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家族征服帝国

政治斗争仅仅扰乱了社会的表层，世界帝国的命运取决于更加隐秘的人口替代。东汉君臣陷入人口减少和岁入不足的双重恐惧中，最终仍然不得不依靠减税优待政策鼓励生育。甚至在和平时期，三辅、河内、冀州、并州的户口都反常地下降。与此同时，没有宗族背景的个人渐渐从选举和征辟中消失。在梁鸿和黄宪的时代，孤寒之士仍然断断续续地出现。在袁绍和刘表的时代，名士肯定出身名族。秦式小家庭迅速减少，儒化大家族缓慢增加。二者叠加，造成了户口衰减和宗族蕃盛的矛盾景观。同一时间地点存在两种不同的人类，犹如罗马世界的诸神信徒和基督教徒。每一次动荡都使前者损耗得更多，每一次复苏都使后者繁衍得更快。蛮族入侵发挥了最后的甄别作用，劫后的世界只剩下后一种人类。生育率的高低和家庭伦理的强弱就是针对未来的信任投票，拥有希望的人类终将继承世界。古典华夏依靠礼乐维持意义世界，礼崩乐坏就是她的死刑判决书。世界帝国是天命为垂死文明准备的监狱，只能存在于判决到执行的间歇期。

宗族共同体是新人类的真正祖国，绝嗣相当于亡国。这种原始而平庸的德性战胜了智慧和勇气，创造了近世的东亚文明。洛阳朝廷的末日解放了袁氏、司马氏、顾氏、陆氏，预示了未来三百年的门阀体制。曹公和诸葛武侯的政权则代表了当时的逆流，以各自的方式企图继承世界帝国的传统。他们依靠个人的才能，摧毁了河北袁氏和江东孙氏的士族政权萌芽，却无法阻止自己脚下的地质板块运动，终于将战利品奉送给失败者的阶级兄弟。河内司马氏扮演了汉武帝的角色，收割了三百年阶级斗争的果实，只不过方向跟汉武帝正好相反。商君、吴起以降的三百年历史潮流是：绝对君主不断削平贵族、豪强，制造散沙平等社会。项王、吴王逆水行舟，相继败亡。汉武帝继承了商君和始皇的传统。元、平以来的三百年历史潮流是：儒化大家族不断挤压君主和浪人，制造门阀宗族社会。新莽、曹公逆水行舟，次第颠覆。司马氏继承了光武、袁绍的传统。他们的受禅纠正了官渡之战的错误，他们的东渡纠正了王濬楼船的错误。历史撇开智者和强者的武断干预，回到了自己的轨道上。

官渡之战前夜，两大政权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河北为政宽简，士族凌驾寒人。曹公严刑峻法，用人不拘一格。前者是梁武帝的先声，后者是汉高祖的绝响。颍川荀氏家族以律令娴熟，见知于曹公，实系气味相投所致。然而，荀氏和袁绍麾下的审氏、辛氏一样，都不是毫无根基的浪人，他们的杂霸倾向仍然只是技术手段。荀氏、贾氏在当涂一朝中流砥柱，不因典午受禅而顿挫。曹氏政权自觉地维护世界帝国，不自觉地推动宗族小团体，率多类此。“求贤无类”代表曹公的初衷，九品中正制代表曹魏政策的实质后果。“求贤无类”没有得到战国游士和西汉经生。前者首先沦为马援、窦融的门客，随后降为典韦、钟繇的部曲，已经丧失了自由民的资格。后者恰好就是东汉清流和当今名士的祖先，这条上升之路随着清议的胜利而关闭。“求贤无类”的真正效果其实是延揽汉室遗臣和河北旧人，稀释了沛、谯乡党和黄巾降人的曹氏私属班底，构成当涂政权迅速倾覆的重要原因。司马懿以河北名士身份入仕，本身就是“求贤无类”的结果。袁氏、司马氏和江东孙氏没有这样的矛盾，他们有意识地服从时代潮流。司马懿的“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 [180] ？”不假思索，道破了典午君臣的阶级共识。

司马氏企图封建诸王，但诸王的领地并没有展开次级封建。他们用王府僚属管理领地，同时兼任一州或数州的方伯。两者都是小型的吏治国家，而且后者才是他们权力的真正来源。封建的力量和稳定性都源于地方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的有机性，宗法和村社的基本精神就是保存小共同体的元气，避免上层政治的扰乱和汲取。如果诸侯继续掌握吏治国家的机器，他们就缺乏维护封国利益的动机。在这方面，西晋开启了南朝的传统。诸王以封疆大吏身份坐镇地方，延揽地方大族加入幕府。幕府之于各州，犹如宫廷之于朝廷。名义上的封建加速了内廷排挤外朝的趋势，非但没有促使天然精英返回自己的共同体，反而促使士大夫向王室私属靠拢。从朝廷的角度看，诸王分散了他们的资源。从各州的角度看，诸王反而加强了集中和汲取。朝廷有所损失，民间并无收益。即使如此，诸王仍然留恋洛阳的官爵和党派。他们身在外州，继续跟朝廷内部的同党互通款曲。京师一旦发生政变，他们就会纠集攀龙附凤的外州大族，支援朝中的同党。因此，八王之乱的性质不像春秋封建战争或战国总体战，更像卢植和袁绍的勤王志愿军。他们笼络蛮族的手段同样酷似袁绍和曹操，只是这时的蛮族不再像东汉末年那样容易利用了。

蛮族的成长并不意味着宗族的退缩。恰恰相反，两者从不同方向挤占和瓜分了秦式原子化社会的空间。宗族化最早最强的州郡，蛮族甚少阑入。凉州、关东和江东属于这种情况，江东士族甚至变成了世界帝国唯一能够维持人口增长和殖民政策的团体。军国主义、名法之治和朝廷垂直管理最彻底的州郡，几乎沦为蛮族的天下。关中、燕赵、巴蜀属于这种情况。关中一向是西汉诸帝的社会工程实验室，几乎每一朝都要发动新的强制迁徙和陵户移民。移民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世界历史所罕见，甚至改变了墓葬骨骼的体质人类学特征。“秦型”体质几乎被“齐型”体质取代。强制混居同时破坏了土著和移民的社会结构，使长平的耕战勇士和诸田的反秦先锋一起瓦解为散沙。这正是历代宫廷和京兆尹的衷心期望，他们都需要尽可能便于管理的对象。首善之区必须成为编户齐民的模范，所有城区都在垂直管理之下，甚至商业区都没有齐人“五都”的特殊主义痕迹。

京师和三辅是帝国最安全的地方，不需要居民有组织自卫的能力。如果混杂的居民有了这方面的能力，他们恐怕首先就会将这种能力用于相互的械斗，这样的潜在危险当然要彻底排除。因此，在西汉、东汉、西晋灭亡的混乱中，长安附近的居民每一次都表现出最差的自卫能力，遭到最彻底的洗荡和替代。相反，凉州殖民地在大族的保护下，一再避免了战火的蔓延入境。洛阳以较小的规模，复制了关中的灭绝模式。新朝必须一次又一次征集天南海北的居民，在赤地上重建京师。各地大族和精英名士举家进京，既是飞黄腾达的最可靠途径，又是政治和生物意义上尽快覆灭的最可靠途径。然而飞蛾扑火，依然前赴后继。世界帝国和晚期文明的自杀性，没有比这更好的象征。

光武定都洛阳以后，充实关中的强制移民流就中断了。朝廷的撤退并没有取消三辅的垂直管理体制，只是暴露了秦式原子化社会每况愈下的生育能力。羌乱爆发前的太平岁月，关中的荒残格外刺目。这里仍然是编户齐民的核心区，逃籍的影响理应低于其他州郡。江东殖民地和凉州殖民地都陷于长期低烈度战争状态，强宗大姓最便于户口藏匿，人口形势反而比关中强得多。秦式原子化社会和儒化宗族组织的生存能力差异，于此昭然若揭。就地缘形势而言，羌乱对凉州的影响本应更大。然而，结果又是恰好相反。社会组织的影响超过了地缘形势，生育率差异的影响超过了战争破坏力的影响。黄河西岸的殖民地几乎没有改变种族－文化结构，永嘉之后再度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寡头联合政府。关中只恢复了政治意义上的和平，种族－文化替代的趋势没有逆转。洛阳朝廷甚至考虑向关西分发《孝经》，扭转胡化的危险倾向。这种措施即使当真付诸实施，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大家族的力量不在文本，而在团体的保护性和强制性功能，两者缺一不可。原子化社会的自杀过程具有囚徒博弈的性质，任何个体中途改变行为模式，都会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却未必能够保证将来的回报。

关中的蛮族部落组织坚强，生育率高。他们替代了儒化大家族的人口补充职能，使后者不再有产生的必要和可能。人口替代在和平时期顺利展开，胡晋相半的格局先于永嘉出现。马隆镇压的对象就是南凉和北魏的近亲，胜利的结果无非是重演东汉和三国的故伎，将投降的蛮族内迁，弥补不断减少的关中人口。永嘉以降，关中人口经历了多次替代。西晋灭亡、前赵灭亡都将当地居民屠杀和迁离殆尽。后赵灭亡、前秦灭亡、东晋灭后秦以后的溃败都导致了新一轮外族替换。秦汉时期的原住民和关东移民还有没有孑遗，非常值得怀疑。从西魏到初唐，关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替代。在此期间，墓葬的姓氏却不断从胡姓改为汉姓。由此可见，唐代的关中居民很可能主要由华化的外族组成。

诸葛武侯对巴蜀的毁灭富有特殊责任。他的政权不同于公孙述的成家政权。公孙述劝说当地父老，一起驱逐掠劫成性的外来军队。这种土豪性质的政权类似后来孙吴的江东政权，跟本地社会利益攸关，没有能力推行破坏性的汲取政策。成家政权坐失良机，采取消极的保境安民政策，将国家安全托付给陇西的缓冲国，印证了自身的本土性。巴蜀父老的天然利益显然在于封闭剑门和夔门，恢复秦人入侵以前的美好时光。他们的富源相当充足，成都仍然是王莽国有化计划列举的五大都市之一。他们在大一统体制下，获得援助的可能性低于遭到汲取；其他州郡更有可能向他们索取，而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如果君主好战，胜利的收获只会归于他和他的宫廷。无论成败，负担都会落在巴蜀父老头上。所以可想而知，巴蜀君主的好战性就是政权外来性质的晴雨表。外来政权会像刘邦一样好战，本土政权会像公孙述一样厌战。对于土著，不幸的是，诸葛亮的政权属于前者。

蜀汉的灾难不仅在于荆襄士族的外来性质，而且在于诸葛亮的名法之治和黩武主义。他知道时间和资源对自己不利，必须在汉室的记忆消失以前北伐成功。为此，他必须在短时期内动员与其人口、资源不成比例的巨大兵力。巴蜀民穷财尽，在他看来属于次要问题。蜀汉灭亡时，名法之治竟然达到了两户供养一兵的地步。战国儒家绝不会接受这种可怕的比例，即使秦昭襄王和白起都会感到心满意足。曹公虽然同样厉行名法，但他的辖区人口较多，因此压力较小。蜀汉小国居然能够在区区几十年时间内，十几次动员十几万大军，长期对更强大的敌人保持进攻姿态，秘诀就在这里。相形之下，江东孙氏虽然人口更多，却很难动员超过五万人的军队，而且其中经常包括半数的山越人，充分体现了本土政权、土豪政权和殖民政权的性质。公孙述以奢侈和慷慨著称，大享太平天子之福。诸葛亮却抱怨公私困敝，唯赖蜀锦支持。原因显而易见。蜀锦专卖政策就是桑弘羊盐铁专卖的翻版，意味着对土著生产者施加超经济剥削。

蒋琬和姜维的继位意味着荆襄文官和凉州武人构成垄断性统治阶级，将土著瓦解为顺从的、消极的、纯粹为国库需要而生存的散沙。这种局面能够长期维持，就说明土著已经丧失了顾雍、陆逊这样的天然凝结核。司马氏后来预见到蜀人宁可投降，也不会追随钟会和姜维，就是看准了姜维外来政权的孤立处境。蜀人服化、吴人反复证明了同一个结论。服化的原因是土著没有团结民众的天然核心，而且北方人和荆州人同样都是外来政权，何必厚此薄彼？反复的原因是三吴的世家大族不断捣乱，征服者的无根行政官不是土豪的对手。然而正因为如此，蜀人对蛮族的抵抗力同样非常微弱。除了范长生的道教徒组织占据青城山险要，巴蜀全境洗荡殆尽。顾荣一类土豪正因为有能力抵抗和玩弄司马氏的官员，才有能力在司马氏走投无路的时候收容他们，共同抵抗北方的强敌。托克维尔论证封建的旺代贵族正因为有能力抗拒绝对君主制，才有能力发动反对大革命的勤王之师；财政区各省正因为丧失了前一种能力，自然也就丧失了后一种能力。其实，这种分析完全适用于吴、蜀两国。

并州的匈奴部落和幽州的鲜卑部落不同于氐羌，有自己的历史特权和准国家建构。两者的差异类似清代蒙藏有皇室姻亲－同盟者的特权，西南各族群却形同降虏。匈奴是汉代属国的法定继承者，也是汉家的女系继承人。虽然曹公不断削弱他们的权力，但残余的组织力量仍然强于寻常的郡县。鲜卑是都尉直辖的保护国，拥有平行于郡县的建制。他们都承担了为帝国守边的任务，抵抗塞外的亲族，保卫内地的顺民。这种布局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塞内和塞外的蛮族结成阶级和文化的联盟，吏治国家苦心创造的顺民社会就要大祸临头。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马上发生，仅仅因为曹公这样干练的政治家仍然在世。然而在足够漫长的时间内，注定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