异于流寇的武装团体驱向上游和两淮，形成有效的缓冲地带，同时用自己能够信任的浙军封锁长江。弘光防御计划最初不曾违背以上的宗旨，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自身无法赢得吴绅的信任。琅琊王和顾荣的默契构成了建康流亡政权存续的根本，王导高超的外交手腕保护他们度过了最危险的窗口期。清流党具有相当浓厚的游士性质，即使长期执政也不一定有能力说服吴绅合作，但他们既然遭到不法的迫害，就完全有能力破坏马阮（马士英、阮大铖）集团的合法性论述，说服主要的纳税集团消极抵抗。弘光朝廷的游击式迫害得罪了吴儿，却不足以强制他们。这种迫害源于虚弱，启动了两败俱伤的相互报复循环。万历、天启以来的恶性政争留下了危险的记忆，双方都知道不能指望敌人的宽宏大量。马士英身陷两面受敌的绝境，觉得清流的朋友左良玉比清兵更可怕，并非没有道理。从钱谦益和左梦庚的选择看，以下的判断对两党并非不公：他们降清的动机就包括了利用满人继续打击敌人、保护朋友的考虑。满人得到三吴，迅速做到了弘光政权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清人行使了更大的武断权力，因此只引起了更小的抱怨。明军只是比较有建制的流民雇佣兵，没有固定的共同体和效忠对象，只会服从最有效的粮饷分配体系。他们为清廷作战的勇敢和高效，跟他们为残明作战的软弱和混乱形成了尖刻的对照。
南明只能依靠流寇和游士的机会主义联盟勉强维持，尤其突出地表现了士绅共同体缺乏自卫能力的致命伤。长沙的何腾蛟政权为了供养“一只虎”李过的“忠贞营”，在湖南推行涸泽而渔的打土豪政策。告密者和“诸营”分享严刑拷打所得的富户财产，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湖南民死亡过半”的治绩。孙可望、李定国的大西残军比李过、郝摇旗的大顺残军更加激进，在占领区推行土地公有制，将原先的业主和佃农全部编入军事化管理的“营庄”。“营庄”的一切收获属于征服者，一切需求由负责管理的军人统一分配。劳动者即使偷摘一棵麦穗，都要判处死刑。这种财政路线和李自成政权在秦、晋、京师的筹款艺术惊人地相似，同样地不可持续，在某种意义上预演了张国焘政权和张闻天政权的“挤干橘子”政策，因此获得了196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殊重视 [230] 。
相形之下，满洲部落武士和贰臣士绅的联合政府反而变成了文治理想的唯一希望。部落战士以战争为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不像流氓无产者雇佣兵那样需要高额军饷，且战斗力量和组织力量也高于后者。只有在这样的军事前提之下，摄政王才能维持万历税收标准。只有在这样的税收体制下，儒臣才能理直气壮地赞颂大清取天下之仁。因为仁政的根本在于轻徭薄赋，并不绝对排除王师的恐吓性屠杀。这种屠杀只限于“顽民”，“顺民”一般能够通过及时表明立场获得征服者的保护，因此不至于严重破坏传统社会的可预测性，远不如流寇的拷掠筹款政策那样武断任性 [231] 。
近代国耻教育的选择性记录完全抹去了流寇的恐怖统治和贰臣恢复文治的努力，片面强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残暴，成功地将贰臣集团抹黑为纯粹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这种叙事包含部分事实，但并非全部事实，更没有体现公正的比例感。我们无法否认最基本的格局：北京朝廷继承了明朝中后期的宪法结构和税收制度，南明朝廷却继承了流寇集团的军事骨干和征敛方式。贰臣承担了次要但切实的行政和财政合作者任务，蒙尘天子和行在孤臣只扮演了流寇的统战花瓶角色。清军将追捕“一只虎”李过和弑君叛逆余党作为南征的公开目标，回避了剿灭明室的尴尬动机，成功地唤醒了士绅阶级的忠心和恐惧，将自己打扮成该阶级的天然同盟，收到了最大限度孤立敌人的效果。清室得天下之易，为历代征服者所仅见，理应部分归因于“得天下之巧 [232] ”。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盗贸易者集团自成体系，跟残明朝廷及其流寇保护人貌合神离。明清南北朝廷和士大夫都觉得招安的海盗和反正的流贼大致属于同类，都构成了宪制内部的隐患，但两者桀骜不驯的原因相去甚远。流寇涸泽而渔，因此不能长期停留在丧失汲取价值的地区。海盗贸易者对待内地州县，同样以掠夺为主，不做长期经营的打算，但原因有所不同。郑成功利用明清谈判的短暂窗口，从闽浙四府征发了隆武帝和鲁监国通过税收和捐献无法取得的巨额物资。他无意保障长期和稳定的农业收入，因为这些收益零星散碎，扣除地方行政开支后，没有多少节余。他的利益在于维护长崎—金门厦门—澳门—巴达维亚航线的畅通，深入大陆只会增加开支和伤亡，不如保护少数沿海基地，发动不定期的抄掠性远征。南京战役暴露了他缺乏野战能力的弱点，给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但清军的追击也是相反方向的错误，因为他回到海上就会恢复良好感觉。海禁政策和复明大业最终将他拖出了原有的轨道，迫使他寻找安全的物资供应地和避难所。热兰遮战役暴露了明军在军事工程学领域的落后，也切断了方兴未艾的巴达维亚贸易线，制造了郑氏必须转向屯垦的局势。重心的转移和内部的分裂导致了金、厦的陷落和大批军民的迁台，增加了军屯的迫切性。晚期的台澎政权变成了曹公许昌、武侯巴蜀的海外翻版，主动抛弃了依靠英国人在安平对抗荷兰贸易线的尝试。鉴于英国人当时在远东的势力和企图都不及荷兰，这种尝试原本就没有多少希望。清军征服台湾，将纵横七海的最后一个窗口变成了锁闭编户齐民的最后一道封印。
顺、康年间，江东以外的人口赤字渐次消弭。明初的移民填补依靠征服者的强制，根本不曾具备近代神话制造者想象的共同体纽带性质。清初的移民方式相对文明，主要依靠自发迁徙和地方性优惠政策。清初吏治骨干的风气趋于保守，配合了他们称为“救民水火”的社会重建。新朝对义理、舆论政治和党派斗争的爆炸性潜力感到恐惧，鼓励凡尘俗吏埋头经营兵农钱谷。明代遗留的黄册（户籍－税收统计簿）已经严重失真，但只有明太祖式的革命者才有重新整理或另起炉灶的勇气和动机。清人入关，抱着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的机会主义态度，没有开天辟地、为后世法的企图。他们只要能恢复万历年间的粗安局面，就觉得剪除流寇、救民水火的承诺已经兑现，不再负有更多义务。雍正年间的土地整理也是局部和细节的勘理，没有张居正经界全国的野心。明清在十八省范围内的宪制没有重大差别，朝野士大夫的心态却极为不同。明人好大喜功，空疏迂阔。清人抱残守缺，谨小慎微。康乾之治号称盛世，主要是因为明末流寇战争降低了比较的标准。在范文程、宁完我一流汉军旗人的心目中，万历之治代表遥不可及的美好过去。辽人是清初关内政策的真正制定者，而理想较高的南方士人多数是反对派。清代相对于明代的优势主要在世界秩序方面，因为他们从辽金继承的多元君合宪制 [233] 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清代世界秩序不同于明代华夷秩序，将重心从东北亚移向内亚。清室从准部的虎口中夺走了西藏的黄教教廷，因此争得了漠北蒙古各部至关紧要的支持，终于赢得了历时三朝的准部战争。天山南路的回部在政治上和地缘上都是准部的附庸，在一场徒劳的后续战争中屈服了。清人一面向内陆推进，一面在东方退缩。北廷在日韩的威望不断衰退，主要出于文化影响力方面的因素，不是清室的政治军事胜利所能弥补的。华夷变态 [234] 降低了燕京朝廷在日韩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启动了两国的近代意识和国族建构。江户时代的国学家为日本的特殊性自豪，不愿继续崇拜浸淫末人文化的大陆儒学。封建之花刚刚在战国群雄的时代盛开。德川氏的绝对主义倾向适足以刺激，却不足以压制行将成熟的武士精神。日本已经脱去晚期文明为世界帝国订制的冕旒，露出符合新生代文明季候的甲胄。
安南和占城的冲突以后者的毁灭为结局，给征服者留下了南北隐为敌国的双头政治。南北朝是这种格局的自然发展，殖民者统治的南方享有更大优势。西山党人的革命暴露了安南新人类觊觎两广的野心，嘉隆皇帝的复辟预示了欧洲列强干涉远东的前景。顺化新朝一面对北称王，一面对南称帝，兼并寮国和高棉的土地，跟曼谷的新朝争夺湄公河下游。缅人从阿瓦南下，毁灭了勃固的孟人帝国，几乎兼并了暹罗。清缅战争只收获了各自表述的结果，迫使边境各土司继续保持暧昧，直到薛福成和英属缅甸划定边界。廓尔喀人和拉萨的冲突引发了福康安的远征，强化了北京宫廷的黄教保护权。满蒙藏构成宗教和政治的互补循环，在地缘上保护或包围了十八省的郡县社会，犹如亚述和米底亚从三面环绕古老的巴比伦。十八省和满蒙藏外围构成一个更大的财政－安全互补循环，审慎地守卫珍贵而脆弱的秩序。
十八省为满蒙联盟的世界体系提供了主要的财政资源，买到了明朝中后期不能指望的安全。明清易代没有改变顺民社会的组织模式，民间宗教和江湖帮派仍然构成主要资源。川楚白莲教之乱预示流寇时代即将重返，关外输入的秩序生产力行将枯竭。仁、宣二宗的朝廷意识到紧缩政策必不可少，着手制裁封疆大吏不合时宜的冒进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那彦成的浩罕战争和林则徐的鸦片战争才会草草收场。朝廷不大介意安集延商人和加尔各答商人的武装上访是否理据充足，更多地关心不要让鸡毛蒜皮的官府－蛮夷冲突影响紧缩方针。他们在这方面如愿以偿，因此并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事实上增加了粤海关的税率，减少了中间商和经手官吏的舞弊行径，对财政利多弊少。朝廷感到相当满意，随即投入了整顿扬州盐务的大工程。这时，太平天国放大了白莲教和天理教的叛乱。江东核心地区遭到致命打击，损失超过了明清之际。从此以后，内亚体系只能仰仗欧洲贷款和技术援助维持。东亚秩序在远东殖民主义的保护下，避免了流寇战争固有的灭绝性洗荡，日益从属于欧洲人的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