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蛮族输入秩序

宋人将金人入侵描绘成野蛮人的大洪水，恰好就是因为金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蛮族。文宣攻击的关键就是歪曲，否则就达不到伤害的效果。宋代的记录者都经历过党争的熏陶，习惯于将金人当作需要毁谤的敌对党派，总觉得自己遭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侮辱和伤害，因此非要发泄和报复不可。他们对元人的破坏没有同样的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异类，仿佛猛兽捕食一样残酷而并不反常，没有表现出暧昧的耻感。晋人记录五胡的屠杀，态度也是这样单纯。明人对待清室，态度就非常接近于宋人待金。羞耻感和名誉伤害都是同侪之间才会发生的现象，说明宋人其实认为金人属于自己的世界。金人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具备许多吏治国家成熟期的特征。他们的亲王和将帅大多有汉名，辈分、排行和寓意经得住士大夫的审查。他们掳掠书画，表现出良好的鉴赏力。他们进攻汴京的军队不是自行迁徙的部落，而是完整的军队。这支军队不像战国诸侯和早期帝国，有全权负责的元帅，却运用了晚期帝国习惯的权术，任命了不止一位品级相近的统帅，让最高指挥权随着反复无常的君恩而摇摆。汴京之围体现的纪律、节制和审慎令人叹为观止，是五胡、辽人、元人和流寇望尘莫及的。他们登上城墙，占据制高点，却拒绝进城，通过谈判接管了宋人的全部行政和军事机构。他们允许和协助外省运粮入城，免费发给京师居民。他们允许军人和京师民众交流和贸易，居然没有引起似乎不可避免的混乱。他们利用宋军指挥系统镇压了企图背盟的军官，自己却没有露面。他们利用宫廷和百官搜集战争赔款，交出徵钦二帝。

这些行径都说明金人非常熟悉南朝文化和晚期帝国的政治生态。刘渊和尔朱荣相形之下，简直如同一味蛮干的外人。鉴于刘渊和尔朱荣的几代祖先都为洛阳朝廷服务，金人却是在一代人之内从部落崛起的，这样的差异就更加惊人。如果金人仅仅依靠部落武士的战斗力，宋人大概不会觉得如此屈辱。问题在于，金人炉火纯青地运用了羁縻之术。依据传统，这些技术原本应该由中原王朝用在蛮夷身上。他们轻易地招降了南朝的士大夫和将领，建立了张邦昌和刘豫的藩国。他们通过一张一弛的谈判，将扬州和临安的朝廷变成了张邦昌和刘豫的继承人。他们甚至能跟宗泽和岳飞竞争，招安和收编各地流寇，用这些辅助部队平定其他流寇。金代文物远胜辽元，大定明昌 [225] 自居正统。金人预示了一种令人恐怖的可能性：夷狄和华夏其实很容易交换位置。南宋面对金人，无法保持东晋面对五胡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在永嘉和靖康之间，吏治国家的技术已经发展到更加精密的层次。蛮族的文明和腐化、南朝的软弱和聚敛都加快了速度。

金人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走完了北朝到隋唐的历史路径。以前鲜卑人走完这段路程的时间，也只有春秋到秦汉的一半。第一阶段，部落武士演变为天然贵族。第二阶段，贵族武士构成领地社会的凝结核。对于鲜卑人，这是宗主、都护、豪杰和府兵的时代。部落武士进驻劫后农村的待垦荒地，从而无须朝廷支付军费，同时提供了保护残民和招徕流民的秩序中心。对于女真人，这是猛安、谋克和两河圈地的时代。部落武士圈占据根本没有荒地的郡县，将失去土地的小农变成了流寇，同时未能节省安置费，因为金钞已经取代了谷帛，军人以惊人的速度变卖封地。无论如何，第二阶段都是唐人和金人的巅峰时期。第三阶段，吏治国家的精神侵入军事领域。军人由贵族变成良民，再由良民变成游民雇佣兵。对于鲜卑人，这是李克用和朱全忠的时代；对于女真人，这是李全和崔立的时代。纸币的发行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大大加快了种人－部落武士破产的速度。金哀宗绝望地发现：金人继承了宋人的格局，也就继承了宋人的命运。燕京、汴京和宋州以更快的速度，重演和预演了汴京、临安和崖山的剧情。

元人输入秩序，同样遵循部落－封建－郡县的嬗变顺序。他们的时间表接近金人，但过程更混乱，结果更混杂。金人对吏治国家的敏感性和操纵能力，只有后来的清室才能相比。元人则产生了部落、封建、郡县相互嵌套的马赛克式宪制，几乎与宪法危机相始终。成吉思汗的法典是各部落习惯法的汇编，假以时日可能形成一系列亲邦的封建法源。木华黎的华北封地、忽必烈的关陇封地、张柔和武仙的中原封地经过长时期的内外博弈，并非不可能形成各具特色的财政－军事体制。然而，王文统的盐钞财政和伯颜的南朝贡赋太轻易地解决了各藩的问题。忽必烈用金钞贿买的手段战胜了阿里不哥，开创了非常恶劣的先例。宗王和藩主从此养成了习惯，制造和利用更多的政变，用朝廷的赏赐或贿赂填补财政亏空。这样一来，封建和郡县就起到了相互破坏的作用。

封建的优势在于诱使地方精英维护基层的长时段利益，保护社会自组织的发育，抗拒不能将利益留在地方的汲取。郡县的财帛来得容易，就会将武士集团变成宫廷朋党的雇佣兵和寄生者，严重削弱封建主义内在的责任感。郡县的优点在于结构扁平化，社会普遍解除武装。两者都会大大简化秩序，降低维持秩序的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郡县制在其不可避免的衰败之前，能够造成数十年汉文帝式理想状态。如果郡县有必要额外供养大批理应自食其邑的宗王、藩主，吏治国家末季才会出现的聚敛和腐败就会提前上演。郡县体制和封建体制如果分别归属不同政权，对双方都更有利。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传统和元朝本身都不会存在。在阿里不哥胜利的世界上，和林对各藩的控制势必每况愈下。半独立的藩阀不会比伊尔汗国和金帐汗国更加团结。从长江到草原的广阔地带将会呈现类似日本战国时期的面貌，南朝的吏治国家则可能复活“王者不治夷狄”的理论。

世祖需要南朝和聚敛之臣，不亚于诸恺撒需要埃及——元戎的私人财产。他依仗这种私人财库，才能打破酋长－君主和武士－贵族的封建平衡。稳定的岁入如果对应稳定的开支项目，对他就没有多大用处。羡余即使为数不多，只要便于挪用，仍然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战利品是最佳的羡余，这是他入侵日本和爪哇的根本原因。在这些冒险失败以后，他就只能求助于桑哥及其继承人的财政游击战。纸币经过武宗的挥霍，迅速沦为废纸。三宝奴的币制改革视准备金为儿戏，以更快的速度收到了同样的结果。以后的列朝宫廷和行省日益沦为朋党的工具，甚至无法培养阿合马这样有能力控制全局的聚敛之臣。江南并非没有财源，宋人长期实施利润丰厚的海舶垄断经营。元人由于管理混乱，不能有效利用天子之南库。行省制体现军事征服的精神，不如宋代的各路 [226]

适合财政管理的需要。统治者的低能和荒怠对浙西士绅和浙东海盗贸易者都有利，创造了两者相互憎恶的必要条件。浙绅摆脱了贾似道时代的强征威胁，致力于将本朝的宪制纳入周政主义的框架。他们设想：儒生可以利用舆论的道德约束力，迫使尾大不掉的诸侯服从朝廷。最后一位集权主义者脱脱符合他们的期许，却得不到朝廷的保护。他们最后发现朝廷没有乾纲独断的意识，就抛弃了朝廷。

元人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以行省最为重要。行省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支附带后勤体系的军队。行中书省是唐代使相和节度使的合体，原则上是针对敌人的临时机构，最后却变得无法撤销了。不幸的征东行省 [227] 没能战胜“神风”（台风），反而保存了行省设置的初衷。最初的行省只是为了克服封建不利于征服的弱点，临时将号令各路领主的非常权力交给了大汗的家臣。领主之所以愿意服从家臣，除大汗的威灵外，关键还在于中书省拥有超越封建体系的筹款能力。耶律楚材和马合木挽救华北和中亚的顺民，主要就是依靠吏治国家的汲取机器。

金人对政体的精神非常敏感，完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燕京防线瓦解前，他们认真考虑过三种选择。其一:退回混同江以东的发源地，这意味着恢复几乎不可征服的部落制。其二:南迁汴京，全盘袭用宋人的汲取和岁币体制，等待不可避免的结局，但能保证最后的高质量荣华富贵。其三:在黄河北岸恢复封建体系，至少是方镇体系，希望用残唐式缓慢瓦解取代靖康式迅速土崩。他们同时做到了三者，前两项都收到了不出所料的效果。封建九公本来是最难对付的手段，最初几十年的效果确实不在河朔藩镇之下。河北、河东的散沙人口几乎不复存在了，但设防城镇和寨堡很少会陷落。九公及其附庸联络山东流寇，在金元宋之间合纵连横。木华黎和张柔的同侪虽然比武仙的同侪强大，却不可能一举荡平错综复杂的华北镇堡群，因为他们自己的领地也不过是同类的镇堡。

金人留下的半封建、半方镇体系比自己更长寿。哀宗逃离汴京后，一度指望河北诸公的援助，直到发现他们毫无勤王的兴趣，才绝望地折回河南。李檀叛乱，元廷主要依靠山东诸镇出兵。忽必烈意识到领地制度的弱点，决定不让其他领主得到自己在关中封地的机会。这样一来，他就要更加依赖中书省了。只有行中书省才能组织复合型大军，给部落骑士和领地辅助部队提供强大的炮队和锱重部队。尽管廉价的部落军队和封建军队能够打赢野战，但长期和昂贵的攻坚战少不了行省战争机器。儒生和领主共同憎恶的聚敛之臣夺走了华北封建主义的复活机会，却没有能力像秦始皇那样彻底消灭领地制度，因为他们归根结底只是低贱的家臣而已，除了大汗私人的信任，没有符合成吉思汗法统的正式权力。大汗随时都会牺牲他们，安抚更加正统的权力。

部落、领地、郡县并存的格局既然无法改变，大都朝廷就特别缺乏召回临时派出机构的动机。所以从宪法的角度看，元朝始终依靠战争权力统治。战争权力的对象不是毫无战斗力的顺民，而是桀骜不驯的李檀式领主。行中书省为汗廷集权，效果像战争本身一样混乱。明儒经常责备元政不上轨道，其实是弄错了比较的标准。明代的行省已经不再是临时的战争机构，而是常驻的文官体系，既继承了元代行省的战区规模和武断权力，又解散了元人无可奈何的部落和领主，自然变成空前细密的超郡县制。明末的巡抚、总督才是元代行省真正的同侪，由中央派出官员行使临时和非常的权力。他们的战争管理同样混乱，同样破坏地方文官的正常工作程序。同样的循环在清代重演，巡抚、总督变成了超级郡县。新的动乱接踵而来，钦差大员用跨省的武断权力扰乱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