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蛮族输入秩序
宋人将金人入侵描绘成野蛮人的大洪水,恰好就是因为金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蛮族。文宣攻击的关键就是歪曲,否则就达不到伤害的效果。宋代的记录者都经历过党争的熏陶,习惯于将金人当作需要毁谤的敌对党派,总觉得自己遭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侮辱和伤害,因此非要发泄和报复不可。他们对元人的破坏没有同样的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异类,仿佛猛兽捕食一样残酷而并不反常,没有表现出暧昧的耻感。晋人记录五胡的屠杀,态度也是这样单纯。明人对待清室,态度就非常接近于宋人待金。羞耻感和名誉伤害都是同侪之间才会发生的现象,说明宋人其实认为金人属于自己的世界。金人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具备许多吏治国家成熟期的特征。他们的亲王和将帅大多有汉名,辈分、排行和寓意经得住士大夫的审查。他们掳掠书画,表现出良好的鉴赏力。他们进攻汴京的军队不是自行迁徙的部落,而是完整的军队。这支军队不像战国诸侯和早期帝国,有全权负责的元帅,却运用了晚期帝国习惯的权术,任命了不止一位品级相近的统帅,让最高指挥权随着反复无常的君恩而摇摆。汴京之围体现的纪律、节制和审慎令人叹为观止,是五胡、辽人、元人和流寇望尘莫及的。他们登上城墙,占据制高点,却拒绝进城,通过谈判接管了宋人的全部行政和军事机构。他们允许和协助外省运粮入城,免费发给京师居民。他们允许军人和京师民众交流和贸易,居然没有引起似乎不可避免的混乱。他们利用宋军指挥系统镇压了企图背盟的军官,自己却没有露面。他们利用宫廷和百官搜集战争赔款,交出徵钦二帝。
这些行径都说明金人非常熟悉南朝文化和晚期帝国的政治生态。刘渊和尔朱荣相形之下,简直如同一味蛮干的外人。鉴于刘渊和尔朱荣的几代祖先都为洛阳朝廷服务,金人却是在一代人之内从部落崛起的,这样的差异就更加惊人。如果金人仅仅依靠部落武士的战斗力,宋人大概不会觉得如此屈辱。问题在于,金人炉火纯青地运用了羁縻之术。依据传统,这些技术原本应该由中原王朝用在蛮夷身上。他们轻易地招降了南朝的士大夫和将领,建立了张邦昌和刘豫的藩国。他们通过一张一弛的谈判,将扬州和临安的朝廷变成了张邦昌和刘豫的继承人。他们甚至能跟宗泽和岳飞竞争,招安和收编各地流寇,用这些辅助部队平定其他流寇。金代文物远胜辽元,大定明昌 [225] 自居正统。金人预示了一种令人恐怖的可能性:夷狄和华夏其实很容易交换位置。南宋面对金人,无法保持东晋面对五胡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在永嘉和靖康之间,吏治国家的技术已经发展到更加精密的层次。蛮族的文明和腐化、南朝的软弱和聚敛都加快了速度。
金人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走完了北朝到隋唐的历史路径。以前鲜卑人走完这段路程的时间,也只有春秋到秦汉的一半。第一阶段,部落武士演变为天然贵族。第二阶段,贵族武士构成领地社会的凝结核。对于鲜卑人,这是宗主、都护、豪杰和府兵的时代。部落武士进驻劫后农村的待垦荒地,从而无须朝廷支付军费,同时提供了保护残民和招徕流民的秩序中心。对于女真人,这是猛安、谋克和两河圈地的时代。部落武士圈占据根本没有荒地的郡县,将失去土地的小农变成了流寇,同时未能节省安置费,因为金钞已经取代了谷帛,军人以惊人的速度变卖封地。无论如何,第二阶段都是唐人和金人的巅峰时期。第三阶段,吏治国家的精神侵入军事领域。军人由贵族变成良民,再由良民变成游民雇佣兵。对于鲜卑人,这是李克用和朱全忠的时代;对于女真人,这是李全和崔立的时代。纸币的发行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大大加快了种人-部落武士破产的速度。金哀宗绝望地发现:金人继承了宋人的格局,也就继承了宋人的命运。燕京、汴京和宋州以更快的速度,重演和预演了汴京、临安和崖山的剧情。
元人输入秩序,同样遵循部落-封建-郡县的嬗变顺序。他们的时间表接近金人,但过程更混乱,结果更混杂。金人对吏治国家的敏感性和操纵能力,只有后来的清室才能相比。元人则产生了部落、封建、郡县相互嵌套的马赛克式宪制,几乎与宪法危机相始终。成吉思汗的法典是各部落习惯法的汇编,假以时日可能形成一系列亲邦的封建法源。木华黎的华北封地、忽必烈的关陇封地、张柔和武仙的中原封地经过长时期的内外博弈,并非不可能形成各具特色的财政-军事体制。然而,王文统的盐钞财政和伯颜的南朝贡赋太轻易地解决了各藩的问题。忽必烈用金钞贿买的手段战胜了阿里不哥,开创了非常恶劣的先例。宗王和藩主从此养成了习惯,制造和利用更多的政变,用朝廷的赏赐或贿赂填补财政亏空。这样一来,封建和郡县就起到了相互破坏的作用。
封建的优势在于诱使地方精英维护基层的长时段利益,保护社会自组织的发育,抗拒不能将利益留在地方的汲取。郡县的财帛来得容易,就会将武士集团变成宫廷朋党的雇佣兵和寄生者,严重削弱封建主义内在的责任感。郡县的优点在于结构扁平化,社会普遍解除武装。两者都会大大简化秩序,降低维持秩序的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郡县制在其不可避免的衰败之前,能够造成数十年汉文帝式理想状态。如果郡县有必要额外供养大批理应自食其邑的宗王、藩主,吏治国家末季才会出现的聚敛和腐败就会提前上演。郡县体制和封建体制如果分别归属不同政权,对双方都更有利。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传统和元朝本身都不会存在。在阿里不哥胜利的世界上,和林对各藩的控制势必每况愈下。半独立的藩阀不会比伊尔汗国和金帐汗国更加团结。从长江到草原的广阔地带将会呈现类似日本战国时期的面貌,南朝的吏治国家则可能复活“王者不治夷狄”的理论。
世祖需要南朝和聚敛之臣,不亚于诸恺撒需要埃及——元戎的私人财产。他依仗这种私人财库,才能打破酋长-君主和武士-贵族的封建平衡。稳定的岁入如果对应稳定的开支项目,对他就没有多大用处。羡余即使为数不多,只要便于挪用,仍然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战利品是最佳的羡余,这是他入侵日本和爪哇的根本原因。在这些冒险失败以后,他就只能求助于桑哥及其继承人的财政游击战。纸币经过武宗的挥霍,迅速沦为废纸。三宝奴的币制改革视准备金为儿戏,以更快的速度收到了同样的结果。以后的列朝宫廷和行省日益沦为朋党的工具,甚至无法培养阿合马这样有能力控制全局的聚敛之臣。江南并非没有财源,宋人长期实施利润丰厚的海舶垄断经营。元人由于管理混乱,不能有效利用天子之南库。行省制体现军事征服的精神,不如宋代的各路 [226]
适合财政管理的需要。统治者的低能和荒怠对浙西士绅和浙东海盗贸易者都有利,创造了两者相互憎恶的必要条件。浙绅摆脱了贾似道时代的强征威胁,致力于将本朝的宪制纳入周政主义的框架。他们设想:儒生可以利用舆论的道德约束力,迫使尾大不掉的诸侯服从朝廷。最后一位集权主义者脱脱符合他们的期许,却得不到朝廷的保护。他们最后发现朝廷没有乾纲独断的意识,就抛弃了朝廷。
元人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以行省最为重要。行省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支附带后勤体系的军队。行中书省是唐代使相和节度使的合体,原则上是针对敌人的临时机构,最后却变得无法撤销了。不幸的征东行省 [227] 没能战胜“神风”(台风),反而保存了行省设置的初衷。最初的行省只是为了克服封建不利于征服的弱点,临时将号令各路领主的非常权力交给了大汗的家臣。领主之所以愿意服从家臣,除大汗的威灵外,关键还在于中书省拥有超越封建体系的筹款能力。耶律楚材和马合木挽救华北和中亚的顺民,主要就是依靠吏治国家的汲取机器。
金人对政体的精神非常敏感,完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燕京防线瓦解前,他们认真考虑过三种选择。其一:退回混同江以东的发源地,这意味着恢复几乎不可征服的部落制。其二:南迁汴京,全盘袭用宋人的汲取和岁币体制,等待不可避免的结局,但能保证最后的高质量荣华富贵。其三:在黄河北岸恢复封建体系,至少是方镇体系,希望用残唐式缓慢瓦解取代靖康式迅速土崩。他们同时做到了三者,前两项都收到了不出所料的效果。封建九公本来是最难对付的手段,最初几十年的效果确实不在河朔藩镇之下。河北、河东的散沙人口几乎不复存在了,但设防城镇和寨堡很少会陷落。九公及其附庸联络山东流寇,在金元宋之间合纵连横。木华黎和张柔的同侪虽然比武仙的同侪强大,却不可能一举荡平错综复杂的华北镇堡群,因为他们自己的领地也不过是同类的镇堡。
金人留下的半封建、半方镇体系比自己更长寿。哀宗逃离汴京后,一度指望河北诸公的援助,直到发现他们毫无勤王的兴趣,才绝望地折回河南。李檀叛乱,元廷主要依靠山东诸镇出兵。忽必烈意识到领地制度的弱点,决定不让其他领主得到自己在关中封地的机会。这样一来,他就要更加依赖中书省了。只有行中书省才能组织复合型大军,给部落骑士和领地辅助部队提供强大的炮队和锱重部队。尽管廉价的部落军队和封建军队能够打赢野战,但长期和昂贵的攻坚战少不了行省战争机器。儒生和领主共同憎恶的聚敛之臣夺走了华北封建主义的复活机会,却没有能力像秦始皇那样彻底消灭领地制度,因为他们归根结底只是低贱的家臣而已,除了大汗私人的信任,没有符合成吉思汗法统的正式权力。大汗随时都会牺牲他们,安抚更加正统的权力。
部落、领地、郡县并存的格局既然无法改变,大都朝廷就特别缺乏召回临时派出机构的动机。所以从宪法的角度看,元朝始终依靠战争权力统治。战争权力的对象不是毫无战斗力的顺民,而是桀骜不驯的李檀式领主。行中书省为汗廷集权,效果像战争本身一样混乱。明儒经常责备元政不上轨道,其实是弄错了比较的标准。明代的行省已经不再是临时的战争机构,而是常驻的文官体系,既继承了元代行省的战区规模和武断权力,又解散了元人无可奈何的部落和领主,自然变成空前细密的超郡县制。明末的巡抚、总督才是元代行省真正的同侪,由中央派出官员行使临时和非常的权力。他们的战争管理同样混乱,同样破坏地方文官的正常工作程序。同样的循环在清代重演,巡抚、总督变成了超级郡县。新的动乱接踵而来,钦差大员用跨省的武断权力扰乱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