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命无常
“化行南国 [77] ”是周人针对江汉软腹部的侧翼包抄。“既伐于崇，作邑于丰 [78] ”是殷商在鬼方、羌方势力范围的总崩溃，对周人的重要性相当于后金攻取辽阳。观兵孟津事件如果存在，主要是针对东方诸侯的试探性外交活动。黎国的灭亡是牧野之战的热身运动，军事路线几乎完全相同。《尚书·牧誓》证明真正的军事行动只能信任少数核心盟国，后者全都来自西土。士师和夫子的训练和组织方式显然非常简单，只能适用于高度默契的小团体。师尚父像鹰一样飞翔在牧野上空，使他的盟军赞赏不已。这是羌人－牧羊人从羊群捕食者那学到的战术：迅速的袭击和更加迅速的撤退，集中打击掉队者和弱者，避免正面进攻密集的阵形。这种方式能够奏效，说明对方军队的业余性质很强。纣王肯定没有迦勒底人已经发明的重装步兵方阵，武王也没有晋文公和士会进退有度的六师。周人不是凭借封建制度征服东土，而是在军事殖民的动态运动中塑造了封建制度。
无论如何，武王最初没有修改世界秩序的计划。他似乎宁愿以武力仲裁者自居，在大邑商拥立新君。他的胜利有赖于殷商贵族的分裂，后者很可能将西部联盟视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从。纣王、箕子、微子、东夷的纠葛暗示，殷商所出的环渤海文化圈正在经历严重的危机。纣王无视持续两朝的西部败局，发动针对东夷的大战。后者原本是殷商的亲近者和支持者，后来又是复国战争的同盟者和大后方。殷商保守势力有理由期望：纣王的毁灭是结束危机的捷径，由此不难恢复美好的旧时代。武王在战前和战后都把自己描绘成古老习俗的维护者和修复者，谴责纣王信任新人和妇女的轻率倾向，自然不会毫无考虑。他如果真有改朝换代的期望或能力，就不会乞灵于这一套“保卫盘庚宪法”的理论了。周人晚出的材料将殷商描绘成相当堕落、不断堕落的族群，并不强调任何君主的邪恶负有特殊责任，但武王使用的材料坚持只有纣王及其违宪任用的平民和妇女有罪，声称宗室和贵族尤其是微子一系亲周派都是忠实善良的人。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场战争更多地具有内战和政变的性质，微子一系和周人大概早有默契。微子他们如此仇恨革命的亲属，宁愿让羊人（羌）及其姻亲（周）洗劫中商。
殷商保守派贵族对西部联军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于周平王和申侯对他们召来的蛮族盟友的看法。武庚的复辟政府很高兴看到革命君主和平民暴发户的垮台，指望西伯及其蛮族朋友满足于已经得到的奖赏。联军很好地完成了废昏立明的任务，应该回家了。三监入朝，可以视为新政府对功臣的奖赏。入朝就是诸侯对朝廷的承认，后来周平王对郑伯、虢公的奖赏与此非常相近。如果武王真的以为自己的地位高于朝歌，本应该征召殷商宗室入周为卿才对。微子后人迁宋以后，就承认了入周觐见的义务。姬姓宗室这时入朝，更像是承认武庚政权的合法性，希望以重臣身份从内部控制新政权。武王平静地撤回关中，似乎认为预定目标已经实现。三监最初的说法（《史记 [79] 》、《汉书 [80] 》、《淮南子 [81] 》、《逸周书 [82] 》）将武庚包括在内（霍叔在《商君书 [83] 》和古文《尚书 [84] 》中取代了武庚），更加令人怀疑：武王所谓的监护可能不是周人对前朝的监护，而是殷商保守派政府及其蛮族盟军对纣王革新派残余势力的监护。武王回到宗周后，同样认为殷商仍然享有天命，以致敬畏之心形于辞色：“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85] ？”
在这种情况下，大邑商的新政府继续以世界统治者自居。三监觉得自己是新朝重臣，浸淫京师的高级文化，地位高于留守西部的穷亲戚，永远不会回去了。殷商两朝封国迁移的惯例是：新邦并不认为自己从属于老家的亲族，甚至不一定履行结盟和援助的义务。直至东周初年，虢公和东虢的关系仍然如此。殷商之际，封建制度尚未建立，各邦的关系更加松弛和混乱。三监对丰镐（丰京、镐京）的贰心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周公的愤怒反倒更像别有用心的僭越。武王去世，幼子登基。东方的长辈在外交方面自行其是，即使在封建制度确定以后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周公其人是否确实存在，镐京黑暗的政治长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传说在周公以前，周人没有确定的继承权制度。）我们即使完全信任宗周新政府的指控，东方诸侯的罪行也只是散布流言。殷商－三监的“叛乱”至多是一场外交革命，疏远保守派的主要支柱——西部联盟，重修环渤海圈各邦的旧谊。武丁以来，殷商的外交政策始终在东西之间来回摆动。没有一方能长期占上风，纣王似乎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好平衡才灭亡的。牧野之战时，东方诸侯没有给他任何支持。
所谓的“平叛”更像镐京方面的突然袭击，动机可能就是打破东西方交替和平衡的旧制度，树立后来《诗经·大东》抱怨的西部单方面优势。东方联盟的主力不是三监和大邑，而是奄、蒲姑和海岱各邦，颇能说明这次政变的真实性质。《尚书·大诰》宣称，殷商内部的保守派将会继续支持周人。果然，管、蔡和武庚几乎不战自溃。这说明殷商核心区的内部分裂多么严重，纣王的私智给自己的世系留下了灾难性的遗产。海岱文化圈才是真正的战场，他们和殷商保守派的矛盾显然超过了殷周矛盾。西军灭国五十，在海滨诛杀殷商最后一位英雄飞廉。奄人抵抗了三年，战争的惨烈显然远远超过了牧野。徐方降而复叛，终西周一朝始终构成镐京的心腹大患。徐偃王敢于跟周室分庭抗礼，汉东诸侯割地而朝的罗曼司一直流传到战国。东方人长期怀念他“行仁义而亡国”的英雄壮举，仿佛不列颠遗民怀念亚瑟王。
这一次，宗周全面谴责东方的享乐主义、平等主义和武断统治。从这些罪名看，东方文化已经发展到“文艺复兴”式的熟极而弊阶段。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魅力无穷，对管、蔡这样淳朴的乡下领主构成无法抗拒的诱惑。周人没有可能跟他们竞争，只能以理性和节制的名义予以排斥。他们的阶级制度已经崩坏，解放平民和妇女的革新家变得很有诱惑力。纣王以聪明绝顶著称，特别擅长提拔不守规矩的寒人，用诡诈的讼师手段歪曲习俗，从而对墨守成规的旧贵族施加残酷的专政。后者领教了刻骨铭心的痛苦，才会在此后的几十年内宁愿拥护保守的蛮族，也不愿让革新派有机会卷土重来。周人从他们的阶级斗争得出结论，一定要坚守健全的贵族政治原则，不能给“没有律法的下等人”翻身机会。他们的君主和新人已经尝到了通过践踏习俗扩大武断权力的甜头，开始着手将臣民变成逆来顺受的被动居民和压榨对象。周人从中吸取教训：必须坚持个人武断所不及的稳定规范（“若恒”），规范必须源于普遍性传统才能稳定（“明德”），安定人民的规范依靠共同体习俗而非私人判断（“乂民 [86] ”）。后来的儒家支持礼治、反对名法，依据就是这些托名周公的经典原理。我们在这里特别要警惕常见的望文生义，因为礼治其实更接近西方所谓的习惯法只能发现、不能制定，名法更接近西方所谓的绝对主义武断立法、不顾成例。
三监之乱导致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剧变。卫国以世卿领袖的资格，永镇漳水流域。微子的世系取代纣王的世系，守护宋国宗庙和殷商发源地，永远断绝了革新派复兴的机会。东方大国奄和蒲姑的灭亡解放了他们长期压制的土著，使海岱的文明体系一度岌岌可危。因此，新诸侯齐、鲁的军事殖民不可或缺。齐人与莱夷的战争从太公望开始，直到景公一朝才大功告成。成周的营造格外重要，不仅因为地缘形势，而且因为洛邑构成了此后军事殖民的样板。武装殖民团由周人贵族和若干殷商氏族组成，后者的族长以世卿身份列席贵族团体，但其他殷民继续维持原有的祭祀、习俗和组织方式，周人的礼法对他们没有约束力。殖民团在战略要地建国（城）定居，无意干涉土著的习俗或建立混合社区，直到殖民地根基稳固，土著的精英阶级产生模仿周礼的冲动。于是，周礼构成封国各族群上层文化的熔炉。贵族团体不难相互沟通，而平民社区仍然长期泾渭分明。多种异质文化的交错和各等级的分治构成了春秋黄金时代的基本动力源。战国绝对主义将各族群和各等级碾成高度同质化的原子以后，华夏文化的生命力也就随之枯竭，从反面证明了礼乐文明的价值。
从殷遗民的角度看，殷周之变的杀戮并不是重要问题。至少，这几场战争并不比殷人习惯的战争更残酷。新秩序将他们的神圣宗族变成了嵌入封建制度的等级，这才是天崩地坼的巨变，将他们的德性论和宇宙观置于无以为继的地位。他们变成了周礼社会的诸侯和公卿，巫术体系需要重大的简化和改造。《尚书》相关的各篇暗示：周人最初愿意让他们保留原有的氏族组织和生活习惯，但必须接受宗法制度和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礼乐是富有弹性的开放性封建体系，允许各族群的习惯法各自伸张自己的正义，但周式婚姻和继承制度构成的枢纽，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长期自外而不损害其阶级地位。宋人在春秋时代已经变成周礼最忠诚的维护者，孔子觉得很难依据他们的礼法判断殷礼。殷商传统给他们的民族性格留下了痕迹。战国诸子普遍认为他们愚蠢固执，是不可救药的形式主义者。鉴于战国的智者大多是炫耀私智的理性主义者，这种看法实际上意味着宋人特别虔诚、信念坚定。也就是说，“尚鬼”文化留下了自己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