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游士与启蒙者
封建体系是社群主义的黄金时代，不存在没有共同体的个人。文明人的资格取决于他在共同体内的身份和关系，孤立的个人无异于夷狄和野兽。西周以王道仁政著称，因为朝廷不会拆散民众的小共同体，无论氏族还是村社。个人脱离社区，通常意味着巨大的不幸和残酷的虐待，几乎没有人会自愿这样做。春秋时代，这种不祥的情况开始出现。贵族在政变中丧失身份，沦为周游列国的浪人。他们像背井离乡的但丁一样，时刻怀念祖国，梦想下一次政变会将权柄交给自己的朋友，然而很少如愿以偿。战争和兼并制造流民，他们只能指望找到一位建设新邑的仁慈领主。随着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的战争升级和制度溃败，关东各地无不流民遍野。新君主及其法家大臣建筑新都、开垦荒地，无不依靠招徕流民。邺城、大梁一类的名都，河西、代郡这样的郡县就是这样诞生的。建设的速度之快，本身就证明了社会解体的严重性。在井井有条的封建体系下，仅仅临时抽调数千人力都是极其困难的任务。春秋末年，中原的可垦荒地已经不多。人口过剩的问题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使儒家“修文德来远人 [126] ”的理想变得迂腐可笑。流民占据了贵族田猎和游玩的山泽禁地，以打猎、捕鱼、开矿、烧炭为生，可能还会顺便抢劫附近的采邑。这就是所谓的“崔苻之盗 [127] ”，出现在率先解构封建的郑国并非偶然。盗跖庄蹻的罗曼司开始流行，预示了未来的流寇时代。在组织资源丰厚的封建社会，大规模的流寇是不可想象的。在组织资源匮乏的吏治国家，流寇才会构成扁平化社会的不治之症。
浪人的失败者向下，流民的成功者向上。各种丧失归属的冒险家在社会解体形成的真空地带相遇，形成了绵延千年的游士传统。独立的个人既是社会解体的产物，又是社会进一步解体的原因和催化剂。解体（社会）、解放（个人）和启蒙（思想）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三个不同侧面，都以游士的演化为枢纽。《尚书》告诉我们，“士”或“夫子”都是武士的泛指。武王在牧野战前的演讲中，认为这个概念可以同时适用于各国的战士和军官。封建主义的武士是一种基于出身的权利，技能取决于罗马式的经验训练，没有或几乎没有纯粹抽象的学问。这些训练从少年时期开始，从不脱离贵族阶级的实际生活。贵族的天职就是长期和精练的仪式活动，在孔门的六艺中留下了痕迹。“礼”和“文”的概念都同时包括了祭祀、交际、军事、分配和仲裁的内涵，这些程序都是有形态战争的必要组成部分、文明人类身份的重要标识。蛮族同样好战，但他们的勇武缺乏仪式性，因此不能跟禽兽相区别。晋文公在城濮之役前夜简选将才，首先考虑“文”的造诣，原因就在于此。从习惯法演化的自然顺序看，礼仪是战争的副产品，文化是礼仪的副产品。直至春秋末叶，这些德性都从属于同样的阶级身份。如果你懂得怎样选择恰当的场合，引用《诗经》的恰当段落，社会就会认为你肯定知道怎样参加射箭比赛，而且不会在决斗中丧失勇气。
游士丧失了固定的共同体、领地或世职，依赖外邦甚至敌国宫廷的临时性资助，在春秋初叶还是极其罕见的偶然事件，在人们的想象中经常伴随着亡国、政变、剥夺继承权的痛苦纠纷。然而，宪制的崩溃最终导致了阶级的崩溃。同样的处境对贵族流亡者意味着悲剧，对平民或归化者却意味着机遇。从传说中的管仲开始，春秋时代的宪法破坏者越来越习惯用游士的待遇吸引平民或外邦人。将贵族的经验提炼成脱离贵族生活方式的抽象知识，在子产时代仍然颇有离经叛道的色彩，在孔子时代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渠道，在战国初叶发展成大规模产业，在战国末叶造成了明显的人才过剩和官职匮乏。历史之人难以理解大大超越自己生命周期的长时段趋势，经常将同一头大象的鼻子和尾巴视为不同的生物。孔子一面抵抗“礼崩乐坏”，一面躬行“有教无类”，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创的先例损害周礼社会，远远超过寻常的乱臣贼子。
从封建主义的角度看，启蒙就是促成社会解体的腐蚀剂。社会在解体的最初阶段，就会释放出健康时期储蓄的全部能量，仿佛烟花在燃烧时最为灿烂，然而漫漫长夜的命运就在此时此刻注定。浅人不察，居然以为腐蚀剂隐藏着盛世的秘诀，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的下场是害死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盛世的影子。兴奋剂可以牺牲强健运动员的老年，购买暂时的优异成绩，却会立刻夺走病人的生命，买不到任何优异成绩。文明的本质就是挥霍，烟花的高度取决于启蒙以前的积累厚薄，跟启蒙者没有多少关系。然而，人类天然具有自我毁灭的隐秘欲望，因此面包极少受人尊重，兴奋剂经常千金难买。孔子及其门徒位于面包和兴奋剂之间，开辟了启蒙的伟大传统，却对启蒙传统的下游感到恐惧，最后被新一代游士预支未来的高明技术吓破了胆，重新投入周礼的怀抱，幻想这样就能保存永续开发的元气。
随着封建体系的崩坏，贵族的修养变成了游士的知识。前者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有高低，没有真伪。后者是脱离个人生活的待售货物，因此职业道德非常重要。优秀贵族的修养首先来自近乎本能的阶级定位，由此而派生了待人接物的最佳竞技状态。经验知识就是最佳状态的自然流溢，犹如罗马元老和英国绅士的德性，犹如妻子对丈夫、骑士对骏马的操纵能力，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在记录和教授当中损失了最重要的部分。赵衰和原伯贯不需要或是几乎不需要专业技能，因为勇敢自然会产生慷慨和诚信，骄傲自然会产生仁慈和体贴，外交、竞技、军事、仲裁的优异表现都是这些德性的自然结果。只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环境的共同演化才能产生良好的贵族修养，书面知识的记诵只会产生笨拙可笑的官吏学究。协调是天真时代朝露未晞的蓓蕾，正确是晚期文明东施效颦的标本。孔子时代的君子是这样一种人，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精湛的艺术。他在外交宴会上仿佛偶然地想起《诗经》思乡的诗句，隐喻盟国期待援助的急切心情，巧妙地启动了同侪的灵犀。等到教育专家、礼仪专家、军事专家、行政专家、外交专家各自将原属贵族社会的经验知识抽象化、书面化、大众化以后，文明的艺术就越过了自己的巅峰。这就是所谓的百家出自王官，道术为天下裂。贵族的礼乐肯定是诸子百家的文化星宿海，但这绝不意味着西周设置了后世那种官僚化的教育机构。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机构，反倒会破坏封建精神，产生不出优质的天然贵族。
孔门弟子发挥的历史作用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张为国氏、高氏提供礼仪咨询服务，雇主坚持索取超过其阶级地位的排场。依照孔子本人推崇的古大臣之风，“堂堂乎张 [128] ”似乎应该力谏一身系天下之望的世卿：不要忘记他们对礼乐文明的神圣责任，不要为将来的野心家提供可乘之机。然而，这位贤人宁愿遵循雇佣技术人员的职业道德：顾客永远正确，专家只负责知识的准确性。知识的用途是好是坏，跟他毫无关系。这种职业道德已经是贵族责任伦理的倒退，不久就开启了更加彻底的倒退。战国初期的游士很快就不再坚持对顾客保持诚实，只要求在游士相互之间保持共济会式的底线。战国晚期的游士陷入更加残酷的恶性竞争，相互诬陷和陷害雇主都不再显得不正常。与此相应，游士的阶级出身不断低落。贵族社会的失败者变成渴望暴发的平民，再变成鸡鸣狗盗的江湖浪人。启蒙在第一阶段开始，在第二阶段产生永远胜利的幻觉，在第三阶段陷入穷途末路的绝望。在儒家内部，孔子的贵族托利主义、孟子的平民社会主义、荀子的国家现实主义分别代表了这三个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启蒙”已经变成了“反启蒙”。法家的大臣冷静而现实地总结了游士的智慧，断定这种智慧的最佳用途就是消灭游士。在他们计划的美丽新社会中，腐蚀剂越少越好。
诸子百家是活跃游士的集体称谓，但某些游士比其他游士更加平等。儒家的传统产生最早，延续性最强。他们在邹鲁社会自有根基，在齐国和西部才是游士。邹鲁儒生不必周游列国，汲汲于求官。他们像耶稣会一样，几乎垄断了当地社会的教育和婚丧市场。他们因为学识丰富、地位安全，滋生了迂腐自负的态度，觉得其他人都不够正宗。楚人灭鲁，没有损害他们的阶级地位。他们对楚人也非常忠诚，甚至对项羽的败亡都置若罔闻。这种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相互利用，多少蕴涵价值观联盟的意义。儒家留恋的周礼浸透了贵族封建制的精神，在战国时代日益落伍，而楚人的宪制保存了最多的贵族封建制遗痕，在郡县化的浪潮中同样不合时宜。双方在“法的精神”上，自有其选择性亲和力。两者都不肯为成绩而牺牲寿命，比竞争对手更能抗拒早熟早衰的诱惑。列强的军国主义耗尽臣民的组织资源和战斗力（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以后，廉颇视为萎靡腐败的楚人却将复国主义和军事传统保持到最后。儒家在诸子百家当中的地位，几乎完全相同，不能以政绩显耀于当世，却能以坚韧坚持到最后。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这正是封建主义的特长。封建主义不善于征服，因为他们缺乏汲取和动员的能力；不容易被征服，因为他们的资源和组织不够集中。
齐国的儒家和阴阳家几乎无法区别。战国末季，阴阳家是最新锐的政治神学创造者。传统儒家和法家都提不出世界主义时代的合法性论述，该领域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秦汉两大世界帝国貌似敌对，实际上都接受了他们的学说。秦始皇的水德理论和皇帝神学显然是谈天衍学说的拙劣模仿，缺乏想象力的儒生和文法吏都难以胜任。儒生的托古改制起源最早，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锁定于周公传说和殷周天命，因为当时的已知历史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太远，师徒传授几代以后就很难另起炉灶。其他各家正因为起源较晚，没有师说的约束，民间罗曼司越晚越丰富，反而便于发明更早的历史。于是墨家发明了大禹，道家补充了黄帝和南方诸神。法家作为法后王的理性主义者，把尧舜改造成浸淫战国精神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阴阳家最晚出，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以前的所有发明，又补充了燕齐海上神话的系谱，制造了三皇五帝以来的漫长历史。最重要的是，为神学历史的演化提出了科学的解释体系——五德终始说。阴阳家们宣称：这套历史规律不仅可以解释过去，而且很能预言未来。鉴于“不嗜杀人者得天下”的浅薄启蒙主义已经在长平彻底破产，法家的厌恶者都感到不能冒险拒绝唯一有能力抗拒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解释体系。秦汉之际，邹鲁以外自称和被称为儒家的人士泰半都是阴阳家的苗裔。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并不例外，被坑的原因除开罪皇帝以外，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发明工作已经完成，灭口是永葆体系神秘性的不二法门。
墨家和宋国有特殊关系，他们的宗教性热忱和宗教性组织非常符合战国诸子嘲笑的宋人之愚。宋人是保守派当中最保守的一翼，绝望地维护仁义之师和国际联盟的原则。墨家和儒家的斗争是清教徒和国教徒的斗争。前者与其说反对后者的主张，不如说反感后者太世故、太缺乏热忱。儒家的礼乐范围大于墨家，能够包容墨家所有没有宗教意义的原则。反过来却不行，这是墨家始终无法染指邹鲁的原因之一。山东儒、墨长期合流并称，墨家的消失大概是融入儒家的结果。庄子的真道家和泛楚国的南方地区关系密切，依靠非华夏的神学传统支持。他们的政治学说就是外邦人的立场：不染指，不负责。老子的伪道家是法家和兵家的支流，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玄学化，显然是三晋名法传统在郑卫飞地的伏脉。这个小邦林立的核心区在政治上一直是秦晋的附庸，在思想上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