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秋收时节的世界帝国
汉初的军制保留了许多小战国特征。长安朝廷和各国宫廷都有自己的禁卫军，但人数不多。各郡保留了战国时代训练和动员民兵的机制，民兵的战斗力尚未消失。因此，汉初常备军的开支不大。后世的羡慕者经常致力研究汉代宪制，企图找到费省而兵劲的秘诀。其实，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封建时代的贵族骑士、总体战－军国主义时代的耕战良民、顺民专制时代的流氓无产者雇佣兵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根本差异不在“法的精神”，更不在有形的制度，而在文明嬗变的季候。如果你研究秋季果园组织摘果工人的管理和技术，无疑能够有不少的收获，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不可能适用于冬季的荆棘丛，后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果子可摘。如果你研究培植土壤和种植果树的技术，确实可以发现更加根本的原理，然而这些原理只能满足哲人漫无目标的好奇心，满足不了策士学以致用的功利心。
汉初的战斗力源于战国精神的残余，而非本朝的制度。本朝的制度如果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瓦解良民的组织资源，加快顺民化、散沙化的速度，从而降低吏治国家的统治难度。战斗力主要反映组织资源的强度，勇气和技术必须内生于组织资源才能发挥效力，因此吏治国家的长远目标就是将帝国交给蛮族。世界上没有不付代价的政策，但政策制定者很少能理解自己政策的真正后果。浅薄的观察者和别有用心的煽动家经常妄下雌黄，将滥用兴奋剂的罪魁祸首奉为英雄，将临终抢救的良医指为罪魁。
在祸延子孙的众多兴奋剂专家当中，武帝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他首创了收编胡骑的政策，从而向引蛮族入侵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随着良民的顺民化，雇佣兵的地位必然会相应地上升。胡骑的政治德性和军事素质都胜过流民冒险家，因为部落组织的习俗仍有其生命力。皇帝制度是僭主制度的集大成者，超越了阶级、族群和地缘的局限性，最适合不拘一格用人才。项王不能武断地提拔无赖子韩信，武帝却可以用降虏金日磾做托孤大臣。“用人唯才”不是民主社会的标志，而是社会解体的重要催化剂。如果民主的定义包括近代美国这样的社会，那么他们的正确定义应该是“法团自治主义”。“资本主义”的称谓尚有部分的正确性，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自治法团的特权与自由，但从整体格局上讲，仍然是严重歪曲的。如果民主意味着“王侯将相、文武百官宁有种乎”，地球上就没有比秦政以后的华夏更民主的社会。
“用人唯才”的实际意义是：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那些似乎可能构成社会凝结核的人切断他们原有的社会纽带，沦为无根游士。游士毕生和唯一的事业就是投机和寻租，返乡是他们最大的耻辱。一部分游士能够实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 [165] ”的可悲胜利，大部分游士则注定要以腐蚀社会为终身职业。游士有自我复制性和自我毁灭性，通过产生更多游士而加快社会解体的速度。智者和强者背弃了他们身为社会凝结核的天职，蜂拥踏入自杀之路。愚者和弱者纵欲不为散沙，其可得乎？智者和强者自外于社会，以发明汲取之术为主业。愚者和弱者纵欲不为散沙，其可得乎？游士的社会破坏性仅次于宫廷权贵（外戚和宦官），两者的共治锁定了所在文明的天花板。精英一旦游士化，社会组织进一步分化、复杂化和精致化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消极的耐汲取能力取代积极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构成散沙社会的主要筛选－淘汰标准，使蟑螂和地衣取代熊猫和银杏。
散沙社会倾向于退化、同质化，易于平铺散漫地横向发展。这种社会便于统治，尤其便于简单粗陋地统治。因为简单同质的社会组织普及成本最低。相反，正如晁错所说：如果听任社会分化自然发展，帝国各部分很快就会不适合用同一种体制统治了。波斯帝国就非常清楚：统治几千个雅典人非常困难，统治几百万埃及人非常容易。哥特入侵者非常清楚：罗马帝国的希腊诸行省不堪一击，无异于波斯帝国时代的埃及。埃及人自己非常清楚：他们在州国竞争的五霸七雄时代和法老初期的军国主义时代，根本没有考虑过蛮族入侵的问题。相反，各州为了保持或争取竞争优势，会像雅典和罗马、秦穆公和赵武灵王一样，吞并努比亚和利比亚的蛮族。然而，这些争论意义不大。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季候，所有的季候都会推出自己的弄潮儿。
华夏世界的天命选择了武帝，做秋收时节的最后一位摘果人。他的暴政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遭到同样可怕的反动，根本原因不在于晚年的忏悔，而在于谋杀死人总比谋杀活人容易。秦始皇给诸夏以致命一击，自己却在项王垂死的报复中同归于尽。汉初布衣君臣是一群谨小慎微的人，机会多而野心小，宁愿选择无所作为，听任尸体慢慢冷却。武帝却是那种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的革命家，廉价地赢得了谋杀尸体的荣誉。在那些根据战利品数量鉴定军事才能的史学家眼中，他无疑比秦始皇伟大得多。在那些根据死者惨叫声大小给凶手定罪量刑的法学家眼中，他无疑比秦始皇清白得多。
秦始皇的文字狱依据秦律原有的毁谤法，他个人缺乏艺术家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反复无常的性情。暴政依靠文法吏的机械性执行，“失期当斩”是煽动家陈胜、吴广的一面之词，得不到秦律考古材料的支持。秦始皇的强制迁徙从当时公认的社会渣滓开始，没有完全丧失商君和先王信任耕战良民的传统。汉武帝的毁谤罪是一位艺术天才创造力的流溢，即使尼禄也难望其项背。秦律、汉律和先王的诏谕，在他都是多余的。他的暴政只有社会工程学的理由，为帝国节省了诬告陷害的成本。他的酷吏不需要文法吏的技术，只需要理解帝国利益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即使儒家的经学家也能成为酷吏。酷吏杀人根据指标和期限，法律条文是不必要的。如果死刑犯不够，就把其他犯人加上。如果所有犯人都不够，就把探监的人都加上。汉武帝的强制迁徙直接从六国贵族的残余开始，同时继续打击豪强和游侠。他正确地预见到：诸夏已经在临终病榻上躺了这么久，不大可能产生第二个项王了。
武帝不拘一格地赏拔将才，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后果。其一，名将之盛冠绝汉朝。其二，军事制度空前混乱。他武断而浮滥地运用至高权力，将文人、廷臣、禁卫军、降虏、属国、志愿兵的军官混编拔用，然后同样武断而苛刻地惩罚他们。滥赏滥罚是互为因果的配套政策，不是武帝一时任性或失察所致。所以汲黯进谏，他才会如此从容不迫 [166] 。禁卫军扩充为中垒、屯兵、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后，几乎由朝廷的军队变为武帝的私人军队。除他本人以外，谁都无法指挥外籍兵团。廷臣举荐的卫士大多是积累资历的宫廷侍从，无意担任职业军官。各郡民兵选派的卫士各有乡党、亲族，更不可能永驻长安。胡骑和少量附属胡骑的雇佣兵变成了唯一的事实常备军。皇帝在他们的保卫下，肆无忌惮地削弱郡、国父老的自卫能力。李广难封、李陵难归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志愿军，妄图延续韩信、彭越的危险传统。 “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167] ！”的反面涵义就是：高皇帝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冒险家团体应该早点认命。任何企图讨好宫廷的统帅都会发现：借敌人之手消灭志愿军，乃是取悦圣上的不二法门。
武帝的征发、屯田、盐铁、均输政策汲取郡、国人力、财力，不仅超过了商君耕、战动员体系和齐人垄断贸易体系的总和，而且极不公正地将压力集中在自费勤王的王畿良民阶级头上。诸侯各国同样沿袭战国民兵体制，但民兵的戍卫范围仅限于本国。因此，王畿居民羡慕各国人。汉律则将东方各国人视为潜在的敌人，对他们严加限制。朝廷极力寻找借口，侵吞各诸侯的领地，从而占有他们积蓄的民力物力。主父偃一类游士之所以飞黄腾达，就是为了替朝廷担负罪名，将他的祖国变成朝廷直辖的齐郡。良民远戍京师或边境，无异于倾家荡产。他留在家乡的亲族丧失了自由经营的权利，必须忍受国家垄断企业的额外盘剥。盘剥所得主要用于支付日益扩大的官僚机构和雇佣兵开支，蛮族在后者当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例。三晋、秦人习惯的免役优待在耕战社会颇足为羡，在齐人发明的垄断贸易体制内实属得不偿失。从军在封建社会是荣誉的标志，在军国主义社会是良民的标志，在世界帝国是噩运的标志。他们如果就近叛乱，生存机会反而大于勤王。武帝朝“海内人口减半”，部分原因就在于有籍良民沦为无籍盗贼。
这种局面如果出现在汉初，肯定会引起朝廷的颠覆，但社会散沙化的长期政策已经收到成效，项王、田横、朱家、郭解之类潜在凝结核已经不复存在。叛乱者只能形成无形态的众多小股盗匪，不能形成有形态有组织的复国主义军队。武帝及其酷吏在这方面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他们如果没有消灭陇西李氏这样的豪强势力，现在就会面临比盗匪可怕得多的敌人。他们如果接受贤臣或儒臣自以为是的仁政主张，现在肯定难逃惩罚。事实上，武帝的政治逻辑是完全自洽的。汉初反秦儒生的逻辑同样完全自洽，武帝以后的机会主义儒士才是自相矛盾的人。他们反对皇帝的暴政，却不反对世界帝国，然而暴政正是维护世界帝国的必要手段，他们自己执政以后也面临同样的必要性。先儒设计的仁政以封建小邦为必要条件，这样的小邦根本容不下安置汉儒所必需的大批官僚职位。
匈奴、朝鲜、南越、大宛的战役将七科谪、恶少、徒、弛刑、应募罪人送进了雇佣兵的行伍 [168] 。此后，帝国再也离不开他们的服役。良民士兵发现勤王戍边和犯罪受罚没有区别，参军愿望和战斗力自然日益退化。良民越是逃避兵役，帝国越有必要降低雇佣兵的标准。这些谪兵甚至奴兵的可怕名词进入历史，预示了世界帝国的宿命 [169] 。顺民首先感到：与其供养这些不可救药的流氓无产者，不如供养赵信这样的降虏和浑邪王这样的属国；最后就会感到：朝廷用他们的钱供养蛮族武士，并不比蛮族武士直接组织向他们要钱的朝廷好多少。良民到顺民、民兵到佣兵的逻辑穷尽其内在可能性，还需要数百年时间，但基本趋势已经无法逆转。光武帝废除了各郡民兵，给精疲力竭的农村以喘息的机会。窦宪以南匈奴和属国的武力绝漠，实现了毁灭北匈奴的历史性胜利。曹公将乌丸、匈奴余部内迁，获得威震华夏的天下名骑。司马氏和蜀汉竞争性内迁氐羌部落，充实残破的关陇。晋武帝废州兵，诸王竞相以内迁的匈奴、鲜卑为选锋。每一次新的改革都会减轻顺民的部分负担，引起他们由衷的感激，最后将他们引到永嘉之乱的悬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