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部落与军户
北魏初期的军队就是由拓跋及其同盟部落的武士组成，灭燕以后才有中军、边镇和州郡兵的区别。前二者源于部落；后者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部分包括了大批士族麾下的民兵。拓跋氏在新征服的地区推行宗主制，委任著名士族为宗主。宗主通过民兵，统治和保护附近的居民。从平城朝廷的角度看，宗主就是各部大人的南方对应者。大族本来可以利用如此有利的机会，以酋长－领主－保护人的身份出现，将周边的小族和普通民户收为附庸，获得平城朝廷的承认。朝廷没有能力给征辟的名士提供薪俸，更不用说筹集常备军的军费了。在这种情况下，领主－民兵体制的复活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士族没有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他们是东汉经学家的种子银行，不是东周骑士的转世投胎。他们像但丁一样坚信：世界帝国是文明理所当然的归宿，其他的一切都不值得追求。他们以历史制造者自居，力图在宫廷内扮演策士的角色，破坏各部落的封建主义倾向，从而证明自己对加强皇权的重要性。崔浩是这方面的典范，部落贵族对他的仇恨并非没有道理。他们知道这种文明化会剥夺蛮族的古老自由，但没有能力用文明的语言阐述自己的理论依据。尤其糟糕的是，部落传统没有自我传承的必要形式。
道武帝拓跋珪对鲜卑人的意义，类似商鞅和汉武帝的合体。蛮族的封建自由还没有从容展开自己的子产和孔子，就已经面对降虏智者提供的世界帝国蓝图。如果法兰西王国的贵族都无法抵抗罗马法学家和王权的联盟，各部落大人的失败自然不足为奇。随着“离散各部”的进程次第展开，不少草原部落民也被安插在州郡。他们的族长或领袖也构成了宗主的重要来源，因为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战斗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优于周围的居民。虽然离散各部整体上有转向农耕生活的趋势，但驯化需要的时间甚至超出了北魏一朝的寿命。平城甚至洛阳朝廷征用马匹时，经常对同一州郡的居民提出不同的要求。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州郡同时存在两种居民，离散各部遗民饲养的马匹仍然比其他人更多。太和改制后，地方政权趋于正规化。除禁卫军和边镇外，地方军通常交给都护统率。故而推本溯源，都护构成部落组织退化的中间阶段。“魏初宗主督护之制，盖与道武时离散部落为编户一事有关，实本胡部之遗迹 [199] 。”如果我们用热力学语言描述，就是说：世界帝国代表低熵耗尽后的热寂，蛮族入侵相当于低熵（秩序）输入。古典华夏文明结束于吏治国家，以后的每一次重启都要依靠蛮族的阑入。而且由于儒生－历史制造者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秩序通向热寂的速度越来越快，低熵输入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士族州郡兵的战斗力有限，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是学阀，而非骑士。他们即使出现在真正的战场上，一般也只能充当辅助部队。士族的礼法不像春秋贵族的礼乐，不是为争取战争荣誉而设计的，而是为了保证宗族在战乱当中继续传承。士族的经学是文治的蓝本，预先就假定了世界帝国的和平已经实现。因此重要军事行动不可能没有中军和边军的参与，他们才是北魏战斗力的真正基础。中军主要是可靠的国人，也就是拓跋本部或亲族的武士。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借口南征萧齐，动员的武力就是中军。边军的组成远为混杂，包含了众多结盟和裹挟的部落 [200] 。这些武士难以控制，构成了历代魏主离散各部的重要动机。
北魏初年，“国人”核心部队有能力控制叛服无常的“杂胡”辅助部队。文明太后变法以后，中军迅速退化。魏孝文帝南下时，他们已经沦为养尊处优的宫廷权贵。皇帝之所以有制服国人的信心，就是因为看清了他们的软弱。他们因为害怕战争的折磨，才会觉得迁都乃是两害之轻。迁洛以后，“国人”面临重大选择。长孙氏、独孤氏和其他效忠派大人遵奉圣旨，效法皇室，改用汉姓，联姻士族，形成了跨越种族界限的新门阀。皇帝对他们恩宠有加，使他们迅速丧失了战斗力。抗命派遭到分散和贬黜，分散到边镇和各州，失去了进入士族的机会，沦为过去同侪鄙视的寒族，混同于他们过去鄙视的杂胡。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保留了较多的部落遗产和战斗力。六镇边防完全仰仗传统派部落武士的力量，高车和柔然骑士肯定不会忌惮洛阳的侍从骑士。他们在内地宗主都护当中所占的比例，也大大超过他们所属部落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一旦倒戈内向，经过“好文之主”熏陶的中军贵胄根本不堪一击。
六镇叛乱平息后，降虏数十万众安置在河北三州。汉魏徙戎保塞、道武帝离散部落的历史再度重演，而且速度更快。北齐皇族本身就是胡化的边民，麾下诸将当中只有高敖曹兄弟的武装来自士族。神武帝本能地觉得鲜卑人战斗力更强，建议高氏家族补充一批胡兵。他为了消除自己阵营内部的矛盾，向双方做了相互矛盾的宣传。幕府的文宣部门要胡族军户相信，民户是他们的佃农；要民户相信，军户是他们的雇工。可见军民分治和胡汉分治虽然不尽等同，重合度必然甚高。陈寅恪认为，隋唐之际所谓“山东豪杰”主要就是这些胡族或胡化军户的后裔 [201] 。相反，唐太宗嫉妒、魏徵崇拜的崔、卢、李、郑士族以经学门风自诩，对消耗性极大的战争相当审慎。这些武士直至唐朝中叶才完成华化或驯化进程，渐渐泯然众人。然而这时，唐太宗和唐玄宗的黩武主义又将新的蛮族战斗人员引进到赵、魏之间。华化必须重新开始，直至宋代才完成。
在魏徵和狄仁杰看来，唐室正好处在最幸运的历史时期。旧蛮族（包括唐室本身）刚好发展到足够文明，却又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地步。太宗收编和安置未经华化的新蛮族，只会给自己制造隐患。永嘉之祸，前车可鉴。突厥降人与朝士相半，不外乎满足了皇帝个人的虚荣心。朝廷的财政负担因此锐增，无异于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太宗完全清楚这些危险，但他另有不便公开的想法。他为人貌似开明，实则保守，在东西问题（相当于清朝的满汉问题）上非常敏感 [202] 。他从隋炀帝败亡当中吸取的教训不同于东方儒臣，觉得根本原因在于：皇帝不能背叛自己的阶级，牺牲关陇门阀可靠的忠诚，信赖东方人可疑的智慧。他知道魏徵、房玄龄等人暗中歧视冒充陇西的“阴山贵种”，把长安朝廷当成“做家门”事业的过渡环节，最终目标还是联姻崔、卢、李、郑名门，挤进高贵的经学世家行列。他之所以鼓励儒臣直言，正因为后者多少带有客人的性质，必须格外体贴安抚。唯其如此，政权的核心问题更不能交给他们处置。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确是至理名言，然而君臣双方的理解截然不同。儒臣当然根据经义，认为“水”就是民众，自己则是民众的天然代表。太宗出于宣传和笼络的需要，在公开场合对此极表赞同，但他心里清楚，军事力量才是真正载舟覆舟的“水”。隋炀帝并非死于愤怒的民众之手，而是死于思乡的关西禁卫军之手。在关键时刻，关东的经学家和江东的文学家都保护不了他们的恩主。隋炀帝如果愿意回到关中，李渊父子根本没有化家为国的机会。高丽战争至多不过是插曲，后果不会比汉武帝的汗血马战争更可怕。关陇勋臣的阶级团结仍在，东方流寇不会比后来的窦建德、王世充更难对付。太宗的考虑更接近忽必烈或乾隆皇帝，宁愿扶植和信任“自家骨头”，直到后者颓败到不可救药。后人往往出于错误的想象，将唐太宗视为华夏的英雄和蛮族的征服者。然而他在自己的心目中，更像是武川蛮族的英雄和关东的征服者。
第二次高丽战争以后，府兵的衰败已经有目共睹。儒臣之所以视若无睹，是因为他们理想的世界帝国只需要治安警察性质的军队。太宗既然怀有“天可汗”的野心，自然需要更强大的军事支柱。他成建制地收编突厥军团，提拔阿史那社尔这样的番将，才得以发动下一步的中亚战争。他特别喜欢培养番将的个人效忠，实际上等于绕开朝廷，创造私人的班底。权力欲强大的君主都厌恶臣僚结党，而番将则是最不可能结党的局外人。他们在外朝没有地位，只能像宦官一样无条件支持内朝。李楷固、高仙芝、安禄山的传统由太宗开启，武后、玄宗只是顺应了府兵进一步衰败的必然趋势而已。史后之人丧失了理解历史的能力，因此总是把灾难发生当时的执政者视为罪魁祸首，经常将灾难的制造者视为英明领袖。大多数灾难的原因就是皇帝的挥霍性胜利，但始作俑者通常活不到付出代价的时代。根据同样的理由，史后之人更不会尊重资源的积累者。李冲、杨谙、苏绰、李德林是贞观开元的真正功臣，但他们的名字完全被魏徵和房杜（房玄龄、杜如晦）掩盖了。史后时期往往比史前时期更加野蛮，功过判断的全方位紊乱也是原因之一。
太宗朝直接收编部落的政策像北魏初年一样危险，只有英武的骑士－君主和强大的核心部队才能驾驭危险的边军。边镇文化和朝廷文化截然不同，并不尊重钩心斗角的智慧和奴颜婢膝的成功。天可汗的头衔固然动人，但其实隐含着极大的危险。大可汗只是众多可汗的一员，必须不断用更多的胜利维系众可汗的畏服，一旦威望衰退，就会被众可汗杀害或出卖。太宗战胜颉利可汗，自然就赢得了各部落的推戴，但这种荣誉仅仅属于他个人。太宗高估了定襄的胜利，将草原划分为两都护府五十州。他一死，阿史那伏念就发动叛乱。或者更正确地说，突厥人根据自己的习惯法行事。儒家学者认为他们已经投降，不能反复。他们自己却认为推戴只是勇士献给上届竞技胜利者的桂冠，本来就应该在下一届献给新的优胜者。
草原部落首领的威望通常不能世传，新任首领必须重新证明自己不会辱没前任的英明。名门贵胄的子弟往往以武德为家风，但也不能保证他们每一次都能战胜其他的名门子弟。平民通常没有多少机会，但首领仍然是长老选举的产物。至少，贵族谁都实现不了完全的垄断。这种习俗跟早期日耳曼人区别不大。莎剧《哈姆雷特》当中，哈姆雷特临终不忘推荐他支持的王位候选人，就是这种习俗的遗存。长老的选举和民众的欢呼构成新君继位的必要条件，后来虽然退化到徒具形式，却从来没有完全中断，最终从贤哲会议发展到上议院和国会政治。华夏世界即使有过类似的传统，也未能延续到封建晚期，等到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帝国，当然更不可能理解，只会觉得蛮族反复无常、无君无父。突厥人同样不能理解帝国宫廷尊重政变阴谋家，却不尊重骑士掠夺者的逻辑。无论如何，高宗、武后及其继承人肯定没有赢得各部落的推戴。
玄宗非但没有放任番将，反而加强了宫廷对番将的控制。他注意将不同部落的蛮族武士打乱混编，将薪俸纳入朝廷度支和转运体系。这些都是太宗及其番将没有做到的事情。安禄山和高仙芝都不是部落酋长贵族，没有附庸和亲兵。他们其实是科举新人在塞外的对应物，除个人才能和功绩以外别无可恃，适合充当皇权的工具，破坏传统贵族或世家的势力。浪人和皇权专制是天然的盟友，正如贵族和混合政体是天然盟友。如果浪人都要叛乱，那就是说良民或顺民的自卫能力已经完全消失，帝国已经接近人人都会叛乱的节点了。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如果抛弃番将，就只能依靠流氓无产者雇佣兵了。两相比较，前者的忠诚度和战斗力仍然优于后者。因此，玄宗的笼络和代宗的姑息都没有多大的责任。他们的措施类似梁武帝优待北方降将的措施，不是灾难的制造者，而是灾难的安慰剂，说明朝廷并不糊涂，而是明知危机在即，却只剩下这一点聊胜于无的办法。从吏治国家的价值体系看，蛮族的加速阑入恰好证明了他们的政术越来越纯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