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军国主义与群众的解放
最早的郡县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军国主义现实政治给封建主义习惯法打上的一连串补丁。从宪法上讲，二者都具有临时政府的性质。诸夏旧制去西周氏族未远，以“邑”和“社”为基础。这时的“邑”地缘共同体性质较强，构成封建政治的基本单元。“邑”往往有城墙、城堡或防御工事，起源往往是分封或次级分封选择的战略要地。“邑”的大小相去悬绝。小邑十室，大邑千室。“邑”的种族－文化成分不同质，通常同时包括源于殷人、周人及其同盟国的氏族，后期还容纳了越来越多的土著成分。“社”的文化－血缘共同体性质较强，构成民间社会的基本单元。共同的信仰和祭祀活动构成“社”的存在基础。封建体系的同一阶级层次和同一地理位置通常存在多种不同的“社”。直至孔子时代的鲁国，殷人仍然以亳社为盟 [140] 。
“县”意味着“悬（县）而未封”的邑，通常源于两种非常状态。其一是悬而未决的继承权纠纷，包括诸公子领地的转移、篡夺和驱逐。其二是有待于再次分封的征服地，包括灭亡和吞并的旧诸侯。晋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属于封地转移的“再命”程序 [141] 。“再命”没有逾越周礼的范围，但封县不封邑本身就证明“悬而未决”意味着有利于君主的直接统治。可想而知：东周诸侯有强烈的动机增加这种临时政府的适用条件，正如西欧君主非常倚重未成年继承人（由君主或执政大臣代行监护权）的封地和待补缺主教的辖区。在这两种情况下，监护者都能享有领地或辖区的收益。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充分显示了这种动机对封建主义的巨大破坏作用 [142] 。楚庄王杀夏征舒而县陈，公族申叔时指责他“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 [143] ？”然而，陈、蔡、申、息最终还是沦为楚国的县。这两种情况通常都发生在传统意义上的华夏－文明地区，因此县的人口和资源都比较丰富。
“郡”意味着军事管制区，通常设置于边境地区或夷狄地区。因此最初县庶而郡少、县肥而郡瘦，才会产生赵简子“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144] ”的政策。顾炎武认为“郡之称盖始于秦晋，以所得戎翟地远，使人守之，为戎翟民君长，故名曰郡 [145] ”。《史记·甘茂列传》称“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史记·楚世家》记载：“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 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显然是拓边政策的结果。边区意味着开放的疆界、巨大的面积、稀少的人口和军事统帅的便宜行事权，开发余地肯定大于疆界已经封闭的内地各县。郡在没有封建遗产的地方直接实施军国主义。县在封建遗产丰富的地区实施行政官代理制度。不言而喻，新军国的模范在郡而不在县。边疆和流民构成富强的资本，因为开发和汲取的成本最低。诸夏和封建残留了太多的礼乐和仁义，不利于行政合理化和军事动员。
随着诸夏的衰落，秦、赵两大军国主义楷模日益依靠边郡的全民动员机制。各县逐步纳入各郡，既是前者面积较小的自然结果，也是通过郡县整合进一步“去封建化”的政治需要。置县、置郡、郡县整合三部曲在孟德斯鸠所谓“法的精神”意义上，相当于简单粗暴的理性建构取代灵活复杂的演化习俗。在这场游戏的开端，才智之士协助绝对君主挣脱了历史成例的约束。在这场游戏的高峰，绝对君主将智慧和功绩从出身和等级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在这场游戏的尾声，孤立而平等的个人完全沦为吏治国家及其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牺牲品。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146] ”的公式精确地反映了国家诞生和群众解放的三阶段，还隐含了一层嘲讽的意义：“尚贤”的儒墨二家仍然以时代精神的弄潮儿自居，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被新时代淘汰。启蒙主义者对群众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平等社会不会像封建社会那样任人唯亲。然而，“贵贵而尊官 [147] ”才是无形态群众的本来面貌。“尚贤”的天真时代总是那样短暂。
“去封建化”意味着国家以雷霆手段粉碎各阶级、各种族的枷锁，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将无形态的群众彻底解放出来，将平等化产生的巨大势能投入“去礼义化”的总体战。李悝、吴起、商鞅富国强兵的秘诀不外乎此。《国语》曾经将“料民”视为践踏成例的暴政，却未能阻止三晋率先推行更加严密的“上计”制度。“编户齐民”不仅要毁灭封建，而且要毁灭氏族，将一切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家之外，只剩下孤立无援的核心家庭。《商君书》声称：“户籍可考，故民不逃粟”，“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于是，财政、徭役和军事组织融为一体。即使鲁登道夫和列宁都会羡慕《尉缭子》的全能国家：“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已周已极，其朝死则朝代，暮死则暮代，权敌审将，而后举兵。” [148] 没有这样的组织力量，长平式全民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战国的历史就是各国竞争性开发总体战模式的历史，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将战争的强度提高了上百倍。在封建主义的残余组织资源消费殆尽以前，吏治国家得以享受它们转瞬即逝的盛夏。当时的诸子和名流无人预见到：文明的历史积累从来不是无穷无尽的，挥霍时代注定转瞬即逝。“尚力”时代并不比“尚贤”时代更长久，原子化社会将会迅速陷入疲软和散漫的泥潭。这才是无形态政治的本来面目，文明复归原始状态的阻力最小路线。
儒家面对“率兽食人”的美丽新世界，发出了复古主义的哀号。然而，他们“选贤与能”和“有教无类”的阶级解放纲领似乎不可能得到别样的结局。有教无类的贤能以其定义，就是没有特定阶级和族群认同的游士，注定要发挥社会腐蚀剂的作用。段干木、田子方和李斯、白起的差异，没有明显超过理想与现实的正常落差。毕竟在原先的封建社会中，理想人物子产、孔子和现实政治家季氏、鲍氏的落差也并不更小。孟子的理想君子生活在梦想的空中楼阁，致力说服感伤的君侯，最大限度地增加群众的精神和物质福利。韩非子的理想君子生活在残酷的现实政治当中，致力帮助贪婪的君侯，最大限度地开发群众的劳动力和战斗力。双方各得其所，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和世界的本性。
战国儒法的分歧点与其说在于宪法体制和社会模式，不如说在于地缘政治和历史渊源。三晋和邹鲁的对抗源远流长。秦人大体上是三晋的文化殖民地，“以吏为师”和郡县制都起源于晋，光大于秦。齐楚各有其特殊的民间文化，而上层教育与东国儒学高度重合。论文化沉淀之丰富，法家和墨家根本不能跟儒家相提并论。然而，战国儒学尚未产生足以应对名法之士的政治理论。汉儒后来创造了另一套剔除了封建主义价值观的周政优越论和国际主义精神，逐渐丧失地方爱国主义性质，有赖于秦政世界帝国的逆向刺激。他们响应关东贵胄复辟时，仍然缺乏系统的宪法理论，更多地依靠东方文明世界对西方半野蛮人的传统敌意。“宁蹈东海，义不帝秦”是齐人的爱国主义。他们不能忘记“东帝”的荣耀，何况三皇五帝的神学根本就是为齐湣王的利益发明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楚人的爱国主义。他们不能忘记楚怀王的耻辱，何况南国本来就是异于华夏世界的另类文明。
秦政革命的胜利有赖于地缘形势和外交意外，否则很难证明军国主义体制在长期竞争中必然优于古老、复杂的东方文明国家。关东父老不能心服口服，自在意料之中。我们从汉袭秦政以后的表现就可以看出，高强度的汲取和挥霍好景不长。秦政如果未能在短暂的窗口期迅速征服东方，很可能陷入两头落空的境地。经济文化不如东方，军国主义不如匈奴。后世的北魏和辽金身陷北狄和南朝之间，结局就是这样。秦政的军国主义动员体制比赵人晚几十年，比草原民族的整合早几十年。从后者的角度看，匈奴是秦、赵、燕开边拓地的自然反应。匈奴的路径和宪制都酷似几十年前的中山国，遗留了战国中叶的某些特征，例如相邦制、都尉制、侯王制，军国主义不如秦政彻底，保留了贵族混合政体的共治性质，因此凝聚力和战斗力维持的时间较长。
“东帝”齐湣王以五都制和乡里制的方式保存了春秋初期的宪制特征，对该国的工商业颇为有利。齐国的失败责任在于拿破仑三世式的虚荣外交，秦人的宪制和外交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齐湣王出于微不足道的虚荣伤害，协助赵国消灭了多年扶植的中山国，丧失了险要的缓冲区，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利益。齐人灭宋，虽然得到了土地，却恶化了地缘形势，将安全的齐宋边界变成了危险的齐楚、齐魏边界，得不足以偿失。齐人灭燕，把友好的缓冲国变成了敌人。乐毅的“大洪水”虽然转瞬即逝，却摧毁了齐国贵族的战斗力。楚汉之际，他们再也没有表现出江淮楚人殖民者的军事素质。原因大概不在经济和组织上，而在社会功能上。因为齐人的经济优势一直维持到新莽时代，贵族一直维持到汉武帝的亚述式大流放。大流放没有影响工商业繁荣，说明贵族并不依赖实业为生。从齐襄王对重臣的猜忌、田单伐狄的荒谬表现、孟尝君治薛的经济政策推测，战后的齐国贵族在绝对主义的压迫和经济形势的诱惑下，转型为类似晚期威尼斯共和国的食利者阶级 [149] ，为经济利益放弃了保护附庸的古老义务，也就自动丧失了江东子弟的战斗力，沦为依靠雇佣客卿和鸡鸣狗盗之徒的冒险家集团。田氏起兵反秦、反楚，都依靠反复无常的诈术，军事上一触即溃。他们的族人和门客显然更接近于孟尝君的部下，而非项梁、项羽的江东父老。即使如此，齐人的共同体意识至少维持到汉初。相反，秦人一旦亡国，就毫不怀念共同体，甚至将楚人的约法三章视为恩惠。同一时期的齐人和楚人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怪事。这些现象都证实了通常的看法：秦政比东方各国更彻底，因此共同体的解体就更快。
秦人意外地征服巴蜀，对楚地缘优势才得以奠定。古老的巴蜀文明具有某些殷商的特征 [150] 和现代彝人的特征，相对于华夏来说，其另类程度甚至超过了楚人。楚人的贵族大多通晓华夏雅言和神话系谱，而巴蜀和华夏始终互不理解。楚人和华夏有相互融合的一面，巴蜀文化却像印加文明一样遭到征服者的彻底抹杀。这次奇袭的前因仍然难以判断，但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鄢、郢、巫、黔中都落入秦军水陆之师的侧击范围，楚人的防御负担骤然加重。随着汉中（上庸）的陷落，郢都未战而陷入三面受敌的地缘绝境。楚人将主要精力用于开拓江东吴越故地，忽视了上游的威胁，直到汉中危机爆发。这时，楚人已经无法经受武关陆军和汶山水师的夹击。然而，蓝田之役证明楚人的实力并非处于劣势。巴蜀的地缘失败原本可以通过外交的反包围弥补，鄢、郢的悲剧主要应该归咎于楚怀王政府的暧昧犹疑。在战争和外交中，秦、楚宪制和社会演化差异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项羽和吴楚七国之乱暴露的情势看，楚人共同体的解体其实比秦人和齐人更晚。
战国后期的社会革命逐渐失控，使战国初期启蒙者的后裔感到由衷的绝望。贤能或游士的数量日益增加，阶级出身日益低落。旧贵族没落造成的空缺已经不足以安置他们，因此他们的投机性和自杀性日益明显。从苏秦和张仪到范雎和蔡泽，再到韩非和李斯，构成一条无产化、浪人化的危险曲线。从战国末年的标准看，战国中叶公认的反面典型已经形同不可企及的费厄泼赖榜样。早在秦火之先，荀子师徒已经发出整肃舆论场的呼声。坑儒或许是秦始皇个人的一时意气，但整顿风俗的文化政策无疑是深思熟虑的计划。从内容上讲，水德神话并不怎么敌视东国儒家的价值观。后者早已暴露了自己在政治神学方面的低能，越来越多地依赖齐国色彩鲜明的阴阳学说。咸阳朝廷干犯众怒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将荀子赞不绝口的“古之治”推广到关东，其中包括钳制和监视游士的酷律。叶公好龙的儒生很不习惯这种待遇，而且他们和关东豪强的关系网不是旦夕之间就能切断的。
秦人的游士政策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理性，完全无视解放平民和裁抑游士的内在矛盾。前者肯定会刺激无数新平等主义者的野心，从而在极短时间内产生了“为天下者不顾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的可怕口号。六王毕四海一，末路王孙满市曹。一切坚固的东西似乎都在烟消云散，一切似乎都变得可能了。变革通常会引起对更大变革的期待，阶级解体使新人类不再知道野心的合理界限。文法吏对百姓人人带剑（冒充没落贵族）的新社会缺乏准备，因为他们原先能够控制的游士只是为数不多的外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