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秩序的涌现
猎头是文明前夜的政治德性和组织催化剂，直接决定了各部族后来的历史路径，其重要性超过以后其他各种因素的总和。浙西的史前部族习惯以豪奢的墓葬、精致的祭器相互竞争，武器制造业严重落伍，死于冲突和屠杀的人数寥寥无几，结果未能突破国家形成的阈值。最后，吴越各邦的建国只能依靠北方和西方征服者的刺激。关陇、河洛、海岱、巴蜀区域的选择或演化都产生了向暴力集团倾斜资源的路径，从而率先实现了文明突破。猎头本身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祭司阶级和军事阶级，却启动了有利于这些阶级产生的恶性竞争机制。我们如果运用生物学类似的演化模型，就能看出收割者阶级在系统内的地位酷似捕食者。捕食者一旦产生，生态系统的演化就会骤然加速，物种的复杂性也随之急剧上升。在地理隔离的不同区域，演化速度的差异会造就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欧亚大陆和美洲、澳洲的情况就是这样。一旦地理隔离撤除，缺乏强大捕食者的生态区就会大祸临头。物种灭绝和替代需要的时间极为短暂，数百万年没有明显变化的生态系统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就会面目全非。世界各民族的传说都将黄金时代放在文明产生以前，其中蕴涵的真理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敢于想象和承认的程度。
海岱集团的人狩规模之大、组织能力之强、持续时间之长、资源整合之有效、理论之完备，都是其他文明集团所不能比拟的。即使在全世界的上古文明当中，他们的嗜血和贪食都是非常突出的 [57] 。殷商崛起的最初四百年间，战无不胜的田猎祭司－武士团将严峻的考验加诸黄河上下游的所有大型生物。在他们的世界秩序中，猎物和俘虏享受了相同的待遇 [58] 。在他们的工厂中，异族和动物的骨头都是制作器皿的原材料 [59] 。他们的猎人技艺高超，擅长射击猎物（俘虏）的非致命部位，保证祭品的新鲜 [60] 。他们的祖先和神灵将宗教的神圣赋予战争的热狂，将维护秩序的正义感赋予田猎的屠杀 [61] 。他们的勇士身兼萨满之能，在酣战中召唤虎狼的精灵 [62] ，宁愿将伤痕累累的尸体用花椒腌制，也要保证返回圣地中商举行武士葬礼 [63] 。他们的人口不太蕃盛，但妇女像男人一样勇敢，统率三军并非罕见 [64] 。他们不爱节制和静穆，酷爱美酒和热忱 [65] 。在“周公式”礼乐浸淫的春秋贵族耳中，他们的《桑林》之乐充满了邪恶的恐怖，令人不寒而栗 [66] 。他们势力所及之处，邦国的诞生与毁灭用土著的肉体下注，前者往往不比后者仁慈。他们不是杀人魔王或恐怖分子，而是崇高使命的执行者，像猎杀毒蛇猛兽的赫拉克勒斯一样自豪。
当莘邑和盘龙城的田猎次第展开时，先祖先公的德性似乎所向披靡，注定会给神子神孙留下越来越秩序井然的世界。然而，就在这时，德性银行的周转似乎出了大问题。野人的群落不再像以往那样狼奔豕突，仿佛发现了另一种秩序。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秩序是德性的产物，德性仅仅属于神族。野人没有勇气，没有德性。他们的发明只是真正德性的赝品，居然想用士师的仲裁剥削武士的战利品。野人当然喜欢讲仁义的仲裁者，就像挤在一起取暖的牛羊喜欢没有虎狼的避难所。他们逃避战斗，却发明了积德和德化这样自相矛盾的概念，用这些极不道德的手段将西部和南部的狩猎场都破坏了。我们的王武乙决定在西方举行一场大狩猎，让大家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德性，却莫名其妙地没有回来。卜辞如此含混不清，以致我们的智者都不知道怎样解释。野人却到处宣扬我王遭遇天罚横死，仿佛先王先公以外还有其他什么神秘力量似的。奇怪的是，以后的情况当真越来越乱。帝辛不知道发现了什么征兆，开始提拔没有德性的庶民。先王先公本来应该生气，却保佑他在东方捕获了大批猎物。微子虽说本来没有多少德性，也不该这样不知自重，去跟那些一点德性都没有的野人鬼混。
传统史学将礼仪性战争取代无形态战争的漫长历史简化为戏剧性的“周公制礼作乐”，大大增加了周公可能是来库古式人物的可能性。因为这种神话人物之所以诞生，就是为了以“诗的真实”浓缩和概括过于繁杂的“历史真实”，以更加可靠的方式增加后人的理解力。以文化子系统演化的正常历程论，礼仪性战争的产生应该比传说的周文王积累仲裁者威望早得多。战争造法在先，宪制秩序内化居次，最后才会出现宪制秩序的国际化。人类已知历史产生的所有自组织系统几乎都循以上程序展开，周礼系统没有多少例外的理由。周文王也是神话人物的可能性虽然较低，但后人将几代人之事迹集中在他一人身上的可能性同样极大。如果我们假定 “太王剪商”“季历见证武乙西征不反”“文王仲裁者秩序席卷河渭江汉”构成同一演化进程的三个阈值突破点，或许更接近于本应发生的历史。
自组织展开其内在可能性，速度大抵是恒定的。然而正如每日倍增的莲花，在扩展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超不出荷塘的一小部分，肉眼看来仿佛增长很慢；占据荷塘一半面积后，只用一天时间就把全部水面吞没了，肉眼看来仿佛增长突然加速，其实速度跟原来一模一样。文王所在的历史时期，大概就相当于荷塘的最后一天，表面看上去最重要，其实结局已经注定了。礼乐规则子系统的变异产生期最有可能位于太王避狄到剪商之间。在这段时间内，弱小的周人有强烈的动机逃避殷商式战争的酷烈。殷人的丰富资源具有压倒优势，能够承受这种战争的必要成本，然后通过必然会有的战利品收割赢得充分补偿。周人资源匮乏，完全可能在补偿实现前流尽自己的血。狄人的战争方式仍然属于史前时代，因此周人尝试或偶然的规则创新有充分的实验－试错余地。太王的玉璧之赂发挥了相当于印第安酋长“和平之烟”的类似功能，促使当事各方发现降低战争成本的好处。“化干戈为玉帛”的礼仪一旦完成内部的自组织，就会以稳定的速度向外扩散。在扩散过程中，仪式化战争的仪式程序本身就会刺激仪式化仲裁的亚程序产生。周人作为礼乐最先巩固的邦国，自然最有机会攫取仲裁者地位及其巨大红利，正如最先树立信誉的银行有巨大机会，在其他晚出的银行树立信誉以前吸收它们的潜在客户。
遥远的殷商发现西方的新秩序整合，已经为时太晚。武乙的战争机器无疑能够粉碎羌方的一个或几个邦国，但周羌联盟及其外围盟国已经锁闭了西方的所有资源，使外来者没有机会离开。“逆天”“天谴”“雷震”的天方夜谭 [67] 委婉地暗示了一场颠倒猎人和猎物秩序的马加比式大屠杀，犹如周昭王溺死胶舟的罗曼司 [68] 掩饰了六师尽没的可耻败局。周人为了掩盖背叛的耻辱，而殷人为了掩饰失败的耻辱，各自发明了无数替代性神话。后世儒生为了发扬理性，消除神话因素，展开了整理历史的系统工程。他们在整理过程中，删除了包含重大秘密的神话，保留了掩饰秘密的罗曼司，为了弥合前后矛盾的地方，自己又发明了许多更不可靠的解释。这些解释插入原始记载，再也无法鉴别。因此，完全复原历史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依据时代背景和因果相承的合理与否，并非不可能从混乱中厘清若干线索。
殷人在其霸权的最后岁月，已经无法调整世界图景。如果他们的理论正确，野人不应该有德性。如果他们的理论错误，那么内外有别的世界体系就完全垮台了，祭祀和殖民都将丧失意义。巫史文明结束了天真时代，依靠一种精神分裂式的手段维持破裂的世界。他们一面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坚守祖先的世界秩序；一面在事实上承认了西方和南方的禁区地位，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援救最后几个忠于商文化的藩邦。作邑殖民的意志消失殆尽，羌方人牲和南金宝器的损失无法弥补，然而祭祀仍然必须照旧举行，大狩猎只能转移到东方。上层人物对祖先的巫术不再深信不疑，也就同时丧失了团结和互信的保障，各自乞灵于违背规则和理论的小动作。革新派煽动没有德性的庶民，保守派煽动没有德性的野人。祖先的巫术对此没有应对手段，因为祖先万万想不到这种荒谬的事情居然有可能发生。
天下万邦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吸入礼乐仲裁者的世界秩序。他们坐以待毙，听任野人的绞索勒紧。也许在他们的世界中，这些事情像武乙的失败一样不可能发生，所以就没有发生。帝辛在现世生命的最后一刻，从容登上鹿台 [69] ，在宝贵的玉器环绕下自焚 [70] 。即使周人的诽谤也无法掩饰，这些仪式都符合殷商祭祀的传统。玉器就是法器，用于转输天地之间的德性 [71] 。祭坛的方位和结构越适当，卜卦的效果越好。殷商巫史研究这些绝学，态度就像现代科学家做实验一样一丝不苟，因为实验参数的毫厘之差都可能酿成大祸。最后一位巫师－国王聪明绝顶，肯定拥有野人闻所未闻的秘传知识。他没有畏罪自杀的可能，正如科学家没有可能害怕反咬一口的实验动物问罪。如果有什么力量能够问他的罪，那也只能是先王先公和遭他迫害的族人。科学家在危急时刻会开发平时不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巫师在同样的情况下就会做秘传大法。如果殷商核密码箱内的王牌法术足以导致已知文明世界的毁灭和巫师守护人的德性转输，丝毫不会令人惊讶。我们无须怀疑：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内，他自始至终都是胜利者。
相反，周人在类似的情况下，选择衔璧、牵羊、抬棺请降，以便配合胜利者表演慷慨宽恕的骑士精神。也就是说，周人承认：在同侪的竞技中，总有某一方非失败不可。博弈各方一致承认“正当的失败”，乃是礼乐文明的根本。投降仪式构成暴力的底线，凝聚了良性秩序演化的精华。殷人没有投降仪式，印证了田猎屠戮无底线的考古学证据。猎人对猎物没有底线不底线的问题，万一死在猎物手中也没有什么正当不正当的问题。孔子心悦诚服的“郁郁乎文哉”，归根结底是有形态战争的外溢。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72] 。”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73] 。” 这两段话用理科的语言解释，就是说人本主义的政治德性属于仪式性战争衍生的子系统。
殷周之变的鲜明特点是人本主义的胜利，但人本的基础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历史传统。礼法是涵盖了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长期传统，否则它无法阻止理性行为主体通过短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陷于囚徒困境。对末人而言，“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畋，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 [74] ”的逻辑等于要求当事人为其他人牺牲自己。对他和他效忠的君主而言，竭泽而渔的决策才是理性的。如果他们为“百世之利 [76] ”牺牲“一时之务 [75] ”，只会有利于其他竭泽而渔的理性决策者。无论他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反正明年肯定既无鱼也无兽。他们能做的最佳选择，不外乎保证自己眼前有鱼有兽——也就是保证了其他人眼前和将来都无鱼无兽，避免了这种最坏下场落到自己头上。宋襄公的没落和暴秦的崛起正是理性博弈在现实政治中的体现。文明人类理性解构导向自杀性的虚无主义，结果只能将历史舞台让给缺乏理性、敬畏神明的愚昧蛮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