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魏君统在江东的传承与灭亡
永嘉之乱最初不是境外蛮族的入侵，而是亲藩、方伯对汉武帝、窦宪和曹公雇佣兵政策的进一步推广。内寇吸引外寇，不是任何人的刻意设计，而是中原大战不断吸引外围武士来援的自然后果。从长期历史的角度考虑，世界帝国只能建立在散沙居民的基础上。小型有机共同体的自发成长早晚会越过某一个阈值，导致多国体系对世界帝国的优势迅速放大。这时即使只有一粒沙子滚下，都会像雪球越滚越大。任何阻止雪球的人为努力都会制造出更多的雪球，加速全系统的雪崩，而非减缓。小群体主义不仅是人类的社会学本性，而且是人类的生物学本性。因此，世界帝国总是像移植器官一样不自然。暴政不是统治者缺乏道德修养的结果，而是病人苟延残喘必不可少的免疫抑制剂。谁都不可能在免疫抑制剂的持续虐待下身强力壮，这是世界帝国的必然结果和必要代价。
晚期儒家忘记了自己的教义和理想都是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的产物，天真地以为：道德教育和舆论约束足以保障世界帝国及其和平，又能避免暴政。然而，真正奉行儒术的世界统治者总是灭亡得更快，而非更慢。从王莽、司马氏到萧梁，“行仁义而亡国”的现实和“行仁政者得天下”的理想形成了尖刻的对照。精明冷酷的统治者汉武帝、汉宣帝、曹公、诸葛武侯看穿了统治的秘密，懂得名法之治（免疫抑制剂）才是无根政权的真正生命线，儒家的用途在于充当政权外围的文宣部门。他们的成功引起了侧面的后果，将免疫剥夺的人体变成了大自然的牺牲品。蛮族阑入只有在世界帝国－晚期文明才能构成心腹大患，原因不在蛮族的强大而在帝国的虚弱。年轻的有机共同体与蛮族相遇时，后者总是前者的牺牲品。帝国既要抑制顺民，又要防范蛮族，自身陷入无法克服的矛盾，只能采取驯犬御狼的权宜之计。汉魏徙戎保塞，罗马赐地招兵。
内化蛮族雇佣兵的组织资源（也就是战斗力的根本）低于塞外的亲族，但仍然高于内地的顺民。如果顺民的贡赋和雇佣兵的战斗力相结合，就能暂时平衡塞外蛮族的组织优势。如果雇佣兵的政治经验和塞外蛮族的组织优势相结合，顺民及其朝廷就会走投无路。世界帝国的生存系于这种刀锋一样逼仄的平衡，只有极其敏锐且审慎的政治家才能掌握这种危险的杂技。由于政治家不可能永远敏锐且审慎，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较之制造干柴烈火的长期和整体趋势，无意中点燃干柴烈火的冒失鬼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惠帝的昏庸和贾后的凶残与其说实有其事，毋宁说是《世说新语》式的小说创作。这种《列子》式的伪罗曼司是当时的流行风气，体现了《庄子》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复兴。真实的惠帝很可能是后主刘禅式的阴柔权术家，擅长在强臣劫主的不利形势下随机应变，才能在“凶竖”和“豺狼”此起彼伏的台风眼内幸存到最后，自己平安去世，将灾难留给后人 [181] 。
这时，组织资源和人口消长已经事先决定了大部分州郡的命运。五胡必将继承巴蜀、关中、幽并，数百年积累的趋势不是《徙戎论》这样的清谈所能扭转的。江东殖民地在土豪的主持下继续开拓，注定会成长为东亚新文明的基石。关东、凉州的大族虽然没有多少垦殖和发展的余地，但组织力量、政治传统和经济资源都蔚然可观，成败取决于当事人的审慎和远见。前凉的胜利反映了河西殖民地政治生态的健全，前线政权孤立的地缘形势大概唤醒了寡头联盟的警觉。兖州、青州的宗族势力原本更加根深蒂固，却毁于苟晞兄弟、王敦兄弟的名法之治和引寇自重政策。关东士族执迷于虚假的安全感，以为自己生活在袁绍兄弟讨伐董卓的时代，因此吸取了错误的历史教训。他们睁大眼睛，在同侪当中寻找曹公的萌芽，齐心协力将其毁灭。在他们眼中，匈奴和羯人不过是乌丸骑兵的继承者，只能做自己的工具或敌人的工具，根本不具备组织政府的能力和资格。后人已经领教了蛮族统治的可能性，因此不大容易理解魏晋士大夫的盲目与骄傲。甚至在洛京沦陷、关东方镇全部覆灭以后，崎岖并州的刘琨仍然相信：石勒完全可能向他投降，为他讨伐王浚。难道拓跋氏的代国不是离不开正统政权的册封吗？匈奴虽然凶逆，不也是依靠汉家外甥的继承权吗？他和王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幻想胡人只能是他们的奴仆。
“王马共天下”的江东政权其实只是东海王藩国的辅弼，从背后牵制淮阳方镇的势力。琅琊王府沿袭了东海－邺城两党的旧怨，将石勒视为邺城党派来的游击队员，将讨伐邺城的鲜卑人和并州人视为自己的盟友。他们以次要的幕府自居，并不觉得自己对帝国和朝廷负有什么责任。他们忠实地完成了党派的任务，系统地破坏了青、徐诸镇幸存的可能性。最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盟主和敌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鄙视的游击队员居然开府称制。北方的正统派势力只剩下并州刘琨、幽州慕容氏和段氏、河西张氏，每一家都处在四面受敌的状态。旧日的党派斗争丧失了意义，各镇一致劝进。只有琅琊王登基，才能延续汉魏君统，系残余士民之望。
这时，琅琊王府的孤立处境不下于北方各镇。后人在“大一统历史悠久”的文宣欺骗下，往往低估了琅琊王面临的困难，甚至以为他像宋高宗一样，只是疆域缩小了一半，南方的统治机器都是现成的。其实，他的处境仅仅略胜于郑成功在台湾，而且，远远不是处处都胜过。郑成功带来了两万习惯胜利的老兵和强大的舰队，随时可以展开屯田和贸易。琅琊王根据太平时期诸侯调职的惯例，率领少数随从离开下邳渡江，根本没有自卫能力。盟主东海王之所以不让他负责正面战场，也是因为他没有足以胜任的野战部队。他只需要利用江东士族对北人的不信任，配合青州对淮阳施加侧面压力，减轻洛阳的负担就够了。如果后主拒绝谯周的投降建议，将成都朝廷迁往南中，他们至少会有数万正规军和成建制的文官政府。相形之下，琅琊王府更像一群归化失败的难民。他们不仅无兵无钱，连维持文官政府门面的幕僚团队都拼凑不齐。奇妙的是，孤弱的处境最终反而对他们有利。陈敏之乱后，南北士族隔阂极深。琅琊王缺乏安全感和威胁性，南士反而比较放心 [182] 。
伟大外交家王导及时登场，说服南北士族同时参加流亡政府。建康市民看到这些名士的动向，才发现琅琊王毕竟不是难民。宫廷建立威信以后，流亡者的安置才顺利展开。王导刻意避免冒犯南士的核心区吴郡、会稽，将大多数侨姓集中在豫章、丹阳一线，在政治上形成拱卫京师的格局，在经济上便于开发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他非常清楚，琅琊王脆弱的政府经受不起第二次两败俱伤的复国主义战争。如果第一次复国战争的领袖不是陈敏这种出身低贱、猜忌成性（这是寒人领袖在士族臣僚包围下的自然反应）的人物，顾荣、周玘等人完全有能力将他造就为第二个孙策。义兴周氏之所以极力反对顾荣的和解政策，正是因为他们自觉有孙策兄弟的土豪武吏之才，理应获得本土派士族的支持，从而不能理解顾荣他们为什么宁愿选择外来政权 [183] 。侨姓士族站稳脚跟后，开始垄断朝廷的高级职位，将吴姓排斥到次要和地方的位置，江东老殖民者的愤怒就更加难以控制了。他们一再支持敌人的敌人：王敦、侯景、陈霸先，企图复辟孙吴政权的黄金时代，然而胜利为时太晚，已经于事无补。
顾氏、陆氏和孙吴旧士族宁愿维系汉魏君统，也不愿重建第二个土豪殖民政权，其影响之深远可能超出了他们当时的预测。世界帝国已经完成了毁灭古典文明的历史使命，蛮族正在开展清理现场的工作。普世主义的魂魄如果丧失了附体江东拜占庭的短暂机会，很可能一去不复返。北方残余的士族皆属二流，缺乏文化资本和价值生产力。他们如果没有南朝的典范可供模仿，就没有多少机会说服蛮族君主重建世界帝国。石勒和魏孝文帝之间的大空位时代构成大一统吏治国家最危险的时刻，也是远东历史欧洲化的最佳机会窗口。蛮族各邦如果没有普世主义政治神学的熏陶和文治派士族的约束，就只会相互攻击，而非相互统一。部族系统经过足够时间的博弈，就会自动演化出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各邦的特殊文化逐渐积累，迟早会越过不可回归的节点。周孔之道和佛教文化原本可能形成类似罗马法和基督教的文明背景，未必能构成重建吏治国家的基础。江东旧殖民者的政权可能形成远东的美洲，以吴姓士族的阶级团结为基础，以北方的欧洲列强为他者，培养出自己的共同体和意识形态。
江东士族作出相反的路径选择，阶级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兼而有之。这些因素当中，士族文治主义和土豪黩武主义的分歧最为重要。士族出自学阀世家，依靠礼学和经学“做家门”。出身和路径对他们形成了无形的约束，使他们不可能重演春秋贵族的封建主义，因为贵族终归是骑士的余脉，礼乐终归是武德的余脉。朝廷是文治主义的主要用武之地，京师的爵禄比地方的采邑更有诱惑力。春秋贵族将采邑传给子孙，六朝门阀却将官僚优先任用权传给子孙。学阀士族谢绝了战争的责任与荣誉，也就注定了他们先天的政治软弱性。殖民战争依靠没有学阀资格的土豪，例如孙氏、周氏、留氏。他们很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军事资本，将缺乏战斗力的士族挤出历史。顾、陆士族在孙吴政权内已经领教过这种待遇，名义上享有丞相和大臣的职位，实际上却不是王朗和诸葛亮的同侪。
孙吴早期就是土豪和士族的联盟，甚至连军队都无法与诸将（几乎全是土豪）的部曲私军相区别。它后期的丞相和中央政府也仅仅是门面，顾雍等人的政府和他们派出的刺史从来不能对地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始终掌握在都督（吕蒙、陆逊）或土豪（士夔）之手。都督和土豪区别不大，都依靠自己的部曲，只是前者得到朝廷名分、与君主的私人关系较好而已。相比之下，诸葛亮和蒋琬能随意任免蜀国全境文武，王朗和高堂隆能维持汉朝相权与监察权相互平衡的法统。不难理解，为什么正统性之争发生在魏蜀之间，孙吴政权甚至从来没有要求过统治全国的资格（野心最大的时候也只要求瓜分东方各州）。可以说：土豪集团不能想象，也不欢迎学阀文臣的统治。士族文治主义者经历了这些痛苦和羡慕的折磨后自然会觉得：世界帝国的传统有助于抑制土豪的武力，保证学阀后裔的阶级优势。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你不愿意付出某一种代价，那就只能选择付出另一种代价。
侨姓士族出于同样的理由，缺乏承担军事义务的决心。他们对流民武装集团既依赖又压制，两者的阶级关系酷似吴姓士族与土豪武吏。郭默、蔡豹、苏峻首先构成建康政权的军事骨干，然后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报复软弱而骄傲的士族。京口北府（徐、豫流民的据点）“酒可以饮、兵可以用”，在谢玄手中拯救了东晋，又在刘裕手中毁灭了东晋。淮右军事集团（来自宋明帝一朝北魏攻占的广固、彭城的流民）在萧道成手中保卫和毁灭了刘宋，雍梁军事集团（关陇流民的据点）在萧衍手中保卫和毁灭了萧齐。每一次政变都削弱了“汉魏故事”（君统禅让制）的威望和凝聚力，使继承者的处境比前朝更为恶劣。归根结底，“汉魏衣冠”和“金陵王气”其实就是侨姓士族政治共同体的文学表述。寒人武夫不断削弱士族，无异于南朝内部的蛮族，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维系世界帝国的政治经验和文化传统。在血统、学统和政统上，侨姓门阀都是东汉清流士大夫阶级的直接延续，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就体现在这批士大夫阶级的历史延续性上。
建康政权理论上是世界帝国的影子，实质上仰仗殖民政权的资源。因此，它必须同时继承汉魏文化政统和保持侨人军事优势。前者是王谢“芝兰玉树”的天职，后者是流民“伧楚豪杰”的天职。随着玄学和佛学的兴盛，前者日趋衰落。随着北方流民的减少，后者无以为继。侯景之乱是南朝灭亡的契机，但不是根本原因。建康政权以前经历过类似的苏峻之乱、姚襄之乱而能够恢复，但现在已经丧失了文（汉魏文化、政统）武（侨人军事优势）之道的荫庇。
梁武帝从自居汤、武开始，以舍身同泰寺结束，很难视为个人信仰或年老昏聩的结果。毋宁说，这种变化反映了江东社会的印度化进程——戴克里先还能指望诸神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君士坦丁就只能依靠基督教了。后世儒生将“舍身同泰寺”丑化成一场闹剧，但当时的南朝似乎不是这么认为的。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梁武帝父子国破家亡以后，土著武夫陈霸先仍然要重蹈覆辙。同样的事实放在不同的解释体系中，就会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难道忏悔者爱德华和天智天皇世系的灭绝会动摇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信仰吗？后世的国王和天皇会因此放弃对基督教和佛教的供奉吗？答案一目了然。佛教如果跟封建主义结合，并不见得会削弱所在社会的战斗力。日本的僧兵一度使天皇和诸侯感到恐惧，但南朝的情况并非如此。士族迷恋佛学，而非宗教。才智的个人主义削弱了宗族的凝聚力，思辨的决疑论瓦解了儒家的政治责任感。民间的佛教声势浩大，然而组织薄弱。他们夺走了吏治国家的兵源和财源，但僧团的组织轮廓尚不清晰。旧文明的基本结构已经解体了，新文明的基础尚在未定之中。这时，社会的抵抗力跌至谷底。
南朝的军事资源，如前所述，依靠北方流民南逃，宋齐梁三代都依靠这些军事集团起家。这些人的军事素质明显优于吴姓土豪，原因就是五胡掀起的大战远比讨伐山越、洞主的零星游击战更为酷烈。随着北方恢复和平，南朝军事资源日益枯竭。梁武帝完全明白正在来临的危机，采取了重用北来降人的政策，但颓势已经无法挽回。东魏的高洋政府正确地预见到：侯景虽然在北朝是败将，在南朝却足以造成极大的破坏。从萧梁各镇勤王大军面对侯景孤军的可悲战绩，以及梁元帝的江陵复辟政权面对西魏干涉者的外强中干就可以判断，南朝军事集团已经衰败到什么程度。梁元帝的遗言“文武之道，今日尽矣”虽然有个人负气的成分，却颇为精要地概括了侨姓士族政权（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在政治（文）和军事（武）上的破产。
陈寅恪先生指出，萧梁的失败不同于晋宋齐的朝代更迭，而是南朝整体的失败。当时的士大夫完全清楚其中意义。诗人庾信喊出了“天何为而此醉”的绝望，史家姚察记下了“行仁义而国亡”的悲情。不可能，上帝错了、历史错了、圣人错了，事情不应该这样！他们都是南朝入北的遗民－士大夫，然生而为北朝臣民的文中子同样没有忘记：礼乐在东晋，随南朝俱亡。他们知道，以“汉魏衣冠”为象征的第一个中国——纯粹的华夏文明——已经“文武之道，今日尽矣”。他们生活在“北代神君、阴山贵种 [184] ”统治的第二个中国——冒牌的隋唐文明，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流亡永远不会结束。
在侨姓士族政权的废墟上，寒门浪人、吴姓土豪和蛮夷酋领可以扬眉吐气了。吴儿的骄子陈霸先首先为他们洗雪了外来政权三百年压迫的耻辱，然后一举击溃趁火打劫的北朝干涉者，复兴了孙吴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三吴小儿在胜利和解放的喜悦中，自豪地传唱南人的歌曲：“虏万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虏奴 [185] ！”然而，这些缺乏正统性和内在纽带的力量只能维持一个勉强的“战斗政权”，而且战斗力还不如侨姓萧梁政权。它的幸存不是因为自身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朝的统一尚未完成。只有两种“假设历史”能够拯救南朝：佛教像基督教瓦解神圣罗马帝国一样，破坏北朝大一统官僚帝国的生成；或是外部干涉者像英格兰一样，精明地运用其力量，保护了“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但是，如你所知：东亚世界没有得到，也很可能无力承受这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