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士族的没落与科第的兴起
郭子仪和仆固怀恩的停火协议无异于门阀政治的死刑判决书。关陇勋贵既然丧失了军事职能，就不再成其为阶级，沦为宫廷权贵的遗痕器官，很快淹没在外戚和新贵的蘑菇丛中。关东士族深陷文治主义的价值观，拒绝跟新一轮蛮族合作，宁愿流亡两京或江南，结果破坏了重演封建政治和门阀政治的机会 [203] 。唐代后期的旧士族失去了土豪性质，只能依靠朝廷的职位。家传的学术传统和社会责任感在短时间内还不会消亡殆尽，这是他们相对于科举新人的唯一优势。他们跟先辈相比，犹如影子跟活人相比。李德裕鄙视新人的浮薄，但传统不可能在产生传统的环境毁灭后维持多久。旧人和新人在唐末的大屠杀中同归于尽，前者再也没有复活。
士族的灭亡既不意味着大家族的灭亡，更不意味着贫富贵贱差距的减少，仅仅意味着新人不再有义务培养门第家风，为社会保存不受权贵左右的价值中心。眼前的富贵变成了唯一的社会尺度，独立于朝廷之外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减少。唐太宗、唐宣宗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终于出现了，虽然其子孙已经无缘享受。不过，某些赵宋宗室产生了相反的不满。“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 [204] 。”陋宋之陋在于扁平社会缺乏稳定预期，盛衰沉浮取决于极其细微的因素。表面上看，社会似乎没有面临秦政的武断；实际上看，获得解放的社会散沙正在彼此实施无所不在的武断。表面上看，发迹变泰的门户已经洞开；实际上看，内向竞争的模式杜绝了阶级团体形成的可能。士、农、工、商都变成了同侪竞争的孤立者，进一步丧失生产和输出秩序的能力。较之封建贵族和门阀士族，科举士绅只能称为巨人的侏儒后裔。
印刷术配合科举的扩大，推动了书面知识对经验知识的胜利 [205] 。进士科对明经的胜利，将科举变成了智力测验。苏轼宣称：无论怎样改变试题，筛选产生的结果都差不多 [206] 。就程序公正而言，宋代的科举至少比唐代更加公正。然而，更大的公正反倒引起了更多的怨言。隋炀帝初开进士科的时候，社会仍然普遍认为门阀统治理所当然。文学之士只要得到次要官职，就已经心满意足。武后解放政权，宋仁宗扩大录取名额，刺激了野无遗贤的幻想，将科举变成了全民性质的博彩活动。无论政权如何解放，名额如何增加，总是赶不上报考人数的增加，尤其永远无法追上博彩罗曼司的夸张渲染。科举神话给华夏世界留下了三道永难愈合的创口：百业的凋敝，吏治的败坏，宗教的衰颓。
“法的精神”对全社会都会产生间接的规训作用。封建主义的特征是组织资源丰富，培养了同样坚强的行业自治团体。各行各业都有类似骑士的荣誉感，才会产生干将莫邪这样的传奇，形成悠久的行业传统和精湛的技艺。科举社会的精神是同侪互为敌国、世代形同陌路，唯恃才智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刺激。大凡高度依赖团队协作和传统熏陶的行业，无不向粗陋的实用主义退化。除了血缘家族，鲜有技艺的传承。即使家族的积累，也无法抵抗散沙社会特有的灭绝性战争。“野无遗贤”不仅抽取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也剥夺了剩余人员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热爱钻营智慧、鄙视劳动伦理。反观瑞士诸州和日本诸藩的工匠，家世往往比领主更为悠久，视职业荣誉感胜过生命，仿佛预先为工业时代做好了准备。扁平社会的宗族没有门阀的凝聚力和礼法传统，在和平时期富不过三代，在战争时期灭绝或流散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幸存。门阀大族千里长征、化家为国的传奇，已成绝响。积累难而破坏易，宋明以降的社会生态自然每况愈下。散沙社会提前演化产生了大众民主时代的粗鄙，却没有大众民主的力量。
腐败是吏治国家的固有特征，严重程度与扁平化倾向成正比。贵族和门阀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官职，入仕通常是为了政治目标，收入通常并不依赖俸禄，随时可能因政见不合辞官归隐。平民冒险家一旦失去官职，就会一无所有。家族的前途和自己的婚姻都押在科举的赌博上面。教育和进京的开支对门阀而言并不重要，他们经常为朝廷和地方提供免费的服务，而这却往往要消耗平民冒险家几代人的积累。因此平民冒险家们通常处在根本输不起却又多半会输的状态。他们如果侥幸得手，拒绝补偿妻子和家族的牺牲就是罪大恶极，因此没有比拒绝腐败更不道德的举动了，这种行径几乎相当于军人临阵倒戈。岳飞因在学徒年代曾经依靠家族的资助，就将并无节操可言的亲族塞满了军队，没有辜负“岳家军”的名号。他的贤能体现于不肯徇私，保存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杨再兴杀害了他胡作非为的弟弟岳翻，他居然肯重用杨再兴，证明他确实名不虚传，不肖之徒肯定会作出相反的选择 [207] 。贤与不肖之徒的差别并不在于腐败与否，因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都是依靠腐败维持的。唐人传奇、宋人平话和金元杂剧体现了这些冒险家的白日梦，堪称心理变态的展览馆。赌徒的人格和道德从来都是高度扭曲的，他们眼中的世界犹如一幅漫画。东周贵族通常为政治哲学和爱国主义而斗争，六朝隋唐的门阀通常为种族和地缘而斗争，宋明的士大夫通常为美差肥缺而斗争。
门阀时代的宗教是平等主义的主要庇护所，在思想界的地位相当于寒人武夫在政界的地位，集中了平民阶级最佳智力资源和最大希望。晋唐佛法之盛，与此不无关系。唐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当中，佛经十倍于儒。新儒家对佛教的反击限于士人的小圈子，论哲学的精密和复杂，并不足以比肩印度。灭佛运动时间甚短，地域比北魏的同类迫害更小，不应造成更大的影响。何况，这些打击都没有触及佛教的思想创造力。然而，晚期佛教的最大特点就是思想创造力的衰退。译经的热忱消退，伪造的经文却层出不穷。学派纷争销声匿迹，代之以禅宗的后现代式逃避主义。寺院的组织资源和周围的社会同步退化，终至僧侣等价于走投无路的游民。在这些环环相扣的系统演变中，人才的消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玄奘一流人物如果生在苏轼的时代，很难不成为智力测验的胜利者。慧能及其继承人纵然放弃宗教，科举能力也不会比陈友定一流人物强多少。唯识论对前者的天然吸引力，跟后现代主义对后者的天然吸引力一样自然。佛教在官府眼中的地位，通常等同于僧侣精英在士人精英眼中的地位。禅宗的门徒确乎不大可能赢得谢灵运或梁武帝的智力兴趣，明清的佛寺倒是很有可能引起明太祖或清高宗的邪教动员猜忌。佛教和白莲教之类的民间信仰难以区别，本身就是阶级地位下降的证据。
贵族来自部落长老和武士，积累资源的无文时代远远长于人类已知的文明史，犹如参天大树的根须远比枝叶茂盛。只有在他们生长过的地方，才会存在产生文明的基础。门阀能够控制清议，士绅却是科举制造的产物。学阀积累资源，通过士族变成门阀，需要数百年时间，衰落也需要同样的时间。士绅通过科举获得寻租资格，只能造就几代人的富贵，然后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消亡。如果贵族是造就共同体的苍松翠柏，门阀是荫庇地方的灌木丛林，士绅就是一季一枯荣的野草。然而，即使野草也有保护土壤的功能。野草虽然取代了灌木，仍然不失为抵抗沙漠化的最后屏障。他们衰败的地方，沙甸就从枯萎的草根下露出狰狞的面目。靖康以降，大江南北就形成了草原和沙漠的尖刻对比。士绅统治的两浙在和平时期是儒雅风流之乡，在战争时期是自卫团体和复国主义的最后堡垒。华北的碎片化小农直接面对官府或盗贼，像婴儿一样任人宰割。他们在和平时期不知礼义、不重亲情，浸淫流民文化的残忍和狡黠，以致王船山（夫之）准备开除他们的华夏资格；在战争时期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在京师陷落后立刻投降，毫无心理障碍地为敌前驱。
士绅的保护功能源于他们的乡土共同体，前述的岳飞并非没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出身相州的大家族，如果个人有才能而缺资金，不难指望家族的集体主义支持，但资助当然不是免费的，而是基于血缘和伦理默契的互惠关系。岳飞一旦入朝，就会提携亲族子弟做官。他若有所聚敛，自然会交给家乡的亲族买房置地。他早晚会让出朝廷的位置，告老还乡，依靠亲族安度晚年。他在朝之日，犹如乡土共同体派驻京师的国会议员，有能力为家乡兴利除弊。只要他深得朝廷信任，任何聚敛摊派的政策，甚至用不着他亲自开口就会自动绕开他的家乡，由此造成的缺口肯定会落到没有产生杰出士绅的其他地方头上，仅仅因为后者向朝廷告状的成本更高。他若在朝廷或任所有所聚敛，最后肯定会分润给家乡父老。他经常是朝廷的蠹虫和任所百姓的灾星，却总是家乡父老的恩人和朋友。士绅是宦官的天敌，因为他有自己的乡土共同体。宦官是汤因比意义上，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者。他往往有许多物质财富，但没有自己的乡土共同体，注定老死在宫廷，因此他肯定要为宫廷的利益剥夺地方。只有士绅才能阻止他，保护自己养老的家园。兵戈之际，只有士绅的关系网才能维持自卫队。乡里没有自己的曾国藩或赵景贤，就只能等待赤地千里的下场。没有士绅英雄的乡里如果想要改变自己注定悲惨的命运，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投资共同体的公共教育，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培养自己派驻朝廷的代理人。
当然，岳氏宗族没有严格遵循上述的经典模式。靖康之难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驱赶到南方，做起了供应军资的茶叶垄断经营，给渡江贸易的商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他们留在北方的亲族从历史上消失了。金亡、元亡和黄河的几度决口都造成了当地人口的灭绝，他们幸存的机会不大。即使幸存，也肯定淹没在明太祖强制迁徙的小农海洋内了。小农散沙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士绅，也就失去了组织乡邻或亲族的凝结核。没有强有力的乡邻或亲族组织，就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就没有派驻朝廷的代理人、组织自卫队的保护人以及兴办水利、公共事业的经纪人。没有这些凝结核，和平时期土地退化、战争时期人口灭绝的噩运就无法避免。相对聪明或富裕的人士因此尽可能离开，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潜在的凝结核。恶性循环一轮接一轮，终于将二周和孔孟的家园变成了流民和流寇的主要产地。他们都是上述恶性循环的幸存者，除掠夺其他地区以外别无出路。他们只习惯野蛮的生存环境，自然也会用野蛮的手段对待富裕的邻居。他们的掠夺如果毁灭了其他地区的组织资源，就会将其变成流民和流寇的下一个生产地，犹如癌细胞的转移和扩散。
朝廷发现无形态的叛乱比贵族、门阀、士绅的有形态反抗更加难以医治，暴力镇压通常只会加快社会沙漠化和组织癌变的速度，然而为时已晚。吏治国家的精神就是通过散沙化削弱社会的抵抗能力，从而降低垂直管理的难度。没有吏治国家就没有朝廷，因此朝廷只能付出应有的代价。流寇主义是吏治国家合乎逻辑的终点，在吏治国家的逻辑内无药可救。文明就是形态和组织的时间－空间孤岛，野蛮就是无形态的汪洋大海。文明产生于无形态的自生秩序，终于被内生的无形态吞噬，陷入比史前时代更残酷的二度野蛮状态。蛮族征服者如果在这时降临，那就是没落文明所能指望的最大幸运。因为征服以其定义，就是秩序的输入。蛮族是秩序的积累者，而文明是秩序的挥霍者。蛮族征服没落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牺牲，放弃了自发产生独立文明的机会，用自己的积累拯救没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