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蛮族佣兵的兴起和没落

蛮族阑入河北，挤走了经学士族。赵魏多名儒，一变为河朔尽夷狄。唐室计无所出，唯有以夷制夷，仰仗回纥、朔方、北庭、安西各路番兵。郭子仪只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和联络人，能战的大将李光弼、仆固怀恩和白孝德都是番将。朝廷实际上变成了蛮族佣兵的经纪人，负责经理江南财富的转运和分配。如果皇室没有做好度支分配工作，即使忠心耿耿的朔方军也会叛乱的。唐德宗企图大振乾纲，却因为财政问题，首先引起了自己阵营内部的叛乱。他最后恍然大悟，觉得一切都是钱的问题，于是将余生用于聚敛，终于重新发明了魏晋失传的货币税，利用盐茶垄断征收沦陷区的实质性消费税。宪宗朝短暂的胜利耗尽了国库的积蓄，迫使穆宗采取紧缩和裁军的政策，结果导致河朔再度叛乱。然而，正如牛僧孺指出的，叛乱其实有利于朝廷，节省了收买东北武人和防守契丹前线的巨大开支。如果卢龙、成德和魏博三镇既能保证边境的安宁，又不侵略其他各镇，为什么要执迷大一统的偏见，非要反对他们替朝廷出钱和流血？实事求是地说：张弘靖这样的文官镇守东北，远不如李怀仙这样的番将。前者家在内地，只想混过短暂的任期，对地方利益和长远利益毫不在意。后者是军团推戴的领袖，是边镇永久性的利益攸关者，熟悉边镇的利源和饷源，不求朝廷的拨款和转运，就能完成保境安民的任务。

河北、中原、西北的藩镇大抵是内附 [208] 番兵的苗裔，军事资源和部落传统密切相关。他们的阑入导致藩镇社会的胡化，引起了儒生和大一统主义者的极大愤怒。其实，他们是当时最廉价的军队。朝廷利用另外三种军队节制他们，付出的代价反而要大得多。第一种军队是禁卫军。安史之乱后，南衙禁军渐渐退化为仪仗队。北衙禁军在原有的羽林军、龙武军的基础上，增设了神武军、神威军和最重要的神策军。神策军是哥舒翰的旧部，会合陇右、河西、安西、北廷各路勤王之师，将入侵的吐蕃人赶出了长安，从此划归禁卫军。神策军出身野战部队，战斗力超过原有的禁军。唐德宗对藩镇感到绝望，将京畿的安全交给这支军队负责，由亲信宦官统率，用三倍优厚的待遇吸引各镇宿兵。德宗以贪婪著称，主要就是为了供养直属部队。第二种军队是南方各镇的辅助部队，除剑南、安南的边军以外，都缺乏自己的军事传统，正兵少而土团多。土团包括大量的乡兵，很容易变成抗拒朝廷聚敛的工具。随着晚唐征敛的加重，南方各镇普遍陷入土团引起的混战中。无论谁在混战中胜出，都会损害朝廷的补给。第三种军队是真正的番兵，从回纥到沙陀。他们为朝廷打击半蛮族雇佣兵和流氓无产者雇佣兵，犹如快刀切开黄油，然而代价却是朝廷难以忍受的。藩镇和蛮族分割世界帝国，给吏治国家增添了新的色彩。

卢龙的历史始于契丹归化者李怀仙的妥协。他诛杀史朝义，满足了朝廷的面子。仆固怀恩的停战协定解除了朝廷两线作战的压力，从而封闭了吐蕃进一步扩张的机会。卢龙遵守停战协定，最为忠诚。它的野心仅限于自保，叛乱总是发生在朝廷企图吞并它的时候。卢龙军事集团继承了安禄山、史思明最坏的传统，始终无法建立稳定的继承制度。从李怀仙到刘仁恭，节度使善终者少，安庆绪、史朝义式的弑父篡位并不鲜见。节度使没有确定的种族背景，需要随时作出讨好士兵的姿态。军官家在本地，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朝廷，都非常不乐意出境作战，有能力约束他们的节度使寥寥无几。节度使则有讨好朝廷、压制部下的倾向。刘总献幽州，就是这种矛盾的总爆发。他对军官的屠杀和朝廷对士兵的赏赐里应外合，暂时压制了安史旧部的不轨之心。傲慢而软弱的士大夫拒绝迁就节度使讨好士兵的河朔习俗，迅速激起了新的叛乱。这一次，朝廷再也无力筹集足够的渗透和镇压经费。

卢龙军人怀念他们的英雄朱滔，犹如楚人怀念楚怀王。朱滔为了忠臣的虚名，为朝廷讨伐河朔的同侪，反而遭到朝廷的出卖，比原先的逆贼更为悲惨。朱克融利用先人的遗爱和他落魄长安时代学到的纵横术，像安东尼游说罗马民众驱逐布鲁图斯一样，赢得了军团的效忠。他无耻地敲诈敬宗的朝廷，反而获得了先人用汗马功劳和自我牺牲都得不到的奖励。可惜群众的爱戴总是反复无常，武装的群众比普通群众更可怕。军人终于厌倦了金帛买来的忠心，诛杀朱氏满门。军事选民团的新宠儿李载义仅仅运用卢龙本镇的力量，就打败了武后和玄宗的奚人，而且他利用横海军叛乱的机会，大掠朝廷的北方基地沧州。横海镇是朝廷打入河朔各镇之间的楔子，却像三镇一样嗜好叛乱，反而经常需要三镇协助朝廷镇压。朝廷的感激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不合时宜地想起了自己的姓氏。其实李唐的同姓即使真是宗室远支，也不会比李贺更受朝廷重视。这种危险的暧昧倾向超出了同侪和部下所能允许的程度，李载义仅仅来得及举家逃亡。

卢龙军人吸取教训，选出了出身卑贱的杨志诚，在他开始流露出接受监军太监渗透的迹象后，又将其驱逐。牛僧孺政府不再劳民伤财地干涉河朔内政，将各镇视为有效隔离蛮族的缓冲国，从而保证了长安和卢龙以后数十年的友好合作关系，甚至李德裕的复辟都未能造成改变。八年内的三次兵变将镇守雄武前线的张仲武推上了节度使的宝座，开创了卢龙的光荣时代。他击溃了回纥的乌介可汗，给东方的契丹人以毁灭性打击，成功地迫使军人支持儿子张直方继位。后者原本有机会利用父亲的威名，将成德的稳定继承法引进卢龙，却因为荒怠逸乐而坐失良机。军官团轻易地驱逐了他，恢复了卢龙令人生畏的军事民主制。在残唐五代的混乱中，这种宪制终将毁灭安禄山的传人。

“河北之骄兵悍民，气焰已成，而不可扑也 [209] 。”成德的宪制以稳定著称，使长安朝廷及其士大夫黯然失色。 李宝臣父子作为这些胡骑的代理人，给德宗和卢龙朱氏的削藩企图以沉重打击。契丹人王武俊和回纥人王庭凑的家族相继统治成德镇，直至河东沙陀集团收编和结束所有蛮族雇佣兵。魏博的宪制体现了蛮族藩镇的第三种类型，军事选民团由世袭的牙兵组成。如果卢龙代表军事民主制及其永恒的动荡，成德代表雇佣兵团体的亚里士多德式一人统治，那魏博就代表了军事寡头制的理想模型。历任节度使都必须迁就牙兵的阶级意志，否则就不必指望朝廷和士兵的援助。田布自杀后，节度使的继承权已经无足轻重。

平卢镇源于河朔军事集团的高丽叛逆者，从辽西攻击安史（安禄山、史思明）的侧背，失败后浮海南下。唐肃宗感到有必要奖赏或迁就他们，遂将青州划入平卢镇辖区。这批高丽武士永远未能收回故地，却在徐、泗一带大肆扩张，最终占据了山东十五州。侯希逸和李正己的军事集团战斗力不强，但以地方治理、农业水利建设和杰出的院外活动能力著称，因此遭到欺软怕硬的宪宗朝廷优先打击，分解为平卢、天平二镇。朝廷为了牵制平卢，在徐州设置了武宁节度使，开启了流氓无产者武装替代蛮族武装的漫长历程。以后的历史证明，流氓无产者武装给朝廷和顺民造成的麻烦比蛮族更多。武宁雇佣兵集团不断发动叛乱，最后制造了庞勋的桂林戍军大叛乱，横扫南方各镇和土团，预演了黄巢之乱的大屠杀，迫使朝廷再度乞灵于最后的蛮族武装——李克用的沙陀集团。高丽藩镇灭亡以后，山东发展为另一个吴越的可能性随之告终。朝廷断断续续的干涉足以破坏藩镇长期建设的努力，却不足以保证自己的代理人实施有效统治。长期的政局动荡和短期汲取毁灭了崔、卢士族和鲜卑贵族苦心经营的社会资本，将山东由南燕、北齐的财政基地变成了朝廷的负担和盗匪的乐园。

淮西镇与平卢镇的性质非常相似，源于李忠臣统率的安史叛军反正集团。朝廷将东北蛮族武装部署在中原地带，阻止安史叛军南犯江南财政基地；将朔方军麾下的蛮族武装和各同盟国军队部署在北线和西线，进攻安史叛军占领区。这种部署方式就已经表明了亲疏有别的次序。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东北蛮族就沦为准叛乱集团和下一批监视对象。临淮王李光弼（朔方军的灵魂）出镇中原，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平卢和淮西。李光弼一死，东北蛮族就公然抗拒朝廷。朝廷不得不再次启用自己的嫡系部队，从而产生了忠武镇。忠武黄头军源于朔方军的阿跌部落，随他们的酋长李光颜（因功赐姓李）进驻陈、蔡边境，牵制淮西吴氏，保护淮南到宣武的运道安全。这条运道是长安朝廷及其禁卫军的生命线，扬州（淮南）和汴梁（宣武）的节度使通常是宰相级的朝廷重臣。“李愬雪夜入蔡州”是长期斗争的戏剧性概括，将最后的功劳交给李愬这位皇亲国戚，其实黄头军数十年的血战才是歼灭李忠臣－李希烈叛乱集团残余的主力，其他各镇只是虚应故事地参战。这场战役的胜利保证了晚唐朝廷的生存，确定了西北军的朝廷柱石地位。忠武诸将忠于朔方军的传统，虽长安陷落仍不动摇。他们放弃了趁乱扩张势力的最好机会，为剿灭黄巢及其余部秦宗权付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结果落入机会主义者朱全忠手中。他们为唐室复仇，与恩主同归于尽，充分证明了唐太宗及其继承人为什么更喜爱这些“忠一人”的诚朴蛮族。

义成镇和忠武镇的性质非常相似，源于李光弼麾下的昭武九姓（中亚部族）。他的继承人段秀实和马麟都是西北军的旧班底，对朝廷比较忠诚。因此，该镇经常交给宗室或大臣统率。然而正因为如此，义成镇无法维系忠武的军事传统。他们首先无法抗击黄巢，最后又无法抵制朱全忠。横海镇和深翼镇的性质非常相似，是朝廷部署在河朔藩镇后方的伏兵。因此两镇时兴时废，节度使大多不得善果。神策军旧将牛元翼为朝廷牺牲了全家，朝廷也无法保护他。昭义镇横跨太行山两侧，目标就是破坏河北藩镇的地缘政治完整性。该镇最初是朔方军的分支，但接收了投奔朝廷的众多东北系番将，无法维系稳定的部落军事传统，同时又处于危险的地缘环境，承受了巨大的战争压力，结果形成了特殊的“武化”社会。昭义镇将吏治国家的精神用于军事训练，将科举优胜者的特殊待遇授予军训优胜者，从山民当中培养出一支强悍的步兵，在东北系和西北系蛮族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河东镇和河中镇最初也是朔方军的班底，李光弼平叛的主要基地。太原是朝廷的北京，河中是长安的门户。只要朔方军仍然能够保卫朝廷，朝廷就绝不会将这两镇交给外人。只有在西北各军的内附蛮族已经无法抵抗沙陀新人的时候，朝廷才会无可奈何地签署自杀委任状。

邠宁镇和振武军也是朔方军的分支，两镇创始人白孝德和浑瑊都是李光弼麾下的蛮族将领。只要江南漕运仍然足以供养朝廷，他们的给养就能保证他们的忠诚。如果淮南节度使不能得人，西北的资源就无法继续招徕蛮族武士。两镇逐渐空壳化，最后遭到邻近藩镇的吞并。黄巢之乱以后，这样的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凤翔、泾原、定难三镇最初也是西北蛮族的军事体系，但很快就变成应对吐蕃的主战场，接受各地藩镇的援军。在战争的高潮，神策军的系统一度占据了优势。吐蕃战争平息后，西线各镇的军事体系已经高度混杂。漕运中断后，各镇相继退化。他们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孤立的地缘形势和吞并的得不偿失性质。定难军开拓河西、回纥和吐蕃部落，仍然无法完全替代朝廷提供的给养。从西夏的角度看，宋人的岁币和唐人的补给，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朔方军源于安思顺和哥舒翰的经营，产生了郭子仪和李光弼，在安史之乱中挽救了朝廷，是亲朝廷各镇的共同母体。然而，子代各镇的繁荣无补于母体的厄运。神策军的崛起和李怀光在河中的失败给忠诚的西北部落联盟以沉重打击，朝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更出卖了自己和自己的最可靠支柱。他们虽然知道李怀光的叛乱和仆固怀恩的叛乱一样，主要是朝廷恩将仇报的结果，然而他们绝对不能认错，因为其他各镇勤王的动机就是想要瓜分河东和河中的土地。自李光弼平叛以来，河东高地一直是能够拱卫朝廷的真正核心。朔方本镇偏远孤立，只适合补充部落后备军。李光弼为朝廷经营的防线，因李怀光而必须交给外人和敌人破坏。朝廷的敌人以忠诚的名义，毁灭了朝廷的朋友。此后，耗尽精力的母体不再为朝廷生育新的忠武军。神策军虽然得到了朔方军争取不到的资助，仍然迅速退化为权贵子弟组成的仪仗队。西线各镇失去了西北边境部落的武士补给，渐渐退化为寻常的流氓无产者佣兵。朝廷蒙难之日，他们没有表现出朔方军东方继承者的忠诚，尽管他们的利益和存在本身远比后者更加依赖朝廷的安全。唐昭宗的朝廷接收了黄巢和沙陀人留下的残局，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一个李光弼可以指望。蛮族保卫者的游戏行将结束，流氓无产者的天下呼之欲出。沙陀人的天命就是结束蛮族为人作嫁的不光彩历史，为建国者和征服者的新角色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