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士绅社会的荣耀与残缺
新旧党争不仅关系到具体的外交和财政措施，而且折射出士绅社会的宪法性争议。新党希望朝廷继承世家大族瓦解留下的真空，用统制经济的原则取代轻徭薄赋的原则。他们的理想社会要求人子不蓄私财，人君独擅权柄 [222] 。旧党有理由认为：这种可怕的图景与其说接近孟子解释的尧舜仁政，不如说更接近法家的军国主义。王安石的策略有两面性。他的经义格外强调孟子的集体主义和社会福利倾向，跟热爱井田制的早期道学家颇有共同语言。他的策论一味以富国强兵为饵，挑动人主的野心和虚荣心。这种策略酷似商鞅和战国策士，不符合普世价值先于国家利益的醇儒风范。他的经济政策最终全都变成了变相加税，用于撕毁条约和发动战争。这种策略酷似桑弘羊和王莽，验证了孔门的经典理论：“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223] 。”王安石的继承人比他更进一步，将经典的解释问题抛在一边。吕惠卿和蔡京都是卓越的财政家，依靠现实政治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们有能力解决财政问题，旧党的特长却在于制造亏空。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聚敛之臣总是皇室的宝贵财富。苏轼及其同侪将仁宗的亏空政策解释为积德，或许能赢得后世的读者，但肯定会失去当代的君相。秦桧和贾似道要解决财政问题，也只能回到新党的路线，即使他们在经义上并不赞同王安石。
二程兄弟的洛党是王安石的意识形态盟友和政治仇敌，他们的冲突酷似旧式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列宁主义者，可以视为“民众派”“理想派”社会主义和“国家派”“现实派”社会主义的分歧。洛党的乌托邦也是井田制，但抑制豪强的利益必须归于穷人，而非君主。穷兵黩武（及其必不可少的聚敛）给民众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富人的兼并，超出他们愿意接受的范围。他们因此憎恶王安石的助手，对王安石本人却怀有暧昧的同情，觉得“拗相公”或许只是惨遭小人利用的君子。他们激烈反对熙宁新党政府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并不全盘反对其政策。他们协助元祐党人推翻新党，主要是为了亲君子远小人。如果方田法的理念由司马光这样的君子，而非蔡京这样的小人负责执行，他们就会完全满意。可惜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司马光比谁都更急于彻底消灭可憎的前朝遗产，而蔡京居然比谁都更积极地配合。因此，洛党很快就回到了反对派的位置上。他们的反对仍然是纯理论的，不像下野的新党那样马基雅维利主义，因此他们在哲宗朝没能获得重返决策层的机会，然而这种失败似乎正合他们的隐秘愿望。其一，他们的手比新旧两党都干净，因此更适合理论家的名山事业。其二，他们能够更专注地发明完美的理论，从容指责对手的瑕疵。只要他们的理论界对手兼任现实政治家，就肯定会留下更多的瑕疵供他们指责。
司马光的朔党是真正意义上的旧党，在理论上、政策上、人事上全方位地反对新党。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不能满足于纯理论的胜利，因此并不完全排斥马基雅维利主义；但他们仍然自认为和被认为君子，因为他们像苏拉和庞培一样，用非常手段修补惨遭革命者破坏的“祖宗之法”，从不相信毁法者有资格向护法者要求平等待遇。他们的“祖宗之法”其实是宋代早期遗留的残唐五代传统，在仁宗的大政府改革后已经无以为继。然而较之王安石的财政扩张，仁宗的科举扩张政策仍然没有超出武后－玄宗奠定的唐式文人政府规模。仁宗的统治以负债累累著称，这是他同时优待士子和民众的必然结果。前者要求更多的官职和更好的待遇，后者要求更轻的赋税和更小的野心。元祐君子的政府追随他们爱戴的仁君，能减轻赋税却不能精简政府，给后人留下了巨额的赤字，将其解释为代朝廷收买民心的价值观投资。他们的国际协调主义出于财政形势的逼迫，不亚于理念的约束。他们是最后一批唐代人，不愿意为虚伪的高调放弃事功，不相信经学的原则性指导能够完全替代史学的经验性指导，因此不会像后来的道学家那样自相矛盾，一面鼓吹好战的外交政策，一面要求轻徭薄赋。唐氏政府之所以能维持宋人难以想象的小规模，主要不是政策的缘故，而是因为六朝遗留的世家大族仍然有能力提供免费公共服务。他们既然无力扭转士族衰落的长期趋势，甚至没有想到其中的原因，就注定是政治上的恐龙。
苏轼兄弟的蜀党更接近游士集团，对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法家的行政纪律观都不大尊重，却深受佛道两家的熏染，甚至觉得二氏的因果报应和汉儒的天人感应都是合法性的充分依据 [224] 。巴蜀是游离性质的边区，深刻影响了蜀党对朝廷的态度。他们以纵横家自居，觉得智力是成功的唯一准绳。如果你有足够的智力，无论皈依哪种理论、效忠谁，都会成功。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特定的共同体和价值观。他们的贡献在于技术层面，党派立场出于人事层面。他们嘲笑新党和洛党，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哪一种制度注定比其他制度优越，虔诚的信念和乡民的愚蠢区别不大。聪明人只能随机应变，不断填补时移世易造成的漏洞，不能指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能用抽象的原则束缚自己，因为世界上如果有什么安全之道，就在于灵活机动地把握时势。灵活性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必须维持道德和品位的标准。他们鄙视腐儒，不是从法家和酷吏的角度，而是从名士和雅士的角度。他们的理想人物更像晏婴、王导和谢安，必须儒雅和事功兼备，并不佩服热忱和悲惨的殉道者。他们尊重司马光，因为他的人品比其他竞争者好得多，但并不因此而放弃讽刺的爱好。游士是所有集团当中最脆弱的一种。他们从出仕起就抛弃了自己的乡土，也无意寻找其他的归宿。他们只想向后世炫耀自己的聪明，而且达到了目的。
新旧党争有其地域性意义，南方士大夫开始侵蚀北方同侪的禁脔。残唐五代两百多年的移民和开发已经造就了自己的精英，宋代是他们摸索和试探组织模式的时代。范仲淹和朱熹企图重建宗族的公共服务职能，为他们理想中的地方共同体张本，留下的遗产主要在南方。宋学的门户纠纷甚多，精神气质却有共通之处：重经义，轻经验；扬三代，贬汉唐；急著述，缓事功。朔党后继无人，从侧面反映了北方社会的衰竭。北方原本就是残唐五代兵火破坏最烈的地区，汴京朝廷又给他们增加了双重负荷：消费主义和社会实验。
京师一向是编户齐民最彻底的地区，汴京的消费者性质又烈于前代。宋代财政扩张势如奔马，制造了一个成本畸高的经济区。除了薪俸消费产生的下游产业，其他事业几乎没有任何生存机会。消费性服务业吸引了大批游手之徒，构成近代江湖社会的原型。秘密会社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甚至跟原有的民间宗教结合，既是社会散沙化的后果，又是进一步散沙化的动力。光棍文化和投机心理盛行，则稳定的社会组织难以存续。宋代市民文化是消费性商业价值观和流民冒险家价值观的产物，无限崇拜不择手段的发迹变泰（投机），比良民和农民更缺少自律、自治和积累的性质，这些性质才是西方所谓商业文化的根本。新党和洛党喜爱的方田法只有在汴京附近地区才真正付诸实施，随着党争的起伏而反复兴废。无论王安石时代的实践效果如何，仅仅因为政策的反复无常，就足以妨碍任何良性秩序的存在。任何京畿居民都知道：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的财产和社区关系至少要三次推倒重建。
河北是北宋初年的战争特区，负有特殊的军事义务。新政大行后，政府商业化的精神渗透到军事领域。宋徽宗的政府感到：北伐燕云主要解除了河北而非汴京或南方的安全威胁，因此河北居民理应支付北伐的开支，这样就可以保存封桩银的完整性。金人入汴，顺利接管了神宗积累的燕云经费。宋金战争、金元战争和元末的三次洗荡彻底改变了居民结构，河北再也产生不了能跟朔党相提并论的精英集团。关陇的形势接近河北，朔党是当地社会的回光返照。山东经过残唐五代的洗荡，已经流寇化。黄河、运河、金元战争进一步加速了该地社会的崩溃。在宋元平话和金元杂剧中，山东都是群盗的故乡。河东是汴京在五代的传统敌人，随着北汉的灭亡，遭到宋代少有的苛待。晋阳平毁。胡汉杂糅的居民遭到强制迁徙。军事集团遭到拆分、压制，最终像汉代的陇西李氏志愿军一样灭亡。汴京朝廷直到大祸临头才发现：晋阳高地缺少常驻的方镇，不是长途驰援的西军所能弥补的。辽人之所以不能做金人做到的事情，关键就在于无法解除河东宿兵的侧后威胁。金元之际，河东经历了胡汉混合的再封建化过程，因此在元明之际的大乱中损失最小，扮演了明初人口蓄水池的角色。
巴蜀类似河东，遭到蓄意的猜忌和削弱。川峡四路的边界解除了汉川和东川的天然防线，将西川置于绝地。四路兵额之少，与其辽阔的面积和险要的地形不相称。甚至在陕西沦陷后，内外三关仍然因建制不足而自行废弛。宋元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宋军都享有数量优势，唯有巴蜀例外。从苦竹隘到钓鱼城，戍军建制仅有数千至一两万人，必须依靠京湖路和南部土司的支持，才能勉强维持山地据点。土司尽管人口更少，却有更多的兵力和更好的防御能力。巴蜀继续维持人口灭绝和替代的领先地位，这是该地政治和社会组织松散产生的自然结果。两湖经过永嘉和安史两度拓殖，已经不再局限于江、汉、湘、沅沿岸地区。宋、元、明三朝末路，两湖人口都出现死亡过半的惨状。除日益缩小的土著酋长领地外，叛乱领袖大抵出身于贩夫走卒或邪教首脑。这些现象都证明，当地同样没有产生紧密的社会组织。从朱熹的见闻和评论看，福建内地的儒化只是刚刚开始。闽、浙港口有浓厚的伊斯兰因素，引起了宋元末季的政治－种族冲突。两广仍然是种族混杂，羁縻为治的地区。江西的儒化已经高度成熟，从北宋中叶至明代达到最高峰，其后渐衰。在宋末、元末的战争中，该地的人口损失少于两湖，在新朝扮演了人口蓄水池的角色，尽管该地的战乱并不更少。这些现象暗示，江西的宗族组织和地方团体较为发达。
两浙是晚期帝国的精华、士绅社会的样板，只有他们维持了十国到清末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延续性。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屠杀当中，他们的人口损失都不及半数，而且没有切断精英的传统。在最近一千年的东亚社会，这就是难觅其匹的重大成就。书面记录往往给后人留下相反的印象，因为大屠杀的记忆取决于文化精英在幸存者当中的比例。浙人留下的受害记录最多，恰好说明他们的社会所受破坏不大，知识精英在劫后仍然拥有左右历史记忆的能力。伯颜下江南，只造成了个别的屠杀。元军洗劫两湖，造成了大面积的无人区。陈友谅对两湖的人力资源涸泽而渔，征服者朱元璋的屠杀导致了湖南人口的整体性替换。相形之下，张士诚辖区所受的掳掠只能称为局部事件。然而，后人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这种认知偏差貌似不公，其实体现了最大的公正，因为文明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口和财富，而是取决于组织的复杂度或秩序的生产力。白起时代的军国主义大屠杀理应遗臭万年，因为华夏文明最精致的花朵和最有生命力的共同体由此而绝。流寇时代的人口灭绝虽然有过之而无不及，损失的组织和秩序却微不足道，甚至可能不及原始部落的灭绝。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几千死难者比黑死病的数百万死者重要。东方暴君屠杀整个行省，不如雅典民主审判苏格拉底重要。朱元璋屠杀了湖南的大部分居民，重要性也远不如他流放到凤阳的少数苏州人。宋明两朝的两浙士绅界定了后人心目中的东亚文明的概念，正如1812年的英格兰绅士界定了英国的概念。他们是孔孟和王谢的不肖子孙，却是远东铁达尼号最后熄灭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