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贵族的反动和毁灭
楚汉之际所谓关东豪杰，包括以下几类阶级和气质有别的人士。其一是日薄西山的贵族势力，项羽、田横、张良之属。他们渴望恢复诸夏的自由和祖国的荣耀，而这两者经常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项羽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绝不仅限于军事才能。我们毋宁说，他的军事方略是他宪法理想和外交理想的自然延伸。如果威尔逊总统和罗伯特·李将军合为一人，就能大体呈现项王真正的人格和抱负。他的国际联盟思想是齐桓公骑士精神和秦始皇世界帝国的折中，自然而然地遭到了极端的丑化和反对。田横和张良都不肯接受楚国的仲裁者权力，尽管霸政是保障东方各国安全的唯一途径。他们为枝节性的领土纠纷、历史恩怨和地区性霸权野心，不惜破坏反秦联盟的共同价值底线，甘冒强秦再起的危险，最终自食其果。范增和韩生都不肯满足于仲裁者的微弱权力，要求他取代秦始皇的地位，以肆无忌惮的马基雅维利手段对待盟国。他们出于游士的野心和本性，高估了贵族领袖左右贵族阶级的能力。
项王的政治、军事策略是楚国宪法结构的产物，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僭主对待乌合之众的武断权力。八千子弟的人数不一定只有八千，但贵族精英部队的性质毋庸置疑。他不能越级提拔韩信，也不能像韩信希望的那样，将古老王国的封地慷慨地赏赐给立功的暴发户，因为八千子弟是一个阶级性和民族性极强的自治团体，破坏边界就会严重地损害团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唯才是举对土耳其禁卫军很有好处，因为每一位有野心的奴隶士兵都是帕夏的种子。圣路易的骑士团如果向穆斯林和佛教徒开放，肯定会丧失一切战斗力。雅典和罗马无比珍惜他们的公民权，不容外邦人觊觎，只有在自由和独立丧失殆尽以后，才允许全世界分享这种失去政治意义的荣誉。韩信投奔刘邦有其必然性，因为后者的团体是浪人冒险家的集合，浸透了“为天下者不顾家 [154] ”和“分我一杯羹 [155] ”的流民精神。亚父（范增）抛弃项王也有其必然性，因为贵族团队最忌惮领袖的幕僚系统，这种私人班底是领袖扩张权力和个人独裁的基础。如果有人认为这些都是项王用人不当的证据，显然是对楚军的阶级性质和历史地位认识不清。许多后人不能理解这种区别，是因为他们在散沙顺民社会生活得太久，以致丧失了最起码的政治判断力。
北方各国军队的散沙化是证据确凿的，他们本来就是战国“去封建化”的先行者。廉颇时代的赵军仍然足以傲视楚人，现在却沦为怯懦的观望者。如果你将一切组织资源集中于国家，亡国以后就只会剩下无异于难民的散沙。成安君和张耳的赵军显然类似北方群雄，由个追逐功名的个人冒险家和走投无路的流民组成，缺乏相互协调和信任的习惯。畏敌如虎不是个人武技和勇气的问题，而是群众性军队缺乏共同体纽带的问题。楚军为数不多，以一当十。这是楚国封建主义瓦解较慢的自然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项王的韬略。以廉颇时代楚军的一般表现而论，项王的祖辈在信陵君和白起的大军面前应该是不堪一击的。战国末季，各国的社会解体都在加速展开。江东子弟的组织度和战斗力肯定不能比肩春申君时代的祖辈，但他们的敌人瓦解得更快。军国主义总体战的透支越彻底，衰退就越快。楚人正因为在总体战技术上落后，保存的元气较多，才会衰老最慢，颠倒了战国后期的战斗力顺序。自然，秦人是军国主义透支未来的最大受害者。章邯的囚犯军队不堪楚人一击，不足为奇，但萧何为汉王补充的大批人马无疑包括了许多良家子，表现仍然如同乌合之众。濉水之战清楚地预示了东亚顺民在史后时期注定会遭受的无数次浩劫。几千名楚国贵族践踏数十万汉军，仿佛西班牙骑兵在百倍于己的印加人当中所向披靡。显而易见，秦人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了。楚人不复存在，至少还要到吴楚七国之乱以后。
贵族军队自有其弱点，经不起消耗战，不适合动员。流民和顺民能够一再承受大屠杀的损失，然后同样大规模地补充和更换。贵族军队失去每一位骑士，都是无法弥补的灾难。韩信的费边式迂回包抄，主要目标就是迫使楚人分兵和消耗。垓下十面埋伏的意义，就是用大量低素质士兵消耗楚人的少量精英武士。项王显然极其鄙视这种缺乏费厄泼赖的战法，才会发起临终前的比武，说出“非战之罪”的骄傲语言。他拒绝东渡的真正理由也是不屑或不愿将长平式总体战的痛苦加诸江东父老，将自己降低到敌人的同一水准。他和江东父老存在有机性联系，不亚于罗伯特·李之于弗吉尼亚父老。刘邦和韩信对待麾下的士兵，却不会比波斯皇帝和斯大林元帅更为珍惜。项王一生赢得过无数辉煌的胜利，但没有一次比乌江渡口的自我牺牲更加荣耀。
后世的记录充满了误解，主要就是因为历史终结夺走了史家的历史理解力。史家一再将项王视为汉王和韩信的同侪，用个人冒险家的标准理解贵族领袖。项王不可能西都关中，这跟他是否渴望衣锦还乡毫无关系。难道狮心王理查德有可能迁都耶路撒冷，永不返回英格兰？麦克阿瑟将军能有多少机会据东京称帝，开创一个日本王朝？只要阶级和民族的共同体仍然存在，这样的怪事就毫无可能。只有当社会组织瓦解，军队的战斗力仅仅稍微超过盗匪的时候，领袖才能武断地决定首都和政策。汉王之所以能够做项王不能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他雄才大略，而是因为他所在的社会已经终结了历史，而项王所在的社会仍在历史之中。汉王顺应了文明没落的潮流，放弃了他起义的初衷（除领袖的人选以外，他和项王最初没有分歧），将自己变成了自己最初反对的人，这才是他成功的根本原因。华夏已经衰老，渴望在世界帝国的软榻上吐出最后一口气。
正因为如此，项王的命运并不属于他个人。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两种情况比他的失败更重要。其一是元老院、小加图和庞培的失败，将世界送给了恺撒及其继承人。其二是幸而未曾发生的历史，英格兰和全欧洲在大德意志帝国面前屈膝。后人对东亚的厄运和顺民的悲情发出过无数的慨叹，最终都要追溯到这位英雄的末路。他为祖国的复兴和诸夏的自由，为齐桓晋文的盛世，已经尽到了全力。如果他的举措不够明智，当时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为明智。他所在文明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拒绝顺应没落的潮流就是倒行逆施。因此就“反动”一词的本义而言，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反动者，没有辱没孕育他的楚文化和华夏文化，正如丘吉尔不曾辱没英格兰，李将军不曾辱没弗吉尼亚。“末人”和“史后之人”不可能理解超越自身高度的巨人，才会造出盲人摸象式的滑稽记录。只有在新的文明达到同样或更高层次以后，才会产生足以理解他的观察者。
张良代表贵族反动的更晚季候，因此软弱是他毕生的最大特征。黄石公的传说将柔弱的妾妇之道列为权术的最高境界，恰好反映了名法文化烂熟给社会留下的阴影。韩国是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故乡，“去封建化”比楚国更早，更彻底。因此毫不足奇，张良的生平处处流露出意大利式的腐败。他的复国主义不是骑士的复国主义，而是阴谋家的复国主义。他身为贵族，却没有骑士的德性，不肯身先士卒，始终依靠刺客、外交和阴谋。他的容貌和举止甜蜜如美女，暴露了过度文明化的软弱血胤。只有精致而压抑的宫廷文化，才能产生这样的家系。楚人培育了贵族，齐人培育了侠士，韩人却培育了策士。谋略家最终总要依附于人，依附者最终只能放弃初衷。他足够聪明，理解了这种恺撒·博尔吉亚 [156] 式的命运，放弃了挣扎，却摆脱不了痛苦。他从复兴韩国的密谋开始，以毁灭六国复兴的密谋结束。个人的飞黄腾达以理想的自毁为代价，精神的扭曲是可想而知的。项王像骑士一样战斗和牺牲，他却只能像文人一样逃避和幻想。战国末期的神仙之术酷似希腊化末期的世外桃源文学，浸透了弱者对残酷世界的绝望，正是他这种聪明人需要的大麻，比信陵君的手段更安全、更有效。他不爱自己运筹帷幄创造的粗俗世界帝国，怀着贵族失败者的骄傲不理政务，结果在后世冒险家眼中，反而变成了明哲保身的典范。
齐人社会“去封建化”的程度介于三晋和楚人之间。贵族的组织资源尚在，但思想启蒙和经济发展已经剥夺了他们的军事传统。齐地盛产儒生和方士，迷恋帝国文化的虚荣。唯其如此，他们最不适合在逆境中守卫共同体的传统。“东帝”的骄傲对他们是致命的，使他们无法明智地确定自身位置。他们既不能用自己的财力支持楚人的霸政，维持东方盟国的核心价值观，又不能恢复齐宣王资助燕、赵缓冲国的传统政策，重建自己的势力范围，保证地缘形势脆弱的本土安全。他们为虚荣牺牲了审慎，为古老的嫉妒和人事的纠纷，不惜引入虎狼之秦的地缘继承者，瓦解了海岱防御系统，使自己沦为最大牺牲者。他们最后的背叛恰好起到了分散楚军的效果，配合了汉室的消耗战略。田横五百士做了悲壮的告别。残余的齐国贵族在景、武之际内迁入关。齐人的工商业传统维持到新莽初年。此后，齐地沦为流民和流寇的主要产地，证明社会解体的进程已经走到终点，齐人共同体不复存在。
另一类关东豪杰乃是陶朱公、吕不韦和朱家、郭解之间“遗失的环节”。他们大抵出身平民，跟封建贵族没有关系，借助封建瓦解和国际局势，在成例没有明确禁止或允许的灰色地带发财致富，甚至拥有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楚汉战争时期的军事动员、后勤支持、贸易转运、矿产开发、武器制造都少不了这些人的经营。他们不一定都是《游侠列传》或《货殖列传》中人，但他们的活动无疑为后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会空间。韩非子早就将他们列入五蠹。秦政号称暴政，却没有消灭他们，反倒遭到他们的沉重打击。汉初游士、游侠横行的“小战国”格局主要依靠他们的支持，以致周亚夫忌惮剧孟超过忌惮吴楚联军。景帝朝配合七国之乱的镇压，对他们展开了大清洗。这场运动的长远后果无疑超过了武帝一朝的独尊儒术和酷吏政治，在国家反对社会的战争中赢得了决定性的战役。儒生完全无视景帝朝转折的阶级意义和共同体意义，将景帝和文帝并称，视为堪比成康之治的美谈。然而，正如汉阳陵早已证明的那样：景帝为秦皇汉武的中间环节，是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暴君。他结束了高帝的因袭之治和文帝的恭俭之治，为重返秦政的好大喜功做好了准备。景、武并称，比文、景并称合适得多。
汉儒背弃了他们师辈的豪强战友，投靠朝廷。他们的选择严重影响了以后的社会博弈。士大夫和豪强结盟，文法吏支持的朝廷就会异常孤立。这时的郡守更像蛮族包围的刚果河贸易站长，辖境豪强的民兵拥有随时置他们于死地的物质力量。然而，物质力量并不是一切。贵族只有在儒生的复国主义或周政主义意识形态动员配合之下，才能将豪强的潜在力量组合成有形的力量。贵族的瓦解和儒生的背叛夺走了豪强的野心和希望，使他们沦为酷吏政治的牺牲品。酷吏政治大功告成以后，战国地缘共同体重建的可能性就永远消失了。阶级共同体当中，拥有武器的贵族上层和豪强中层相继瓦解。朝廷之外，只剩下没有武力的平民家族。文法吏为国，儒生为家。世界帝国的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以此为基础，重新稳定下来。酷吏政治退场，循吏政治取而代之。儒生坚信，这是他们复古更化的重大成就。其实，从朝廷的角度看，这是酷吏政治已经完成清道夫任务，可以鸟尽弓藏的缘故。无论谁为主动，谁为被动，武、宣以后，朝廷和儒生已经习惯于彼此视为合作对象。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获。朝廷解除了最大的梦魇——卷土重来的关东豪杰。儒生实现了最低的梦想：拔除封建性和贵族性的宗法大家庭。蛮族入侵以前，华夏不会再有自己的天然贵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