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蛮族与士族
中原板荡，以洛阳为中心。越接近中心，人口损失越大。越远离中心，人口损失越小。祖逖时代的豫州豪杰、坞主在他去世后的数十年间，相继撤退到淮西。齐、梁之际，他们又撤退到合肥。他们为南朝供应了大批名将，但正因为其军事传统，跟偃武修文的士族门阀格格不入，最终变成了侯景的支持者。青州曾经是曹公的主要兵源，在匈奴人的蹂躏下，可以编列户籍的人口一度下降到三百户。东方各州的流民首先撤退到徐州，然后集中在京口，构成北府军的基础。西部各州的流民集中在襄、邓一代，侨置雍州。只有在凉州张氏和幽州慕容氏的治下，士族的组织和文化得以幸存。前秦灭亡的大乱结束后，西凉取代了前凉的地位。南燕将河北的合作者带到广固，奠定了东齐门第的基础。代人的后裔北魏接收了西燕和后燕的遗产。最后，魏孝文帝将各地名门的代表集中到重建的洛阳。
燕、代系鲜卑人取代匈奴系和氐羌系，地缘和外交的因素明显超过了宪制的因素。他们距离京、洛最远，染指京、洛的欲望最低，因此保存了元气，没有在最残酷的初期混战中消耗殆尽。北方的重新统一是阴差阳错的结果，因为燕、魏、秦、凉已经形成联姻、纳贡和相互承认的稳定体系，导致战争的烈度急剧降低。除了朔方一隅之地的匈奴人，各邦都没有表现出背盟的迹象。北魏和后秦都忠于自己的盟国，尽管他们都处在背叛盟友、趁火打劫更为有利的地位。这种高度的政治道德只能存在于复杂的博弈体系内，自战国以来已成绝响。蛮族入侵恢复了晚期文明丧失的政治道德，本身就是新一代文明孕育成熟的积极征兆。其实，北方的多国平衡体系对南朝最为有利。刘裕的北伐消灭了最缺乏侵略性的各邦，破坏了北方国际体系的动态平衡，结果为他人作嫁衣裳，一手造成了对自己最为不利的统一局面。北魏的政治家最初没有表现出统一北方的远见和欲望，却以不大的代价继承了敌人愚蠢的馈赠。除晚期罗马消灭亚美尼亚、后世宋朝联金灭辽以外，人类历史很少出现如此拙劣的战略布局。
无论如何，鲜卑人的胜利就是北方士族的胜利。蛮族各邦当中，他们效忠东晋的时间最长、儒化最深。辽西慕容氏早在永嘉之乱以前就开始改用儒冠儒服。大多数蛮族国家实施双轨制，郡县和种落并列，分治不同种族。慕容氏宁愿用自己的贵族担任吏治国家的重臣，用各郡大族担任次要和地方的职位，使双轨制变得不必要了。这种共治体系酷似南朝的士族－庶族联盟，基本上排除了重建封建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慕容氏的宪制下，鲜卑贵族有士族化的倾向。在匈奴和氐羌的宪制下，地方豪族却有封建骑士化的倾向。《陈安之歌》 [186] 、仇池杨氏 [187] 和新平父老都暗示了另一条可能的历史路径，但国际格局的演化最终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北方门阀在慕容氏统治下，已经习惯了共治体系。拓跋氏取代西燕和后燕以后，立刻袭用了慕容氏的体系，征召各郡门阀到平城任职。
北方民间佛教之盛，较之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北朝士大夫受印度化的影响却远不如南朝的同侪，主要是享有“落后优势”。很明显，天下大乱时能够及时逃跑的人肯定是政治上或文化上地位较高的人，留下来等待宰割的只能是落伍者。北朝士大夫就是落伍者，因此他们理解不了精微的佛法先进文化，只能保守东汉经学的陈词滥调。匈奴人和羌人的宫廷文化程度较高，跟西域的交流较多，早已浸淫佛教文化，以供养高僧为荣。拓跋氏的宫廷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落伍者，因为文明开化较晚，保持了原始多神教的信仰。北魏和后秦联姻时，佛教宫廷的公主甚至遭到多神教祭司的刁难。士大夫的落后意味着宗族自治能力强，才智个人主义不发达。宫廷的落后意味着部落的组织资源和习惯法保存比较完整，政治德性和战斗力衰退较慢。两者犹如天作之合，共同排斥更加文明、腐化的玄学和佛教文化。如果蛮族武士和民间佛教结合，或许有机会产生类似日本的封建体系。如果士大夫接受南朝的玄学和佛学，则毫无疑问会丧失重建世界帝国的机会。李冲和冯太后的宫廷重建编户齐民的蓝图，主要来自西凉经学家保存的东汉制度。
西凉殖民地保存古老的经学，洛阳的魏晋名士则竞相以谈空说玄的新文化为荣。“礼失求诸野”（中心区演化速度高于边缘区）是复杂系统的普遍现象，不限于儒学。英格兰王国保存封建自由的古老遗产，同样是因为边缘区的历史时间表比欧洲大陆慢。魏晋名士是文明烂熟时刻的典型精英，骄傲、脆弱、敏感、任性，将才智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将一切同侪责任视为束缚。他们复兴庄子、发扬佛学，主要是看中了这些理论的解构主义功能，适合锯断自己坐在上面的树枝。解构主义者是洪水的召唤者，原本就没有机会活到洪水以后。他们已经完成了清场任务，将重建工作留给蛮族和殖民地的乡愚保守主义者。经学保守主义者发挥了历史制造者的作用，使蛮族武士跨越封建贵族阶段，直接进入宫廷权贵阶段；使蛮族部落越过封建主义阶段，直接跃入吏治国家。
门阀是蛮族武士和华夏士族的天然结合点，阶级同盟自动产生文化边界。蛮族通过经学教育去封建化，转化为门阀。士族通过垄断乡曲准封建化，转化为门阀。新门阀很快就不再区分血统，而是以婚姻和教育划定边界。蛮族原有的氏族组织瓦解了，再也无法复原。儒学再度发挥了精英融合的作用，将夷夏之别转化为阶级分野。崔浩看到新秩序正在涌现，乃以宪法制定者自任，企图整齐人伦，奠定门阀社会的永久性基础，保证经学传统免遭异教的侵蚀。但他操之过急，同时开罪思想狭隘的贵族、冒充名门的新人和野心勃勃的僧侣，因而身败名裂。数十年后，他开创的工作由魏孝文帝完成。时间消除了崔浩当年不能克服的大部分困难，皇帝的灵活态度避免了崔浩一味固执的许多纠纷。大批“薛起宗”式的蛮族或新人利用皇帝的宽容，挤进了门阀的行列 [188] 。
“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一易主 [189] 。”实际上是在说：北朝以君为统，以臣为辅；南朝以士大夫为统，以君为辅，政治上相互敌对的各王朝都必须主动接受侨姓士族确定的法统才能实施有效统治（表现为“王谢百年卿相”）。魏孝文帝明知南朝法统对绝对君主个人并不有利，仍然只能把南朝作为他汉化改革的样板，因为这是北朝争取正统性的唯一途径。查理曼类似的企图失败了，欧洲才得以避免二度拜占庭化的噩梦。北朝在这方面的胜利，将汉魏都难以想象的吏治国家强化版带回远东，浪费了蛮族入侵带来的新生机会。门阀将蛮族武士变成了食禄者，使部落失去了天然保护人。此后，“离散诸部”的基本国策才能真正付诸实施 [190] 。一千多万蛮族的编户齐民化彻底摧毁了各族的传统和记忆，将他们变成了他们祖先灭绝的魏晋顺民同侪 [191] 。他们的长吏多半来自魏孝文帝划定的低级门阀，自称或冒称华夏士族的后裔，负有儒学教化的使命，将汉魏衣冠和姓氏灌输给帝国毁灭者的后裔。拓跋氏的社会实验政策异常审慎，几乎与北魏一朝相始终。东魏灭亡时，北齐“复汉魏衣冠”已经水到渠成。关陇的胡化程度更深，墓志碑铭的胡姓直到唐初才消失。
拓跋氏的外戚贺讷部多次反叛，最后灭亡。入仕朝廷的君长被纳入门阀系统，分散到州郡的贵族则渐渐泯于齐民。同时，尔朱氏这样的戍边部落仍然保留了半部落半封建的体制。部落大人获得了“领民酋长 [192] ”的汉文官称，但封建采邑的权利仍在。 [193] 出身、地位相同的武士分别落入朝廷、边镇、州县的不同系统，待遇就会出现极大的差别，使后两者心理失衡。这种强烈而普遍的不公正感构成了六镇叛乱的重要原因，且根本原因不在灵太后母子的昏庸，而在北魏宪制改革的进度超出了部落社会的承受能力。河阴大屠杀本质上是部落－封建主义者对门阀－文治主义者的阶级报复，企图将魏孝文帝创造了新士族联盟从历史上抹去。世家大族的勤王之师没有能力对抗六镇胡骑，正如袁绍的关东联盟无法对抗董卓的西凉－羌胡军队。他们只能收买尔朱荣阵营的旁系高欢，形成类似南朝士族－流民渠帅的跨阶级联盟，向后者拱手称臣。门阀对吏治国家的依赖性直接源于他们的军事跛足性质，文治主义是他们约束胡人－寒人武装阶级的唯一手段。天保改制对北齐的意义，不亚于太和改制对北魏的意义。门阀再一次选择了文治主义，谢绝了封建主义的痛苦和机会。
宇文黑獭的武川集团缺乏有力的士族合作者。所谓“关陇集团”与其说是关东士族或江东士族的对应物，不如说是六镇胡骑或流民武装的对应物 [194] 。因此，他们缺乏重建或复制吏治国家的士大夫基础。柱国制和府兵制的封建性比关东豪杰的州郡民兵强得多，构成北周征服北齐和南朝的基础，遗德及于隋唐。武川军事体制与其说是一种设计产生的固定制度，不如说是部落封建郡县蜕化三部曲的慢节奏版本。八柱国、十二将军和二十四军府其实是部落武士入驻关中平原的殖民点，构成劫后农村的秩序中心，为邻居免费提供安全保障。朝廷以授地代替军饷，因为关陇荒残，不缺无主土地却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府兵的作战半径不过渭水流域，完全能够自费承担。最初的府兵大抵是胡人或胡化的各种浪人，像西周在东土的殖民团一样封闭，不准他们的邻居和被保护人分享军事荣誉。最后的府兵已经蜕变为农民当中的富户，在文化上和种族上泯然众人，越来越不愿意冒倾家荡产之危险去遥远的辽东或安西，而是乐于出钱给官府代雇胡人或浪人佣兵。在起点和终点之间，府兵一度掠过“费省而兵劲”的抛物线最高峰。可惜这种状态既不能持续，也不能人为设计。浅人总是将幸运当成美德或成就，因此永远不能理解真正的脉络。
苏绰父子的“周政复古主义”最初不过是文饰关陇集团缺乏文治资格的自卫性意识形态，最后却意外地发挥了延缓组织资源衰退的效力。相形之下，文明太后和魏孝文帝的改革却是一剂强效的历史加速药。部落君长飞速越过封建阶段，几十年就走完了春秋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历史进程，进入吏治国家的全盛期，然后重蹈覆辙。毋庸置疑，《周礼》制度比东汉经学保留了更多的封建遗产。陈庆之惊叹洛阳衣冠文物之盛，自命正统的江东士族望尘莫及。庾子山入关，就没有同样的感受。颜之推原本随行入关，却在砥柱渡河投奔北齐。高欢担心士人投奔江东，武人投奔关西。这些现象都在暗示，关陇集团对士族缺乏亲和力。学阀－士族是假贵族，对应文明的晚期。骑士－领主才是真贵族，对应文明的初期。早熟就是早衰，世界帝国总是属于最后的民族。关陇集团介于两者之间，因此比垂老的江东和早衰的关东更有继承世界的资格。然而，即使关陇集团也加速掠过了自己的青春期。远东的二期文明一开始就以盛夏的姿容面对世界，只能向古典华夏寻找春季的记忆，结果始终无法越过诸子时代的天花板。